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时间： 2018-02-12信息来源：金碚　作者：qgy_admin　责编：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出现许多新情况，必须要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数十年来，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甚至每一年都说要“新”，年年说“新”已成语言惯性。但当前所说的“新”，却与以往不同，更具有深刻性，不仅是战略新、政策新，而且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深入到了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对经济学提出了极具深刻性的挑战。而在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中，区域经济学是一个迎接新时代首当其冲的领域。区域经济学不仅率先面对各种新情况、新现象，需要确立新理念、新思维，并为制定新战略做出直接贡献，而且必须在经济学本身的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难以解释和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甚至其学术逻辑的底层结构都面临挑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区域经济学正在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学术“尖兵”，须从经济学的根基处进行变革，推进其发展，甚至发生具有颠覆性的理念更新和方法创新。

一、从交换价值主导向本真价值理性的演进

鉴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学术深刻性，我们的讨论需从经济学的根基处，即商品价值理论开始。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二重性。人的消费需要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来满足的，但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由于所生产的商品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而且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所以，人们的行为目标特别是生产活动目标主要不是消费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交换价值，特别是追求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于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往往充满了“重商主义”的观念、思维和行为，即视货币为财富，以货币单位所表现的交换价值为经济体系中的主人和统治者；而使用价值反而成为交换价值的仆人和工具。人们疯狂地追求交换价值，积累财富，增值货币，以至整个经济机体从微观到宏观都越来越金融化。而无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的计量表现——货币以及核算数据（GDP等），往往导致经济活动根本的目的——以有用的自然物质和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反而被极大地忽视。即使是原本为计量使用价值量的指标，例如GDP等，也转化为交换价值单位即货币指标，从而使人们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交换价值量的增长，并且表现为货币单位计量的金融性数字。有经济学家称之为“认知俘获”，即人对事物性质的认识被根本性扭曲。

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追求物质成就，成为“中轴原理”，个人努力脱贫致富，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金融活动越来越兴盛。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就已算是稀有的“暴发户”，而今天，“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至“首富”，成为令人羡慕甚至奋力追求的身价目标。同时，各地区的发展也以物质成就论英雄，进行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竞赛和竞争。为此，各地区追求GDP排名，乐此不疲，身不由己。在此过程中，稍有成就的企业家们纷纷转身为投资家、金融家。资本运作、收购兼并，转战房地产，涉足金融界，所拥有或控制的金融资产如同炼金术的产物，迅速膨胀。短短30多年，进入世界500强（实际是500大）行列的中国企业逐年递增。而“低调”地隐于各地的拥有百亿、千亿、万亿元资产的企业更是与日俱增，不计其数。

由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所以，当前以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在总体上将仍然处于物质主义的发展时期。追求物质财富特别是物质财富的货币表现（即重商主义倾向）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过，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物质匮乏的境况已彻底改变，甩掉了“落后”的帽子，甚至在许多外国人心目中，“中国人”已经成为“有钱人”的代名词；“中国”已经有了“真有钱”的形象。此时，物质成就尽管仍然重要，但已越来越不再是唯一重要的目标，甚至，为了实现其他目标，值得付出一定的物质代价，社会价值观倾向于多元目标，例如，为了保护环境，宁可牺牲一些GDP，可以说，中国正在从“亢奋的物质主义”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

这是一个多么耀眼的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但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得失兼具的时代。“亢奋”是有代价的，“权衡”才是理性的本性。而当社会转向权衡的物质主义，人们和社会将更理智地认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在各种体现了交换经济或使用价值的目标中，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权衡，以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全面性。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但也正因为这样，能够为社会生产注入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可以设想，如果生产者仅仅为满足自己消费的产品使用价值而生产，其数量将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由一个社会计划中心来计算所有人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并据此进行生产（即计划经济的逻辑），其有效的动力和效率机制更是难以形成；相反，当人们为获得交换价值（货币）而生产时，其数量可以是无限的，动力可以极为强劲。因此，当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时，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增长和极大积累。而从整个社会看，大量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可以实现商品（主要是工业品）的消费大众化。所以，我们不必诅咒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目的和手段换位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获益。

