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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现状与综述时间: 2016-09-15信息来源:胡元林 孙华荣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环境规制作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全新变量,在关注环境效益的同时势必会影响企业绩效,有效的环境规制应在环境效益和企业绩效之间寻求平衡。围绕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文献梳理,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三个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评述,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绩效;重污染企业;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6)01—094—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关键因素及作用机理——以重污染企业为例”(71362023);昆明理工大学人才培养项目“企业业绩评价模式研究及我国的现实选择”(KKZ3201108018)
     作者简介:胡元林(1971~ ),男,湖北仙桃人,管理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Curren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view
HU Yuanlin, SUN Huarong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93,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variable influenc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ot only concern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but also affects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ul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effec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look through the literatures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heavy pollu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what, how, how muc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fluence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inall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urrent research in order to give some implic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heavy pollution enterprises; influence mechanism
 
     1 引言
 
  近年来,由水、空气、重金属、化学品污染引发的突发环境事故时有发生,一些地区污染排放大大超过环境容量,其中重污染企业对生态环境危害极大。重污染企业是我国GDP的主要贡献者,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解决就业功不可没;同时,电力、钢铁、建材、电石、焦炭等重污染企业集中行业是我国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主要“产生者”,也是多数环境纠纷和事件的“触发者”[1]。对重污染企业进行环境规制一直是国家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这不仅关系到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更是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
 
  环境规制是指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订实施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的总和。依据政策工具的强制程度可将其分为三类:直接规制(标准、命令与控制)、经济工具(税费、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等)和“软”手段(自愿产业协议、环境认证方案等)[2]。面对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环境规制日趋严厉,不仅从环保标准等技术层面对企业进行约束,继续推行“总量控制、责任分解”的环境治理总体政策,还直接干预资本市场,调控资金投资方向,如2007年实施绿色信贷,2008年推行绿色证券,2010年要求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布年度环境报告, 定期披露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守法、环境管理等方面的环境信息。
 
     严格的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技术创新,发展环境友好产品[3],这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但势必对企业绩效产生较大的冲击。而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影响性质、影响因素、影响机理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存在诸多争议。尽管环境问题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企业而言并非如此。在机会主义行为在决策中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加追求自身的微观利益。因此,只有将企业绩效同环境规制结合起来,既关注环境规制的环境效果,又关注企业绩效的提高,才能保证企业和社会获得双赢。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可为企业适应规制提高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基于此,本文以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nvironmental policy、competitive performance、competitiveness 等相关术语作为关键词检索文献,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的相关文献和博士论文,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现状,进一步指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2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研究结论尚不明朗。在文献上主要有“传统假设”“波特假设”和“不确定性假说”三种理论之争。
 
     传统假设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助于一个目标实现的同时必定会伤害另一个目标。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之间总是此消彼长的,如何平衡社会的环境保护意愿与企业的经济负担就成为一种两难选择问题。因此,环境改进成为一种角力战,导致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僵局。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和绩效。在实证研究方面,传统假设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如Gray & Shadbegian[4]从环境成本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了美国纸浆业和造纸、石油冶炼和钢铁工业的情况,发现环境成本与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即环境管制较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度均比环境管制宽松企业的低;Brannlund[5] & Stanwick[6]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是负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
 
     传统假设在1991年后受到了极大挑战。波特[7~8]认为:适当设计的环境政策可以激发创新与生产效率收益,部分或全部弥补企业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甚至会产生净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会导致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来自于“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波特这一观点通常被称为“波特假设”。在实证研究方面,波特假设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Nishijima[9]研究了日本部分企业情况后发现,当企业面临高效率利用能源和低水平排放污染的压力时,其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水平有所降低,并且,还获得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Hurt & Ahuja对美国127家大企业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Lanoie[10]通过对欧盟4200家左右企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环境准入规制不仅可以促进一些类型的环境创新,而且还可以带来降低成本的创新。黄德春[11]利用模型分析了海尔企业环境规制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增加企业费用成本的同时,也会通过刺激创新来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费用成本;张三峰[12]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及其强度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且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的环保投入越大,生产率越高,二者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赵细康[13]、秦颖[14]等人的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环境准入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相互协调的促进关系。
 
