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时间： 2017-06-15信息来源：黄茂兴 李军军 作者：qgy_admin 责编：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
——2016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观点综述
摘要：在2016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十三五”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发展与开放战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区域城市群建设、精准扶贫与落后地区发展、“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开放型经济与自贸区建设、区域竞争新格局、飞地经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度建言献策，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关键词：“十三五”；区域经济；新动能；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2-0146-08 收稿日期：2017-01-16
DOI:10.14017/j.cnki.2095-5766.2017.0075
2016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年会暨“十三五”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9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共同主办，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福建自贸区综合研究院承办，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和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协办，共收到论文160多篇。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采取主旨发言、高峰论坛、平行论坛和总结讨论的形式，以“十三五”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为主题，围绕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一、对区域发展新理念、新空间与新动能有了新认识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区域发展急需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推进新空间、寻求新动能。为此，与会专家就新经济、区域经济治理、区域空间结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在新经济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研究员作了题为“新经济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报告。他指出，“新经济”的本质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动新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活动，表现为基于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因此，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找准着力点，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一要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重点要打破体制机制约束。二要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三要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四要加快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加快智能制造的发展。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研究员作了题为“关于发展新经济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报告。他认为，社会各界应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新经济，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拥抱新经济。同时，他还分析了发展新经济在稳定增长、调整结构、扩大就业和推动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的意义。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研究员作了题为“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主旨报告。他认为，当前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新趋势。一方面，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各地区经济的比较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将对产业业态和地区环境产生革命性影响；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利益格局也正发生演变，不同经济体之间利益边界截然分明的状况变为利益交织、相互依存的格局。因此，国际竞争规则和区域政策的深度变化使得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他指出，在各地区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文化因素将深刻影响区域发展，各地区应正视和深入研究本地区的产业文化特质，确立符合自身特质的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占领更多的产业技术制高点。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龚勤林教授分析了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呈现的新变化：一是区域经济增速地区分化加剧；二是区域空间版图呈现多点多极支撑发展；三是区域发展动力更加依赖创新驱动。他指出，区域发展生命周期是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解释，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是多点多极格局的根本原因，区域发展要素构成优化是结构动力转换的内在要求。因此，区域政策重构的重点是促进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和引导跨区域协同创新，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促进区域协同联动、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区域政策精准性，向更加开放、统一、公平的区域政策转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级阶段，打造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升级版。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李海鸣教授分析了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主要有分工和专业化、要素投入、结构变化、制度、需求等。要以改革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转变区域发展理念，切实有效促进区域合作与分工，通过不断改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来持续增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胡伟博士后分析了信息经济下我国省际信息可获得性的差异与路径演变。他认为，信息可获得性省际差异明显且呈扩大态势，信息可获得性与区域经济发展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各省应切实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信息环境，提升信息可获得性，促进信息要素在区域内有序自由流动与高效利用，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出现了区域竞争新格局、飞地经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和新趋势，越来越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关注的重点内容，也是本次年会上与会专家探讨较多的研究话题。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黄茂兴教授作了题为“‘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竞争与合作新格局探析”的报告。他总结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新棋局是“四大板块”协同治理、“三大支撑带”贯彻落实、自贸区继续扩容、跨省区群区耦合和陆海统筹全面推进。他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特点包括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更高层次上持续深入推进、区域发展将更加重视“区域合作”与“区域协同”、城市群成为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抓手、依靠创新驱动塑造区域竞争新格局渐成常态、实施精准扶贫新战略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内容、区域竞争与合作将融入更为开放的国际环境之中。
湖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刘友金教授作了题为“飞地经济：产业链合作新空间”的报告。他从介绍“飞地经济”的内涵开始，精炼且系统地分析了“飞地经济”在整合产业链方面的作用，并提出扶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朱丽萌研究员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现阶段在“五化”协调发展中，工业化仍将处于核心地位，信息化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城镇化将扮演着拉动其他“化”的作用，农业现代化将继续保持其基础性作用，绿色化将发挥其提质增效的关键作用。“五化”协调发展可以划分为分离、互动、磨合、成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特征明显不同。
