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时间： 2016-04-14信息来源：李济广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大力创造生态产品。真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应是资源拓展、科技创新和机制改革。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切实扭转创新驱动机制，把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转为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建立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和相应的科技激励机制。
        [关键词]新常态；生态文明；经济增长；创新驱动；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1-0081-05
        收稿日期：2015-11-05
        作者简介：李济广（1954-），男，辽宁凌源人，江苏理工大学元商学院教授，江苏常州 213001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确把控经济新常态，必须科学理解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的主要特征，合理构建新常态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切，离不开对新常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把握。
 
        一、维护生态文明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约束之一
 
        对于当下经济增长速度所受到的约束，学者们列举了很多。诸如资源消耗几达极限，环境污染不堪重负，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上涨，劳动力总量已开始减少，三大需求拉动作用下降，部分行业或地区产能过剩，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突出^[1]；日趋加重的杠杆化导致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减小，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投资产出效率下降，技术引进效应下降^[2]；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下调整，人口抚养比升高，劳动力、资本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使得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增长的动力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使得全球化红利减弱等^[3]。其实，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就是两方面，一是市场约束，二是生态约束。
 
        就市场约束来说，只要具备市场需求，其他约束因素如要素价格、劳动力数量、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效率、投资产出效率、技术引进效应、财政货币政策运作空间、储蓄率和投资率等都不是问题，而产能、出口拉动空间、三大需求的拉动作用、低全球化红利等，本身就是市场问题。但是，具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增长，因为当今世界资源环境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多年来，我国高消耗、高污染换来的高增长透支了自然资源，损伤了生态福利，没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面对城市缺水、河流干涸、石油高度对外依存、许多土壤板结、大量水质不达标、雾霾挥之不走，如果还是延续过去的增长方式，不仅资源系统面临崩溃，环境污染也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在既定的时期，经济增速与生态状况成反向变动关系。2014年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城六区11月3日PM2.5浓度接近一级优水平，11月1日至12日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形成所谓的“APEC”蓝”。APEC蓝的代价是全市所有工地停工，机动车限行，70%公车停驶，职工调休放假，大气污染企业69家停产、72家限产；周边8个以上城市汽车限行，公车70%封存，天津部分地区停止供暖，河北省2000多家企业停产，1900多家企业限产，1700多处工地停工，山西、内蒙古、山东污染行业也停产限产。据瑞士2015年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可能使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7.4%左右。这清楚地说明，在今天，为了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得让经济以适当的速度增长。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谈到，7%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以此推断，5%～6%的速度似乎也不算慢。极而言之，如果有一天中国增速下降为世界平均增速新常态即2%～3%，也一定是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的要求，生态规律在一定时期要求这一速度，我们就不该不顾一切地盲目投资强拉速度。即使失业增加，也完全可以通过限制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来增加劳动力需求，通过一部分人回家做家务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
 
        市场约束是硬约束，市场没有了，企业自然难以扩大生产。相对而言，生态约束是软约束，生态好坏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生态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了，生产仍然可以继续扩张。目前我国地下水水质较差和极差的合计为59.6%，水质优良的比例仅为10.4%；城市空气质量95.9%超标；近半数城市居民认为食品安全有问题；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为19.4%。突破生态防线是新常态经济最可能遭到的破坏，而坚守生态红线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二、走向生态平衡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概括了我国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包括消费需求、投资机会、出口和国际投资、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在这九个趋势中，前七个都是经济本身自然而然形成的新特征，第九条主要是根据经济变化制定主观调控政策，而第八条——“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则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约束及其对策。其他几条与经济增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联度比第八条小得多。通过绿色低碳循环等发展新方式，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应是新常态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表现为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其中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量扩能为主的增长、传统增长点的增长乃至高速增长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损伤生态文明的，是受增长主义影响的增长，而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增长和新增长点的增长则是有利于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的增长。或者说，只有维护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经济新常态转向。
 