     除上述两种理论外,目前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研究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不确定性假说”。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实施环境规制的时机选择也具有差异性,这将导致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215]。正如Lanoie等[16]对加拿大17个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率间的关系取决于时间的长短:短期是负相关的关系,而长期是正相关的关系。我国学者张嫚[17]提出企业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致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解垩[18]采用DEA方法考察了我国1988~2004年度31个省区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生产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影响关系。傅京燕、李丽莎[19]认为环境规制与我国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呈“U”型关系。同样王爱兰[20]、张红凤[21]等也认为环境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是动态的,其受企业内外等因素的影响。
 
     3 环境规制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环境规制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积极探索的主题,目前已经形成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条主线是从公司行为视角入手,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差异化、环境管理、企业投融资等行为因素的影响;另一条主线是从公司属性视角入手,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股权结构、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企业规模以及财务状况等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现从这两方面进行综述。
 
     从公司行为视角入手,学者们均认同决定企业竞争力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本,二是产品差异化[19]。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两个主要因素来传导的。“传统假设”主要强调环境规制对被规制主体带来直接成本从而认定其竞争力必然受损;除此之外,Jaffe等[22]在对环境规制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时,还发现环境规制会引发“挤出效应”(crowing—out effect),即企业在进行满足环境规制要求的投资后反而会挤占企业在其他方面的投资,最终妨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 波特假设”在承认直接成本存在的同时,认为规制对创新的刺激可能为被规制对象带来直接的正面效应,会产生“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甚至改善其竞争力,从而获得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局面(图1)。国内学者张嫚[17]认为,环境规制通过建立企业环境资源利用的付费机制,影响企业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与获利情况。马中东等[23]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认为不同企业所面对的内外部因素的差异使得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和差异化的影响程度不同,进而会影响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和竞争力。傅京燕[19]提出环境规制通过强迫公司检验生产结构和商业模型来帮助企业克服组织惰性。
 
 
 
  Buysse & Verbeke[24],Cabugueira[25]则进一步探讨了环境规制影响公司竞争力的传导机制,认为规制压力迫使公司管理层将环境因素纳入到公司战略中,环境管理是帮助公司适应环境规制的重要工具,而公司是否实施积极性环境管理的关键在于管理层对环境规制重要性识别的管理感知(managerial perception)[26]。因此管理层如何理解环境规制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步骤。高层管理者越重视环境问题,则公司对环境问题的投入就越大[27]。如果管理层认为环境规制是公司的威胁,他们将抵制反对进而限制创新和变革;相反,如果他们认为环境规制是公司的机会,管理者可能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如采用创新技术、加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等手段来利用规制创造价值,管理感知将影响企业的环境管理[28]。积极的环境管理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产品差异化[29],进而提高公司财务绩效。
 
     从公司属性视角入手,国内外学者目前主要探讨了环境规制与市场结构、股权结构、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企业规模以及财务状况等内外部因素的关系。
 
  环境规制的趋严会增加企业的遵循成本,这一方面会提高新企业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也会迫使部分无法满足规制要求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企业的最佳有效规模,让存留下来的企业规模进一步提升,实现市场集中度的相对提高。Pashigian的经验研究发现环境法不仅会降低被规制企业的数量,也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并且小企业的负担要远远大于大企业的负担;在环境规制下,小企业将更难以与大企业竞争。Dean & Brown验证了环境规制会对新进入企业产生壁垒效应,而被规制的老企业则能从中获益。近年来我国学者张成、于同申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认为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在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集中度[30]。马海良、黄德春[31]也认为环境规制通过设置绿色进入壁垒,提高市场集中度,导致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同时,大量研究注意到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环境行为有不同的影响。Hayami等也认为企业的规模是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企业规模同企业环境行为正相关;企业规模越大,采取更多的清洁生产工艺的可能性也越大。Gottsman等研究了企业财务状况与环境行为主动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好的经济绩效对企业采取主动环境行为有正面影响。另外,也有Downing等学者研究了企业成员尤其是企业领导人与管理层的环保意识、学习和认知过程、管理经验等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32]
 