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研究院副院长徐光平研究员对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与丰富内涵提出了新见解。他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对鲁粤苏浙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提出增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能力的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和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四川大学黄勤教授提出了“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的战略构想。她分析了“钻石经济圈”的内涵及构建“钻石经济圈”的战略意义，认为成渝西昆贵构建钻石经济圈具备八大基础条件，但也应克服要素不足、联动体系不完善等困境，并就如何发挥“钻石经济圈”的协调作用和区域作用提出了建议。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姚毅副研究员分析了“政府—市场—社会”框架下的跨区域治理机制。他认为，成都经济区跨区域治理具有如下特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发展格局；治理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多中心的治理机制初步形成。但是仍存在观念和体制制约、政府间合作动力有待提升、非政府力量发育不足等问题，需着力建立和完善权力分配机制、合作协调机制、监督参与机制、区域市场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协商交流机制。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黄寰教授从市场、产业和空间三个维度出发，对成都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分析。他认为，成都经济区市场呈现日渐整合的趋势，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仍比较高，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产业地域分工趋势，中心城市辐射能力过强，但经济区次增长极尚未形成。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传清教授等发现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逐渐趋于健康协调，但其协调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短期内，对欠发达的三峡库区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两难取舍，但未来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可能会走向高水平协调阶段。我国要加快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绿色化、高级化、合理化进程；库首、库腹地区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库尾地区实现“全面开花，整体优化”；建立健全区际和区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重构基于流域发展视角的大三峡库区。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李盼博士通过建立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发现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但协调程度仍偏低，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依然明显，正在朝着“高高低低”的空间特征转换，省市间的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呈逐渐拉大趋势。
三、“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形成发展新局面
“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战略将对我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协调互动的发展新局面。为此，与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开放型经济与自贸区建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管理》副主编胡长顺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化战略理论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报告。他从工业化战略的理论与政策出发，阐述了工业化战略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国家工业化战略理论由产业发展论和区域发展论组成。他提出“节点城市—轴线开发模式”，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够推动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董锁成研究员作了题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模式”的主旨报告。他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实施“六位一体”生态文明模式、“四层循环经济”、“生态城市”、丝绸之路国际生态旅游带、沿线国家跨境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等绿色发展模式，以此增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目标，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佳骏助理研究员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资源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他提出了促进产能合作的路径：一是通过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产融结合推进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二是通过构建跨境产业链，支持优势产能向价值链高端延展；三是通过重点港口城市中外合作产业园区建设，实现高端项目集聚。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方友熙副教授指出，近期国际经济增长乏力，各类矛盾错综复杂，“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诸多挑战，应该从国家、企业和社会层面出发积极应对全球贸易投资所带来的新挑战。
江西财经大学邱志萍研究生运用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自贸协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__路”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他认为，我国应加快与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进程，积极推动已有自贸协定的战略升级，增进与沿线国家在语言与文化上的沟通交流。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玫副研究员认为，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中之重，江西全面融入这一战略，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贸易促进机构、企业相互配合、协同推进。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刘国斌教授分析了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的经济下行、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从加强国际通道建设、推进科技交流与人文合作以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东北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思路。
暨南大学张晓春研究生提出我国公共政策的实施一般要经过试验与扩散的过程，在存在政府间纵向权力运行机制、官员晋升竞标赛制度及缺乏利益激励制度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保“试点—推广”的公共政策试验和扩散模式正常运行的根本保障，自贸区的政策试验和自贸区经验的扩散也是这一范式的真实写照。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刘小宁研究员基于黑龙江省地缘条件分析，阐述了中俄跨境物流合作的现实基础和通道布局，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中俄跨境物流合作的对策建议。
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理论、路径与政策研究
位列国家“三大支撑带”战略的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其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创新资源和能力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等问题。为此，与会专家就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协调发展、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和交流。
吴传清发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制造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对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驱动效应。长江经济带在未来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他认为，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但仍有部分省市创新资源配置不合理，上下游地区较高而中游地区较低；企业自主创新、政府有效干预、产业高级化和社会充分投入等因素是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力量。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李琳教授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时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长三角—中三角—泛成渝明显的梯级差异，效率改进速度表现为中三角>长三角>泛成渝；从空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格局经历了从“三足鼎立”向“多点支撑”的转变。
龚勤林等认为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对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但三大城市群之间存在发展相对独立、市场分割严重、产业协作能力低、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制约了城市群的联动发展。三大城市群应以提升黄金水道功能、加强群际产业协同、完善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市场一体化、构建联动发展机制为重点，形成完善的引导机制，促进联动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付志民博士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他发现，城市规模、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与城市经济效率呈正相关，而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效率有负面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必须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构建城市之间的新型网络关系。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王邹辉硕士生认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波动态势，同时高技术产业呈现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强的格局；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差距。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双等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四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武汉城市群、皖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城市群；八大细分行业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业等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呈现一定规模，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虽集聚规模不明显，但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此外，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罗清和教授等通过对莱茵河、多瑙河等国外流域开发模式的经验分析，结合长江经济带自身特点，提出加快长江经济带开发的措施，如保护与有效利用水资源、加强河道整治和建设、完善河流流域管理机制、培植流域产业带和产业集群、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等。
