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挑战和机遇时间： 2016-11-28信息来源：王燕珺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公众生态意识觉醒却践行乏力；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无力；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挑战与机遇并存，文章认为，应通过生态教育途径，树立生态理念；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以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生态意识；生态治理；绿色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6）04—0033—0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生态现代化”（项目编号：TJKS13-002）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燕珺（1973—），女，天津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10.16331/j.cnki.issn1002—736x.2016.04.009
  (Tianjin Radio & TV University,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eco-civilization in China is faced with se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eco-consciousness of the public are awaking now but most of them can not practice eco-ac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s eco—management is ineffective; the model of economical development demands prompt changes. We confront the challeng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We should establish eco—idea by eco-education;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eco-protection, implement green development; change consumption idea and pattern; to response the eco-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consciousness; eco-management; green consumption
 
一、经济新常态的实质：实现五个转变
 
“新常态”是美国华尔街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国首次提出“新常态”是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①。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二者转换的关键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呈现的常态特征：一是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1978—2008年3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0.01%；二是产业结构发展失衡，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2008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6.3%，而第二产业为48.4%，这一数据直至2012年才基本持平；三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建设、出口贸易等方式拉动，对资源环境依赖性较大；四是区域、城乡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比较低。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反映，受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国际视角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危机后续效应持续发酵和释放，全球分工体系遭到破坏，各国寻求不同方式突围经济困境，各国经济增速放缓；从具体情况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深度调整经济结构的严峻挑战。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要实现五个转变。第一，经济发展速度的转变。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经济发展的历史蜕变，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向追求经济效益、质量转变。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01%，2009年为9.2%，2010年为10.6%，2011年为9.5%，2012年为7.7%，2013年为7.7%，2014年为7.4%，2015年为6.9%，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从“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从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投资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在3.6%～5.5%之间徘徊，除了2008年国务院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2009年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是8.1%。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新技术、新材料、新商业模式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传统经济支撑力量逐渐削弱。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转变。不断深化改革，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产业结构深度调整。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持平，同为45%，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6.9%，首次超越了第二产业（201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3.7%）。此外，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47.6%）与第二产业（48.0%）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体。2011年以来，消费支出对于GDP贡献率首次超越50%，而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自2011年以来呈现出负增长。第四，城乡、区域差别逐步缩小的转变。通过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战略，缩小城乡、东西差距，增加人民收入，共享改革红利。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到2013年的2.7万元，上涨了77倍。第五，居民消费由模仿型向个性化的转变。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绿色消费渐成主流，应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当前，正确认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形势，能够帮助我们研判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
 
文明是人类社会开化状态与进步状态的标志，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随着人类的发展而进步。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是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永续发展为宗旨，以建立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内涵，以自然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和人类再生产良性循环为取向的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王寿林，2013）。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知与行、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之间的矛盾，面临着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两个重大转变。
 
（一）公众生态意识觉醒和自觉践行的矛盾对立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一穷二白，因此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追赶世界发展的脚步，生态环境保护长久以来让位于经济发展。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日益严重。频发的自然灾害、资源能源的日渐枯竭、恶化的生存环境等已经引起上至党中央，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是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系统给了我们当头棒喝和沉痛教训背景下逐渐觉醒的，是在我国人民付出生命财产沉重代价下逐步被认识和广泛接受的。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官员政绩仕途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人们日常践行仍旧存在着知易行难的悖论。
 
我国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我国公众的生态意识正在觉醒，向好的发展趋势显著。据调查，我国公众生态文明的总体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上呈现出“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的特点（环保部宣传教育司，2014）。首先，公众对我国生态文明的认同度较高，主要体现在对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充分理解和支持，对我国大力加强保护农村耕地、水土、草场植被、森林持积极态度，对饮用水安全和关乎千家万户的食品安全给予特别关注。我国政府和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的关注、宣传和保护力度在民众生态意识形成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成效逐步显现，获得较高认同度。其次，公众对生态知识的认知程度还不高，主要体现在公众对我国生态文明概念、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基本内容的了解及其辨识程度还不高，说明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在总体上获得广泛认同，但是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了解的知识上呈现出“高了解率、低准确率、知晓面广”的特征。调查显示，在14项涉及生态文明的知识中，公众知晓数量为9.7项，全部知晓的仅1.8%（环保部宣传教育司，2014）。最后，公众生态文明践行习惯和行为较差，与生态文明意识初步形成存在反差，主要体现在普通民众在节约资源习惯的养成、理性消费、举报环境违法以及主动宣传生态文明的日常行为习惯等方面与生态文明意识存在差距，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观虽然初步形成，却不能把理性的生态文明意识外化为生态文明习惯和行为。归根结底，是我国生态文化还没有在全社会获得广泛认同，生态文化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行为形成悖论，实践中我国生态文明意识虽然觉醒，但自觉践行的行为却没有养成，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环境培育机制还不健全，氛围还不浓厚，生态文明行为养成任重道远。
 