但是，事情不可走到极端，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可偏颇，“认知俘获”不应泯灭了理智。如果极端崇拜交换价值，失去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使目的和手段的颠倒走到盲目境地，就会导致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即人所创造的物反而统治了人，并损害人的根本利益。例如，体现了交换价值统治的亢奋物质主义，有可能导致环境破坏、空间失序和人们的精神空虚。从理论上说，这就是因为无度崇拜“无用”的交换价值目标，而舍弃了“有用”的使用价值目的。为了“手段”的膨胀，失去了本真的“目的”。而我们的世界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类发展的本真目的。如美国学者拉娜·弗洛哈尔所指出的，金融原本是一种工具，但现在，金融业是世界权力和信息的终极聚所。如果把全球经济比作一个沙漏，金融业就是沙漏正中间最狭窄的那截通道：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所有谁创造了财富谁又攫取了财富的信息都从中间这通道穿过。金融家们坐在最高级的位置上，随心所欲地从中收取过路费。单从科技层面就可见一斑：科技通常能够降低行业的运营成本，却没能让金融中介的成本降下来。实际上，随着金融业采用了更新、更先进的工具，这个行业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就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主张的那样，金融家从某些意义上讲颇像旧时代的地主，只不过他们不控制劳工，而是掌握了现代经济中更加重要的资源的使用权：资本和信息。结果他们成了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那批人中的最大群体。比起硅谷巨头或石油沙皇，金融家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主人。在这样的世界中，经济脱实向虚，财富创造、积累和索取的过程，并没有带来大多数人实际生活包括生存空间同样程度的改善。

所以，当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物质成就后，必须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来反思经济发展的本真价值，拨正人类发展的方向，这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二、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人类发展进入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以“换”（交换）激励和创造更多的“享”（享用），交换越发达，享用之物就越丰富。可见，只是将市场经济定义为“交换经济”是有失偏颇的。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交换”与“享用”的二重经济。市场经济的这一逻辑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人能够确定自己的行为目的和选择手段（当然未必是有效成功的手段）。而相信市场经济逻辑的有效性实际上是相信“市场最了解情况”，至少是相信没有任何高明之人或社会中心能比市场更了解情况。因此，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说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根本点上。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的理论认可。

认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实际上还要有一个“技术性”假设：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具有直接的数量相关性，所以，实现交换价值量的增长或最大化目标，就可以达成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和最大化目标。基于这一技术性假设，在统计上，就可以用交换价值单位作为使用价值的计量指标，例如，将以货币为单位的GDP作为计量真实产品和服务数量增长的指标，以致使人们误以为GDP是一个交换价值量，而往往忘记了它实际上是反映使用价值量及其增长的统计指标。

尽管经济学的整个体系都基于上述假设，而且这些假设似乎都合情合理，但人们对于以下推断并没有绝对的把握：第一，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分清目的与手段吗？第二，“市场最了解”这一信条是无条件正确的吗？第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完全的数量一致性吗？现代经济学（常常被称为“西方经济学”）试图将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量的决定因素，例如，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其“边际效用”。而马克思关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的理论却未得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充分的学术延展。这使得关于现实经济的认知，往往陷入混沌。经济学本身也像谜一样，其大多为经济学家所“定义”的概念和术语，却未必符合现实。

人类所生产的具有二重性的商品，使用价值是“目的”，交换价值是“手段”，这本应是不证自明的常识性“公理”。但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行为机理实际上将目的与手段反转倒置，即原本的“享”是目的，“换”是手段，反转倒置为为了“换”的目的可以牺牲“享”的需要，例如，为了利润最大化或更多GDP，可以损害环境和健康；为了金山银山，损失了绿水青山。人们花钱去旅游，不就是因为向往享受绿水青山而得愉悦吗？但就为了更多的钱（其本质不过是获取使用价值的“媒介”或索取权），为什么宁可破坏绿水青山呢？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有“换”和“享”两个根本基因。而当以交换为统治（主人）时，就需要有产权的绝对封闭性，即只有取得所有权才可使用（获得使用权）。此时，“换”主导“享”，甚至压抑“享”。因为，许多东西在其性质上原本是可以共享的，即只要产权具有非封闭性，“享”的因素可以大展其能，大创其功。而交换价值的无度滥权，就可能使社会偏离“共享”的本真理性。例如，人类集体共享的生态环境就会因没有产权封闭性而受到破坏。而这就直接损害了所有人的享用利益。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其本真复兴，克服人类“认知俘获”所导致的各种“非理性的理性”现象，复兴人类发展的本真理性。这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

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首先会体现在区域发展的现实中（顺便提一下，“共产主义”的原意就是一个具有社区共享含义的概念，其词根为commun）。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具有共享性因素的地理空间。在区域中，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共享条件，区域空间条件具有极强的共享性，区域（包括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具有很强的共享性。所以，当前正方兴未艾的各种“共享经济”业态，也都是区域经济现象。

可见，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根本上说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交换”的“平权运动”。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仍然作用巨大，所有的“享用”或“共享”，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交换”所发挥的手段作用。拓展交换空间，实现更大区域范围的互联互通，也是拓展共享空间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三、区域经济学是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探路尖兵

笔者在《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一文中讨论了当人类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使命。而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关系所产生的“换”（交换价值）和“享”（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运动和矛盾现象及突出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首先突出地表现出来。