        首先，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使经济增长速度自觉接受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是要对生态违规行为零容忍。一个地区出现环保“越雷池”事件，要追查环保部门是否失职、地方主要官员是否包庇。二是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都要把资源环境状态作为约束条件。现实的世界，一旦一国经济面临下行倾向，就会推动大批项目上马，鼓励兴办企业，要求银行增加融资，要求央行放水，寄希望于拉动房地产，这些措施不一定会见效，却一定会消耗资源和环境，增加过剩的产能和建筑，新办的企业还会把别的企业挤垮。一些人在探讨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调控措施时，大多没有把生态损伤和生态维护作为经济增长及其刺激措施的影响因素，因而陷入极大的误区。金融经济危机历史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与经济过热、过度融资、资产泡沫有联系，总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联系，现代危机往往与房地产过热有联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往往是经济金融的崩溃，危机不爆发也会有大浪费。还有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种观点认为，出现经济下滑、疲软时，就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最好的时候^[4]。一些人则质疑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和过度。不管孰是孰非，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冗余性、重复性和过度超前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今天，“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家执政理念，研究经济增长必须不忘生态条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自觉接受生态制约，必须控制经济刺激措施的强度，在防止增速过快下跌导致经济混乱的前提下，不设定脱离市场和生态的增长速度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不可能真正进入新常态。三是要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除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保证经济后进地区基本财政开支需要外，更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建设项目的科学决策、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尤其是要搞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制约通过上项目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
 
        其次，走向生态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必须大力创造生态产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生态环境包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提供生产要素的自然环境，如森林、草原、土壤、水流等。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些自然环境以维护生态平衡，还要改善自然环境以恢复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就是创造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应与物质产品保持平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自然环境，是制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条件，大力生产这些生态产品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
 
        最后，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利润追求是近代社会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人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最终依赖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依靠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发展。当代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生态失衡。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制市场经济才是生态失衡的根源。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也在破坏生态平衡，那是因为中国的私有企业很多，讲究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对价值增值追逐的经营行为与私营企业十分相似。此外，国家机关长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经济决策缺乏公有制应有的民主机制。因此，大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要把促进全社会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全面满足的总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而不能把盈利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加强计划性，国有经济要通过按劳分配提供动力，而不是强调自负盈亏。
 
        受凯恩斯主义影响，人们通常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生态文明理论，是短视的和片面的。
 
        从投资看，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受阻都是遇到了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经济周期也就是经济危机的循环，而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既然过剩了，还进一步大力推动投资，只能使经济形势火上浇油，生态消耗更多。在加大投资力度的氛围下，大量资金会投向产能严重过剩的部门。在投资受到过度鼓励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到股市上去疯狂圈钱，到银行套信贷资金，到政府套科技补贴，然后排放“三废”，最后因没有市场而停产破产，许多企业欠下难以清偿的债务。上述问题发展的结果是投资增加了，产值增加了，质量和效益却差得很。
 
        从消费来看，生态文明理论要求社会要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合理消费、理性消费、节约消费。但从拉动经济的思维来看，节俭似乎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诚然，社会的一些领域，合理的消费需要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但这需要通过改善初次分配、改善财政分配来解决，如果单纯刺激市场消费，很可能打乱居民平稳的消费轨道。例如美国，刺激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引爆出房贷危机。
 
        从出口来看，大量出口商品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大量出口发财致富，而一个国家通过消耗生态实现出超获得大量外国货币，则是巨大的亏损。从理论上说，各国都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准则，实践上总是竭力保出口促出口，但如果做过头就会失大于得。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是需要的，但如果为拉动GDP而不顾资源环境、劳动待遇和税收补贴代价而竭力吸引外资，不顾盈利的可能性而盲目扩大对外投资，都是不可取的。
 
        三、提升生态效率是新常态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
 
        在我国新常态中，真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应当是也必须是资源拓展、科技创新和机制改革。从资源拓展看，自然资源是人类财富的第一源泉。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自然资源的多寡决定着生产发展的规模。拓展资源的途径是发现和利用新的资源、利用好可再生资源、创造更多的生态产品。中国的页岩油气、可燃冰等资源不少，绝大部分矿产资源三分之二尚未被探明，尤其是东海和南海存在大量资源，如何保护和利用，对未来的增长具有很大影响。
 
        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我国要在环境不更加恶化、资源不更加接近崩溃边缘的前提下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或者需要开发新的生态产品填充资源改善环境，或者需要利用同样多的资源环境创造出更多更新的财富即提高生态效率。由于新增资源环境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甚远，提高生态效率则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我国新常态“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态效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指形成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增长过程中注重人的发展、社会和谐及对生态环境的包容性^[6]。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意味着同样的资源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而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则意味着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绿色”指通过节约并高效利用能源资源以减少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威胁，以清洁能源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的技术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低碳”指扩大、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以绿色技术、增加碳吸收等方式将温室气体排放降到合理标准以下^[7]。普及清洁能源的关键是使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得以取代化石燃料。“循环发展”当然也是减少总投入的高效率。
 