（二）唯GDP论的政绩观导致生态治理乏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及资产阶级疯狂追逐财富的本质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基于此，资产阶级把资本奉为上帝顶礼膜拜，他们对于资本的疯狂追求，本身就具有反生态性。资本的统治具有明确的优先权：它自身的积累超越了所有的目标和价值，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惜牺牲自然与人类（乔尔·科维尔，2011）。资本的自利逻辑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征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护天然对立，这就决定了资本必然是反生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最大化这个“绝对规律”的利益驱使，资本家根本无暇顾及生态环境问题，最终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由此，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矛
盾的真正解决，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在制度上对资本进行引导和监管。在机制层面上，通过深化改革，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忽视资源、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在GDP中高速增长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应摒弃“唯GDP论”的政绩观，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环境保护法》，并在2014年进行了修订，将保护环境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政府治理的角度上看，尽管我国在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方面做到有法可依，但是生态治理乏力，不能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从政府的角度上看，在面临保护生态环境还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抉择时，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后者，以牺牲青山绿水为代价换取地方GDP的增长，换取地方政府官员的从政成绩单。很多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非绿色经济项目，一些因为政府官员要保证地方经济增长率、就业率，要向上一级政府递交“政绩”而存活下来；一些因为是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支柱而得到庇护，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使得地方政府很难痛下决心关停这类企业。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但是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目前还不能有效实施。2010—2013年，陕西省环保部门开出渭河流域水污染“生态罚单”累计1.6亿元，用于渭河流域生态污染补偿。但是，这些罚单最后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纳税人来埋单，政府官员并不担责。保护环境的责任如果不能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公众参与的角度上看，公众参与是生态环境保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正是有了普通公众的积极支持、参与、配合，才能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渠道不通畅，信息不对称，机制不健全，法律不明确，组织不完善。鉴于司法诉讼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高昂，公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境问题不到1%，生态赔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自1996 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王姝，2012）。这说明，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公众的重视，公众环保利益诉求日益增大。
 
（三）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催生绿色生态经济
 
2012年以来，我国GDP增幅在7%～8%之间，2015年下降到6.9%，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不会像以前一样年均超过10%，曾经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贸易两大动力引擎逐渐让位于消费需求，出现“中国制造”让位于“中国需求”和“中国市场”的趋势。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阵痛期，新旧产业与动力转换的衔接期。经济增速放缓让一些传统经济支撑力量逐步消减，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生态环境。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提出了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寻求未来经济增长新支柱的挑战。我国必须转变生产方式，通过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走内涵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由过去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从追求生产速度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追求发展稳定性、持续性转变，从高能耗产业向新兴环保产业转变，从牺牲百姓福利向共享改革红利转变。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必须构建科技含量较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经济新常态下，由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发展模式变革的持续发酵，无疑对缓解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来说是很大的利好。鉴于我国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创新经济发展新模式、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必然选择。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机遇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必须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紧紧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机遇。
 