例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最重要的有用物。人类发展必须适应环境，或者改造环境以使之有利于人类到达和居住。但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追求以交换价值（货币）量为目标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反而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不宜人居。因此，站在本真理性的立场上，如果是以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产能和产出的规模扩张，那么，宁可不要“大开发”，也要进行“大保护”。

再如，房地产问题。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常识，但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被彻底地金融化，房子成为交换价值的体现物。原本是最实在的使用物，蜕变为像货币一样的“财富符号”和金融投资的标的物。其使用价值不过是资产增殖的工具和“奴仆”。但房地产业在交换价值侧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特别是当房地产成为投资标的而进行金融性交易运作，也确实能对经济繁荣和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且房地产作为较可靠的抵押物也往往成为金融业的“宠儿”。特别是，房地产的价格主要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生产成本，买房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购买房子的区位以及周边环境和公共设施，后者都属于区域性因素，而非房地产本身的成本因素。这样，房地产就是一个极具区域经济学性质的产业。由房地产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各种关系和现象，都是区域经济学应着力研究的。

又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协调问题。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如何才是有效和合理的？以交换价值工具——货币、价格所引导的资源和人口空间分布，能否实现合理的优化格局？如果据此不能实现合理格局，那么，可以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例如，北京市要疏解非首都功能、超大城市要治理过度密集和拥挤的城市病等，从根本的理论上说，就是当交换价值这个“统治者”无力指挥时，必须诉诸对真实使用价值的直接安排。加强空间规划，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

于是，我们的讨论触及了本文前述的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认知的最底层的逻辑基石：即关于人的行为的理性假定和人具有能够区分目的与手段的行为特征假定，以及关于“市场最了解”情况的有效市场理论。当人类发展进入本真理性时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上述认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区域经济学首先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对于区域如何发展，市场真的具有可以无条件地“最了解”的功能吗？人为了趋利避害，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分清目的和手段吗？并且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体现其“理性”吗？特别是，当经济学的利益主体“人”（个体）扩展为“居民”以至“人民”（群体）时，何为“理性”？区域经济学能够仅仅基于个体理性而忽视群体理性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的缺陷：对空间和时间的假定是非常任意的。可以说，在经济学主体逻辑中是没有现实的空间和时间条件的。因此，在那里，以交换价值（价格）调节的供求关系，似乎可以在没有空间障碍和时间过程的假设条件下，瞬间完成。即使考虑到“时滞”“期间”等问题，也总是在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的限度内进行思考，而不考虑空间和时间的现实复杂性问题。而当我们重点研究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时，就必须侧重于对真实使用价值的观察，复杂的现实时空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区域经济学正是特别专注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复杂性的学科。显然，当区域发展进入本真理性时代，区域经济学研究大有可为。也正因为这样，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经济以及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紧迫需要，区域经济学难免常常感觉“力不从心”。区域经济学有自己的“金刚钻”，可以揽下区域发展的“瓷器活”吗？

在时间上，区域经济学面对的是超长期的“长程调节”经济问题，区域均衡、区域协调、区域优化、区域价值等，不能像一般市场均衡理论那样假定其可以在瞬间达成、及时调节，而是要有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更长期（雄安发展是“千年大计”）的眼界，其中要处理各种“不可逆”或现象（例如，把农地建成城市后，如果再要恢复为农地，其成本非常大；建成了道路、桥梁后，如果发现其不妥，要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进行规划和决策？对其价值的判断和评估应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以什么时点作为基准？以至如何据此而安排区域发展的演进阶段？这些都是区域经济学会直接面对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区域经济学的“主业”和专长领域正在这里，需要有其切合实际的学术逻辑和分析方法。

在空间上，区域经济学面对的是极为复杂而且范围迅速扩大、联系日趋紧密的研究对象。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进展，过去相互分离、互不往来，甚至隔山隔水相望的不同区域，连接融合为同一个区域。因而，定义为“区域”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在区域内及区域间，众多人的“享用”还是都必须仅仅由“交换”（价格）来调节吗？如果需要“交换”，那么，此种交换的原理是什么？特别是，那些共享性极高的空间设施（享用空间），例如，公园、风景区、博物馆的享用等，也都要以价格调节来进行交换性供给吗？再如，当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或“京津冀一体化”“长株潭一体化”时，对于区域共享性很强的空间设施，经济学如何进行研究？应采用怎样的学术逻辑和分析方法？

在区域空间中生产（建设）的公共性产品，不仅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而且往往因规模巨大的土方工程而具有极强的不可逆性和长周期性，例如，水电站建设、高铁建设等，如果只能以价格所调节的供求来进行生产（建设）决策，则以交换价格机制调节的时滞性和超长程性（今天的决策往往对应着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需求），使得难以判断“市场均衡”状态，所以不得不以群体理性来替代。空间性规划就成为群体享用的理性代表，此时，显然要重点考虑使用价值侧的因素，当然也要兼顾交换价值侧因素，即进行经济性预测。而当将更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体理性的行政力量、空间规划行为引入区域经济的学术分析框架中时，就是对经济学时空假设缺陷的重大弥补。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一个重大变革。