五、对精准扶贫内涵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精准扶贫”是我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在精准扶贫思想研究体系中，精准化内涵是核心，分类指导是基础，产业政策、科技、金融等是战略重点，与会专家针对这些关键环节阐述了各自观点，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西南民族大学单德朋副教授提出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会低于专业化，但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
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兴建副教授和湖北省利川市扶贫办刘少俊都从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观出发，提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空间表现形式，而社会主义应当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精准扶贫应该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同时遵循城乡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发掘特色，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构建复合的脱贫治理体系，整合政府、企业、民间力量等来为脱贫服务。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刘国斌教授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提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应以明确精准扶贫主体与对象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为发展思路，并从精准识别、多主体参与扶贫、合理选择扶贫方式和推进精准扶贫法制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福建师范大学祝健教授认为，金融精准扶贫对于农村妇女减贫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她从政策法律、资金市场供求、社会信用和金融创新四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农村妇女的金融扶贫着力点进行分析，提出要加强金融支持农村妇女发展应坚持市场化改革，以改革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由金融市场为农村妇女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重庆师范大学李赛男研究生认为区域贫困度和旅游资源禀赋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应充分发挥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势，构建旅游扶贫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暨南大学刘少楷研究生认为省际边缘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封闭落后的特征使其更容易陷入区域整体性贫困状态，而在贫困治理上通常面临区域发展政策边缘化、部门政策叠加与冲突并存、区域壁垒与地方竞争并存的困境。应采取构建省际边缘区域贫困治理目标导向、主体结构、制度体系、跨界协作和信息平台等治理途径。
六、城市转型与城市群发展是必然选择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成功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而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为此，针对城市转型与城市群发展问题，与会专家从区域城市群建设、城乡贫困变动、省域城镇化质量评价、资源城市转型和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与交流。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安徽省政府参事程必定研究员对长三角城市群由16个城市扩容到26个城市后的战略升级方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长三角城市群战略升级的方向是一体化、同城化、国际化，这“三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为此，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要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推进战略升级。新形势下，区域合作也要不断拓展，才能加快推进扩容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向“三化”升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管理学院李通屏教授等认为我国已进入城市社会的初级阶段，有必要研究城市社会的城市化演进动力机制问题。他发现在城市社会，城乡收入差距、人均收入、流动人口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城市化的作用，与经典的城市化模型仍然一致；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动力作用已经释放完毕，甚至显示出负向变动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干预对城市化速度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甚至为负。与进入城市社会之前相比，城市化的传统动能仍然较强，新型城镇化动能不足，需要大力培育和拓展新动能。
东北师范大学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心支大林教授认为，要破解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困境，需要推进资源开发秩序约束机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利益分配共享机制、接续替代产业扶持机制等五个机制建设，还要破解产业锁定、外部性、挤出创新、财富流失等“四个效应”障碍，选择“转变”、“转向”和“转移”等“三个方向”并进，发挥城市自身组织功能和靠外部动力支持“两个调节”作用，建立资源型城市和地区的绿色政绩考核评价体系。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金喜副教授认为，在区域经济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和突出城市群竞争的背景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需突出空间力量有机聚合体制变革、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向都市区经济迈进。他指出，强县经济向强市经济的跨越，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完成这一转型，需要加大体制机制创新，以共建、共荣和共享，削弱县际分割效应，做大都市区经济规模，做强都市区经济密度和推动一体化发展。
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蔡立雄教授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宅基地相对价格的变化推动宅基地制度持续变迁，由纯粹的公平价值取向转变为公平与效率并重。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有限度地允许宅基地流转，而这一流转却遭遇农户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的损失厌恶感障碍，不能有效形成产权的相对价格，宅基地退出规模难以达到预期。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薛伟贤教授等人从智慧支撑、智慧应用、智慧效果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城市评价体系，以智慧城市试点中的104个地级市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智慧城市发展指数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明显，呈现“自东向西逐渐降低，东北穿插其中”的经济地理特征。智慧城市可以划分为领跑者、追随者、起步者、准备者四大阵营，大部分城市集中在中间水平，呈现出典型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把宝贵的资源要素从严重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培育新兴产业，提高有效供给，为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新的生产力。与会专家围绕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区域产业集聚、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园区经济的演进与变革”的演讲。他回顾了我国园区经济的四阶段发展历程，在界定不同类型园区的基础上分析园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与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产业园区4.0升级的对策，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加快人才体系建设、创新投融资体制和提高信息化水平五个方面。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育静副教授等认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将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产业集群转型的基本路径有产业集群内转型升级和产业集群间转型升级。产业集群内转型升级需要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重构企业组织框架、创新商业模式及建设产业链和价值链；产业集群间转型升级则可以先转型后升级、先升级后转型或转型升级一起进行。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周晓唯教授等认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产业转移是必然趋势，产业跨区域转移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政府应建立健全支撑中西部开放型经济的政策体系，塑造能与全球市场接轨的制度氛围，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从而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公开透明的法治条件、优质高效的政策环境和服务至上的政务环境。同时，还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以及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李春艳助理研究员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合力尚未形成。她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对外商投资进行合理规划和引导、加大自主创新的推动力度等对策建议。