     针对我国现状,国内学者近年来主要探讨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唐国平、李会龙[33]发现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重污染行业企业比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投入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许松涛、万红艳[34]认为环境规制限制了中央国企高污染投资项目的融资,有助于推动产业扩张,整合产业资源。关劲峤等[35]对太湖流域印染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进行选择,结果表明私营合资企业环保投入水平高于国有集体企业,中型企业环保投入高于小型企业。
 
     4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产生多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受变量选择、模型设计、行业属性、规制方式、企业规模及其区位等多因素的影响,正如Simpson & Bradford[36]所指出的,环境规制的影响取决于被规制行业的具体特点,行业不同,影响也不同,而且理论上也不太可能精确估计这种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环境规制、企业绩效的具体指标选择和模型设计存在着多样性,对研究结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表1)。Konar & Cohen[37]采取321家企业的截面数据,用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和环境问题未决诉讼来考虑企业环境行为,用托宾Q值来考量企业价值,发现样本企业因不当环境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到样本企业近10%的总资产价值,而且损失程度会因行业类型存在差异,化工企业可能会高达31.2%。Jaggy & Freedman的研究发现支持了以上观点。另外,不同规制形式对绩效的影响也不同。Hemmelskamp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直接规制在改进环境绩效方面是有效的。Jaffe等则认为市场化工具对发明、创新以及环境友好型技术的扩散拥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King等考察了“软”手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软”手段带来的正面效应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证据,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相反的例证。表1列示了一些经典文献的实证研究结论[38]
 
 
 
     我国学者张三峰、卜茂亮[12]利用调查问卷运用2种实证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0%,企业生产率相应上升0.5%和0.7%;同时,其研究认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不同的地理位置的企业生产率在面对环境规制及其强度时呈现不同的表现。李志学等[39]理论分析指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他认为:规制对成本、企业等因素的影响决定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命令控制型规制下,成本的受影响程度较大,从而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较大;而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制工具则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小。陈茹等[40]运用ML生产率指数测量了我国东部地区2000~2007年实施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考虑环境下的增长率比不考虑环境下的技术效率高,但是生产率增长低。张成等人的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企业的“ 遵循成本”,但这种关系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王兵等学者也从上述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各有差别。
 
     5 研究现状评述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环境规制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主题呈现出多样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结果复杂但充满启发,越来越多的文章出现了更加积极的结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研究逐步深化,并在以下方面形成了共识。
 
     (1)现有研究一致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会产生影响,并且利用实证方法进行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尽管现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有利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2)越来越重视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早期的文献聚焦于“传统假设”和“波特假设”之争来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是从竞争优势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或技术创新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视角逐步多元,现有文献从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特性等多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3)开始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探讨环境规制的影响问题。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国内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微观层面则集中在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本土企业、特别是对重污染企业绩效影响的系统分析。近年来由于环境形势的严峻以及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研究者纷纷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立足于中国企业的微观层面来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管理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评估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
 
     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研究仍是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
 
     一是研究视角分散,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统一的研究框架。囿于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范式之隔,国内外学术界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均从自身视角出发进行探讨,缺乏应有的连贯、融通、集成与整合;如何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下将多种影响因素进行整合来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是现有研究很少考虑到企业异质性问题。“传统假设”和“波特假设”均是建立在企业同质性假设基础之上的,未充分考虑企业内在的资源和能力。在环境规制下,并非所有的企业均会产生“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由于决策的路径依赖性以及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相同,企业对环境规制会有不同的“管理感知”,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会导致企业绩效的差异。这些薄弱领域,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来完善。
 
     随着环境规制预期的强化,企业只有在环境规制下调整自身行为创造绩效,才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因此,从理论上揭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从实证中探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和影响因素,明确企业在规制下的价值创造,既可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又可为企业完善管理、提高绩效,获得经济和环保双丰收提供了实际指导。
 