总之，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或者是在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中，区域经济学是触及经济活动的本真理性因素最广泛、最直接和最深入的学科之一。区域经济学很难像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那样抽象掉经济活动的本真性（使用价值侧）因素，而专注于交换价值侧关系，或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以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因素（以价格替代效用和享用）。也不可能像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那样忽视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决策（经济平衡与决策权衡）的复杂作用。而当经济发展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那些被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抽象掉的因素，正变为区域经济学特别需要重视和专注研究的问题。可见，称区域经济学为“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探路尖兵”，是毫不过分的。

四、基于本真价值理性视角的区域经济学

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看，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经济活动实现人类的生存、繁荣和传承，而且在此过程中感受尽可能的愉快（幸福感）。简单说就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更美好生活。那么，更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人类需要生活在适宜的环境空间中，这一空间能够具有人类可以在那里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良好条件，显然，这正是区域经济学（以及它的相邻学科经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等）的研究对象。以传统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区域经济学的这一本真价值理性被纳入以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即以成本—效益分析为基本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以一个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目标指向。研究各地区如何从低收入发展为中等收入，以至高收入地区，以及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如何趋向收敛。

区域经济学的上述研究当然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工业化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开发是中心议题。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类更需要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可以用交换价值单位计量的产出和收入增长，是否真正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其中特别需要研究的是，那些难以直接用交换价值单位（货币）计量而又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因素，如何进入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区域经济学能够以怎样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刻画和解释，从而能够提出对其进行改善的主张和对策？

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时间周期和跨度是另一个核心问题。人类个体有从幼年、成年到老年的过程，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对生活空间的要求不尽相同。在一定的区域中，如何更适合他们各个时期的生活？从人类发展的群体历史看，需要地区环境适宜于人类繁衍即代际传承，而从人类的本真价值看，人不仅是“个”体，而且是“类”体，进化中的群类，因此，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仅仅是短期均衡，甚至不仅仅是生命周期跨度中的利益权衡（所谓“永久收入假定”理论），而是要将视野延展到数代人（数十年到百年）甚至“千年大计”的时间跨度。这是一个需要本真理性主导的问题。从本真价值理性的视角看，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是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使之为人所用。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指出，资本品——过去生产出来的再生产要素——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它们是过去消耗掉的两个原始要素——自然与劳动——的联合产品。资本没有它们自己的生产力。把资本品说成贮藏起来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也不对。倒不如说它们是贮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时间。不靠资本品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品的生产，其间的区别在于时间。资本品是从生产的开端走向其最后目标（生产消费品）之过程中的一些中转站。利用资本品生产的人，比那开始时不使用资本品的人享有一大利益：他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他努力的最后目标。

如前所述，在本真理性视角下，人类价值不仅是生存、繁荣和传承，而且需要“幸福”。因此，如何使人身心健康和愉快（精神性享用的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根本性目的。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这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但仅此是非常不够的，人的身心健康和愉快还需要有更多其他条件，例如，除了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要有生活区域内的便利公共服务的可得性、共享空间设施的完备性、人际交流的便利性、文体娱乐活动方式和内容的丰富性等，所以，区域规划和区域建设，交换价值并非抉择的唯一准则，甚至不是首要准则。区域规划和区域建设的抉择原则首先是“功能”即空间效用，不同的区域应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各主体功能区域均有其特殊的区域经济问题。而在区域功能中，不仅有保护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要留下“记忆”，即各种历史遗产遗迹，以体现历史记忆的区域功能。因为，历史性遗产遗迹对于人类也具有极高的享用价值（精神性使用价值），区域发展绝不应患“老年失忆症”。可见，在本真价值理性视角下，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张力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它涉及一系列非常深刻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甚至哲学性）学术特性。

总之，进入本真价值理性时代，区域经济学从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关注问题中向前推进、深入探索，将经济学反转的镜像端正过来，正视和直面经济发展现实。这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将经济学引入对本真性问题和本真目的的研究领域，这实质上是将经济学所认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做出更符合实际和吻合人类发展本性的学术贡献。这是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调整：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独眼”观世界变为“双眼”观世界。独眼所见只是一个平面的图像，而双眼所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的世界。以前者的视角，经济学真的是一门“忧郁的科学”，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经济学论文都如同“精致的浅碟”，盘子似乎很华丽，但盘中盛不了多少新鲜物：尽管使用了各种精致的数学方法和复杂模型，却没有多少实质性思想新意。而以后者的视角，经济学是一门寻求人类幸福道路的科学，可以在广阔的时空中驰骋，观察丰富现实中的人类行为，发挥科学理性的想象力潜能，探寻实现人类幸福的真谛。（整理 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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