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时间： 2019-11-29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01期 作者：肖金成 王旭阳 责编：qgy
【摘要】本文从正确理解绿色发展内涵、开展重点地区环境整治、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创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探讨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路径。
一、正确理解绿色发展内涵，坚定绿色发展信心
绿色发展，是将生态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特征，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发展方式。所以，绿色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发展，只是在发展方式上更加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要求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但是，一提到绿色发展，往往会有部分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效益二者此消彼长，环境好了，GDP增速也就降低了，这是典型的工业化思维。过去的工业化忽略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多以隐形成本、外部成本、长期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形式存在。
绿色发展并不意味着GDP增速的下降，根据环境经济学中的“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生产力，抵消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这一假说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的《绿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2050》中得到印证。根据该报告，在2035年之前，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与常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大致相当，但从2035年开始，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会超过常规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率。绿色发展会促使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更多地体现为新兴服务的产生和生态价值资源的挖掘。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绿色发展转型后带来的经济效益要高于转型前的经济效益。
实现绿色转型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深入领会绿色发展的内涵，树立四个观念。一是协同发展观。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互利共赢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越保护、越发展”。二是科学政绩观。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生态文明教育，改变“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环境保护和生态效益的提升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三是公平正义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发展，而应着眼长远，以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解决民众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四是生态伦理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用系统化的思维推进环境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效应。
二、开展重点地区环境整治，促使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以来，中国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倡导绿色GDP发展模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均下降20%以上，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煤炭消费比重下降8.1%，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6.3%，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森林面积增加1.63亿亩，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近2000平方公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开创了绿色发展的可喜局面。
一是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自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以后，经过重拳整治，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中国重点地区PM2.5平均浓度下降30%以上，重点城市污染天数减少一半。全面节约资源行动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下一步应持续加强重点环境问题的治理，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二是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实施重点流域和海域综合治理，全面整治黑臭水体;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完善收费政策;加强重点行业和工业园区的污染治理，全面推行排污许可;建设环保大数据平台，实行流域水环境自动在线监测，努力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下降的目标。
三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力争全国主要农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开展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与评估，推进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建立土壤环境大数据库。
四是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理，实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进生产生活系统循环化改造，在国家级园区和重点升级园区率先开展。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建设城市废弃物在线回收、综合交易平台。
五是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以振兴乡村战略为契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厕所革命”。加大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鼓励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向周边村镇延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享。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移风易俗。
三、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生态系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用系统化的思维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是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到2020年底前，全面划定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严守生态红线，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空间规划，发挥其对于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
二是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建立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推进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秦巴山区、祁连山区、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南岭地区、燕山-太行山区、内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流域、滇黔桂喀斯特地区等关系国家生态安全核心地区的生态修复与治理。实施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开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实现造林1亿亩以上。实行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耕地轮作休耕试点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严控填海造地。开展黄土高原、北方防沙带等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综合治理，将修建淤地坝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生态保护重点工程。扩大湿地保护和恢复范围，重点加强对长江中上游、黄河沿线等自然湿地的保护，对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湿地进行综合治理。
三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开展生态环境要素的系统化治理。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用系统化思维推进环境保护，对生态要素的开发和保护等重大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和一体化系统治理，增强主体功能区、国土、环保、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的协同性，更加注重治理的系统性。
四是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机制，统筹各类补偿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生态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流域上下游通过资金补偿、产业转移和园区共建建立横向补偿机制，推动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
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快经济向绿色转型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绿色经济新动能，加快经济绿色转型。
一是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以“中国制造2025”为抓手，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品牌美誉度，补齐工业基础短板。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率，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和综合交易成本，释放微观主体发展活力。
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交通、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清洁能源、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服务等大环保产业，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大幅降低通信成本，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
三是大力发展服务经济。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扶持研发设计、技术推广、检验检测、信息化应用、技术人员培训等服务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鼓励企业将非核心技术外包，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旅游、教育、健康”等新的服务业态，促进传统服务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扩大服务产品的中高端供给。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度，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领域，研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的PPP模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化。研究延长国家法定带薪假，实行无薪假、年假、弹性休假等多样化休假制度，刺激服务消费需求。
五、创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营造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
绿色发展离开体制机制保障就会沦为“一纸空文”，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必须加快构建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度框架，创新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加快构建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记录和违法排污黑名单制度。
二是建立环境监控长效机制。开展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等职责，减少多头管理带来的政策执法难度，通过环境管控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生产。
三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绿色技术的使用和推广，将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贯穿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努力做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同步提高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培育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服务体系，搭建绿色产业信息服务平台，为绿色产业量身打造绿色金融扶持政策。
四是推动碳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制度，国务院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办法。组织开展数据审定和报送作，重点核查排放单位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重点排放单位实行配额管理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配额分配标准和办法。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制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管理办法，逐步完善碳交易平台的各项功能，构建能够反映供需关系、减排成本等因素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放开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以及相关衍生品交易，增强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发电行业推广到全行业。
六、建立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协调全球行动
在国家实施绿色转型初期，建议推动建立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全球协调行动，加快全球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升级。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主动落实《巴黎协定》的要求，加大行动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尽早达峰，之后快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主动落实减排责任，加快绿色转型，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贡献出出国力量。
二是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规则。探索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筹措资金。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清洁技术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金融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利益。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切实推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三是将绿色标准引人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规则。以“一带一路”、G20峰会、南南合作、金砖国家会议等国际合作机制为载体，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标准融入国家贸易和国际交往中，在海外投资屮实行更加严格的绿色标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