        科技创新是提高生态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要提高生态效率，除了加强宏微观管理及其创新以实现对资源环境的合理使用和节约外，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这也是新常态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模式的根本原因。只有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才能大幅提高要素生产率，以既有的资源环境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福利，并创造新生态。
 
        机制改革是搞好科技创新、提高生态效率的根本保证，也是提高宏微观管理效率的根本保证。前些年，我国东南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比较方便，而本币严重低估、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非常低、政策优惠等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优越条件使其经济快速增长。但创新水平提高速度与经济规模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而提高科技水平是突破生产过剩和资源紧张瓶颈、应对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根本手段。目前，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有人认为东北产业结构不合理，其实东北产业基础十分雄厚，但没有大力提高科技水平，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有人认为东北较多的国有企业不行，但如果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得到彻底落实，那么乱投资、行贿受贿窃取国有资产的行为就会得到制止。如果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革命性制度创新，那些挫伤人们创新积极性的办事不公现象就会消除，跑冒滴漏现象就会刹住。有人提出东北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但人口流失不是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而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结果，问题不在人口流失，而在精英流失。因此，长期发展的引擎是公正而有效率的机制和体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讲了几十年但一直没有实现，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科学的创新驱动机制。这里只从科技创新角度谈谈如何构建创新驱动机制。
 
        首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最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是高考试题要考出素质、考出创新精神。政府教研部门和督学要着力评价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情况。对大学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根本改变对大学的评价方式。为推动大学以求实的精神提高教育质量，克服形式主义，要根本扭转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标准，取消对学校科研经费量、师资外在标识、图书量、房舍设备量、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论文被国外检索的数量等的比较，主要以一定的随机统考和学生素质考核、毕业生就业后的创新成果和受欢迎程度、教师科研成果的质量及其对中国的实际贡献——不是对世界大学排名和论文引用检索排名的贡献——来评价大学。同时要正视学生大面积学习不刻苦的现状，推行大比例的不毕业率和留级率制度。
 
        其次，创新经费投入机制。以项目为中心的投入推动的粗放科技发展方式必须转向成果导向的质量效率型科技发展方式。多年来，巨量科研项目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而许多科技创新努力得不到资助，其超额劳动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创新兴趣并非十分浓厚，创新本身动力不足，而国家几乎没有对优秀创新成果的物质激励。对此，要形成以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奖励并重的科研投入方式。要实事求是地大幅削减对科研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等的科研经费拨款，本着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精神，国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在扩大资助面的同时，要面向社会把大量经费用于优秀成果高额个人奖励和成果的补偿性资助。项目经费也要允许用于额外劳动补贴和成果奖励。国家技术开发补贴和税收科技补贴应以国家创投入股和中期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以防止没有高水平创新能力或并不亟需资金的低效企业拉关系挤占科技经费，并使国家科技经费越滚越多。
 
        再次，创新科技评价机制。经费只是创新的一般条件，高水平赶超的创新依赖于聚精会神、公正激励和资源配置合理，而这一切，离不开科学公正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从企业到学校和科研单位，从科研立项、技术开发资助、成果评价到优秀人才认定和职称评定，都必须实行不限额自由申报、申请人与评委双向匿名终审、非本单位本系统的社会化评审和异地评审，从而使创新资源、创新荣誉、创新激励更有效地配置到更有能力、更有时间、更有毅力从事创新的人手中，杜绝大量的贿赂与变相贿赂、人情、关系、打招呼、请托、权力谋私、官员优先、行政化管理等现象对创新动力和效率的严重侵蚀。
 
        最后，创新企业激励机制。要在全社会坚决遏制靠拉关系、靠低要素成本获利的状况，形成靠创新获利的机制与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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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丁蕊．林毅夫：应该用基础设施投资应对经济缓周期[DB/OL]．[2015-03-28]．http://finance.sina.com.c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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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王薇，任保平．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比较及转型路径[J]．人文杂志，2014（4）．
        [7]郑彤彤．韩国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2013年修订）[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