     参考文献:
     [1]李华友. 我国建立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的深层思考 [J]. 环境经济,2010(9):42~44.
    [2]Testa I F.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management, 2011, 92: 2136—2144.
     [3]Nakao Y, Amano A, Matsumura K,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Japanese corporations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7 (16): 106—118.
     [4]Gray W B, Shadbegian R J.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 regulation and plant level productivity [R]. Washington D C: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5]Brannlund R.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 long run analysis of the Swedish industry [EB/OL]. (2008—02—01). http://www.econ.umu.se/DownloadAsset.action?conten...Id=3&assetKey=ues728.
     [6]Stanwick P A. Stankwick S D. The 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siz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8 (1): 195—205.
     [7]Porter M E.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J].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 (4): 142—153.
     [8]Porter M,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9): 97—118.
     [9]许士春,何正霞,魏晓平. 环境管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个文献综述 [J]. 商业研究,2009(9):34~37.
     [10]Lanoie P.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Porter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11, 20 (3): 803—842.
     [11]黄德春,刘志彪. 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 [J]. 中国工业经济,2006(3):100~106.
     [12]张三峰,卜茂亮. 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J]. 南开经济研究,2011(2):129~146.
     [13]赵细康. 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4~28.
     [14]秦颖,武春友,徐光. 企业行为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关性分析与实证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2):129~132.
     [15]Barbera A J, McConnell V 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productivity: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0 (18): 50—65.
     [16]Lanoie P 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8, 30 (2): 121—128.
     [17]张嫚.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行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微观实施机制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8]解垩. 环境管制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 [J]. 产业经济研究,2008(1):19~25.
     [19]傅京燕,李丽莎.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 [J]. 管理世界,2010(10):87~98.
     [20]王爱兰. 试论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关系的影响因素 [J]. 中州学刊,2006(2):58~61.
     [21]张红凤,陈淑霞. 环境与经济双赢的规制内在机理与对策 [J]. 财经问题研究,2008(3):43~46.
     [22]Jaffe A, Peterson S, Portney P, 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5(33): 132—163.
     [23]马中东,陈莹.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分析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6):110~113.
     [24]Buysse K, Verbeke A.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 stakeholde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453—470.
     [25]Cabugueira M F M. Portuguese experience of voluntary approach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J].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04(15): 174—185.
     [26]Berrone P, Gomez—Mejia L 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integrated agency-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1): 103—126.
     [27]Stone G, Joseph M, Blodgett J M. Toward the creation of an ecooriented corporate culture: a proposed model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tecedents leading to industrial eco-orient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Marketing, 2004(19): 68—84.
     [28]Sharma S, Vredenburg H.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ly valuabl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 729—753.
     [29]Galdeano-Gómez E, Céspedes—Lorente J, Martínez-del-Río J.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spillover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horticultural firm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8 (8): 1552—1561.
     [30]张成,于同申. 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集中度吗?一个经验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3):98~103.
     [31]马海良,黄德春,姚惠泽. 技术创新、产业绩效与环境规制——基于长三角的实证分析 [J]. 软科学,2012(1):1~5.
     [32]孟庆峰,李真,盛昭瀚,等. 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9):100~109.
     [33]唐国平,李会龙.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 [J]. 财经问题研究,2013(3):93~100.
     [34]许松涛,万红艳.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 [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9):77~83.
     [35]关劲峤,黄贤金,刘晓磊,等. 太湖流域印染业企业环境行为分析 [J]. 湖泊科学,2005(4):351~355.
     [36]David S, Bradford R. Taxing variable co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ustrial polic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6 (16): 282—300.
    [37]Shameek K, Mark A C. Does the market valu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2): 281—289.
     [38]Francesco T, Fabio I, Marco F.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firm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 building & construction sector in some EU reg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1 (92): 2136—2144.
     [39]李志学,杨媛.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路径研究 [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1(4):81~82.
     [40]陈茹,王兵,卢金勇. 环境管制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东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J]. 产经评论,2010(2):74~83.
 
     (责任编辑: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