（一）践行保护生态环境理念
 
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中，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资源战略，我国经济建设获得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却越来越严峻，环境压力日益增大。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生态文明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被确立下来，在政府的主导下，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宣传力度，使生态文明的理念逐步确立。近几年，环境问题影响百姓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雾霾天气、PM2.5等成为曝光率很高的词汇。2013年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被雾霾天气困扰，1～10月，全国有20个省区市出现持续性雾霾，全国平均雾霾日数达26天（张建忠、孙瑾、缪宇鹏，2014）。2015年全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持续性雾霾过程，重污染过程集中且频发，京津华北地区中小学还因重度雾霾污染而停课。雾霾天气给人们身体健康、交通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在物质条件改善后，蓝色的天空、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绿水青山成为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国应借鉴国外生态环境教育的成功经验，将环境教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从娃娃抓起，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中，规划并实施系统的生态环境教育目标，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使保护环境的理念外化为具体的行动。二战后，日本经历了被动的反环境公害（水俣病、哮喘病、骨痛病、米糠油）到主动环境保护的过程，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环境教育，在大学开展环境教育综合课程，培养环境保护技术专门人才。日本在环境保护国家立法、社会宣传、学校教育、家庭规范的协同一致作用下，使其国民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外化为具体行为，并自觉践行。这也就不难理解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上，一些日本球迷拿起垃圾袋捡起看台过道和赛场上的垃圾的行为。我国应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生态意识，树立保护生态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生态保护觉悟，规范人的生态保护行为，从日常行为规范、学校教育、社会宣传、企业和人的社会责任、国家立法等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实施。
 
（二）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关系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我国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挖掘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这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减少资源能源消耗，提升生产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奉行原生态教旨主义，只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不谋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我们也不能再走只注重经济增长、罔顾环境代价的老路。关键是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当进行环境评估，不能用生态代价为经济发展埋单，应将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我们应当摒弃资源依赖型产业，淘汰产能过剩行业，从产业链的末端向高端攀升，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发展经济的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应科学进行产业布局，合理划分各种功能区域，实施重点战略布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应转变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生态治理。从政府角度，一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政府通过法制建设、环境监管、经济杠杆等手段减少资本对于生态环境的副作用，积极引导发挥资本对于生态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限制资本逐利性的消极作用，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建设，提升环境立法的法律地位，完善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三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政绩观，把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改善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建立重大项目建设生态评估听证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众环境权利司法救济途径。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培育非政府生态组织，使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非政府生态组织，凭借其庞大的群众基础，利用电子社交网络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排污实施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有效进行环境监督，培育其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倡导回归自然的绿色消费模式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投资和外贸让位于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道路表明，资本增值和扩张的无限性同自然资源和社会需求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我国扩大内需、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不能用过度生产、鼓动消费甚至经济危机的办法来化解这一矛盾。当前我国排浪型模仿式消费模式正在逐步转变，消费需求呈现分化、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培育回归自然的绿色消费方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78年343.3元，1988年1180.2元，1998年5425.1元，到2008年1.58万元，这30年间增长了45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1.72万元，2010年1.91万元，2011年2.18万元，2012年2.46万元，2013年2.70万元，到2014年2.88万元，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201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万元，首次突破2万元。随着收入的增加，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重心发生转移，从低端商品驱动消费向高端体验驱动消费转变，从食品消费、生活电器消费、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逐步向旅游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等绿色消费转变。我国个性化消费意识大幅提升、从众性消费需求降低、炫耀性消费需求下降、圈子认同度地位上升、个性化消费需求多元化、绿色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改变了过去排浪型消费模式。我们面临着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挑战。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应积极引导全社会，建立生态生活方式，倡导节约、低碳、环保、健康的生活，转变排浪型模仿消费行为习惯，从商品型消费向文化消费、教育消费、服务消费转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良性互动。我们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绿色消费，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提倡健康适度的消费心理，不攀比、不盲从、不跟风、不浪费，弘扬高尚消费道德，在追求自然、舒适、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并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方式发生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契机和空间，同时也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挑战。在这种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应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砥砺前行，不断探索。
 
注释：
①习近平《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第1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
 
[参考文献]
[1]环保部宣传教育司. 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J]. 绿叶，2014，（4）：33—43.
[2]王寿林. 我国生态文明面临的挑战及必由之路 [C]. 重庆：“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会议论文，2013—11—08：168.
[3]王姝. 环境群体事件年均递增29% [N]. 新京报，2012—10—27（A05）.
[4]张建忠，孙瑾，缪宇鹏. 雾霾天气成因分析及应对思考 [J]. 中国应急管理，2014，（1）：16.
[5]（美）乔尔·科维尔. 马克思与生态学 [J]. 武烜，刘东锋，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199.
 
[责任编辑：唐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