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林翊副教授等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异格局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阶梯形差异状态相符。我国省域流通产业集聚“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发育典型，空间格局演变不明显，集聚的“马太效应”会加大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流通产业集聚在空间溢出效应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滞后负向效应，政府应根据流通产业空间集聚特性实施差异化促进政策，推进流通产业科学发展。浙江理工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陆根尧教授等认为，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对集群企业技术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管理决策型人力资本对集群企业管理能力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为促进集群升级，应该着力提高集群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而其关键则是提高集群企业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和管理决策型人力资本水平。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沈小平教授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区域集聚是一个复杂的产业生态系统，应针对我国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不同发展环境，借鉴世界现代服务业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与经验，着力引导现代服务业差异化集聚发展提升产业生态位，构建同现代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对不同区域而言，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学者们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素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张亚峰博士认为，知识资产能在改进产品、提高生产效率、直接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且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为知识资产发挥作用带来了乘数效应。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尹宏副研究员认为，市场牵引力、政府推动力、文化聚合力是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和发展的演化动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演化机制是不同的，而且会产生精明增长效应、功能提升效应和形象识别效应等。
区域产业发展的能力与效率是区域产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郑蔚副教授发现沪、津、闽、粤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巨大。四地先进制造业对其他产业部门具有强带动性，而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优势突出，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的支撑作用特别明显。可以从发展先进制造业、探索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强两者的关联互补等方面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效应。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陈伟雄博士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对闽台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比较，认为台湾文化产业竞争力高于福建，但从长远来看，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更大，其潜在竞争力优于台湾。闽台应在文化产业要素、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兰州财经大学高云虹和李学慧等认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偏低，各省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相差较大，纯技术效率低是制约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提高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水平，应提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度、利用科技力量助推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化产业供给结构性改革。
区域产业布局调整是优化产业空间体系，开拓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路径。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朱华友和王彬从产业链整合的视角，将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模式分为梯度型产业承接模式、内部一体化模式、整体型产业承接模式和集群型产业承接模式。探讨如何选择合理有效的产业承接模式，目的在于研究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模式及设计和选择合理有效的承接产业转移路径。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碧珍教授认为，服务型制造是福建体育用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发展方向。他提出以升级要素结构、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加强体育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提升体育基础设施水平、拓展国际市场为抓手，引导福建体育用品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
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促进经济增长迎来新机遇
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夜，也是我国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解决办法。与会专家从我国区域创新现状、区域创新政策体系、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等角度对创新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郝寿义教授从我国区域经济的特征出发，提出了区域发展循环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必须把握好新技术革命下要素禀赋变化这一关键，建立在新要素禀赋基础上的生产方式、聚集方式才是新阶段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苏州大学张斌副教授认为地理因素和空间效应对区域的创新效率有重要影响，创新效率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对于创新效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反而会对创新活动产生干扰，金融资源在省际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效应。
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郝大江教授认为土地市场的非均衡必然影响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稳定和均衡，只有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共同均衡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稳定运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效果依赖于土地政策的使用，在现实的空间经济中，只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李雪松副教授等通过构建高铁开通背景下内生运输成本与工资的制造业集聚决定模型，发现京广高铁的开通提高了城市市场潜力和名义工资水平。市场潜力与高铁的集聚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潜力的提升，高铁开通产生的制造业空间布局将经历集聚加速阶段（第Ⅰ阶段）、集聚弱化阶段（第Ⅱ阶段）和扩散阶段（第Ⅲ阶段）的过程，但是在此过程中，名义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抑制市场潜力作用的发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叶振宇副研究员等分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镜鉴、现实困境与全面振兴。他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经济增速放缓、新旧动力转换受阻、创新创业活力不足等困境。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政策，但是，还需要采取推动城市产业多元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等政策措施。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分析了贵州后发赶超的发展道路，指出贵州发展长期坚持“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十三五”时期，贵州将会坚持“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工作总纲，通过“大数据战略行动”推进创新发展，通过“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共享发展，通过首批“国家生态文明省级试验区”建设推进绿色发展，通过第二个国家“内陆开放试验区”建设推进开放发展，通过更高标准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推进协调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林孔团副教授等通过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对各省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率来说仍较小，且各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不平衡。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省际差异，其对落后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高于发达地区。为此，他认为应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引领作用，并提出了加强电子商务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福州350117）。
李军军，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福州3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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