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发展空间的格局演变与新拓展*时间： 2019-10-15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9年第3期 作者：常瑞祥 安树伟 责编：qgy 齐双
摘 要：经济集聚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密切相关，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本质是不同区域的经济集聚程度发生了变化，是经济集聚与经济扩散的统一。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就是地理区位和政策影响下的经济集聚与扩散过程的统一，经济集聚在该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地理区位和政策通过经济集聚间接发挥作用，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引起区域的经济集聚与扩散现象。促进经济集聚（扩散）发展是一种内涵式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方式，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经济集聚的重要途径。在一体化和经济集聚基础上，加强城市群与发展轴的相互耦合，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轴为引导”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拓展模式意义重大。
关键词：一体化；经济集聚（扩散）；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区域发展新空间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9）03-0129-10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研究”（15ZDC016）。
作者简介：常瑞祥，女，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经济师，经济学博士（临汾 041000）。
安树伟，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70）。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规模投资、大量新增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以及市场化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率等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随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逐渐衰减，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国家不仅从需求侧进行了短期宏观调控，而且大力推进旨在从长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可持续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经济发展拥有巨大的区域空间，且各区域由于发展条件和机遇不同，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增长阶段异质性，因此从区域发展空间的视角，可以探寻到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区域接力增长的过程。2001年之后，东部地区的生产率（用劳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开始低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产率，东部地区作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区域，其地位逐步让位于内陆地区（覃成林等，2016）。1978—2000年，各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表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省（市、区）多数位于东部沿海地区；2001—2005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带动经济增长的地区逐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5年以后，中西部地区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成为驱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安树伟，常瑞祥，2016）。经济区域接力增长本质上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区域发展空间不断转化与拓展的过程，也就是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建议》提出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即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等。而经济轴带建设、城市群和经济区培育的过程无疑是经济活动集聚的过程。那么，经济活动集聚是否会促使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作用机制？能否通过经济集聚发展实现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拓展进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内容。
一、相关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以及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途径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关于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主要从要素成本、区域发展集聚与扩散阶段的转换、科技进步等角度进行分析。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相继实施，以及沿海地区各项要素成本的全面上涨（年猛、孙久文，2012），产业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魏后凯，2009）。李爱民和孙久文（2015）在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的演变路径时，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因素，认为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机制是从分散到集聚和从集聚到分散的演变机制，这种格局的演化取决于集聚和分散的权衡。随着技术进步，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降低了交通、原材料等成本，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域分工，为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陈秀山，2003）。此外，城镇化动力的区域差异和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演变也是影响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张京祥，2000；任媛、吉新峰等，2010）。
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就是要不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潜能，为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其持续快速发展。关于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途径，安树伟和肖金成（2016）认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基本构想是：轴带引领，构建“三纵—四横—一沿边”的空间格局；城市群支撑，形成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体形态；陆海统筹，全方位拓展潜在发展新空间；梯次推进，形成“第一代空间—发展新空间—潜在发展新空间”的接力机制。对于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重点任务，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刘勇（2015）认为“三个支撑带”指长三角支撑长江经济带，环渤海支撑东北、华北和西北经济带，泛珠三角支撑西南和中南经济带。孙久文（2015）认为，要立足“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利用“三个支撑带”解决“四大板块”战略的独建独享问题。肖金成、欧阳慧等（2012）则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角度，提出要点、线、面耦合，构建“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体系。城市群结构优化和功能升级有利于凸显城市群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带动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学者们对城市群支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着重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和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地的城市群（姚士谋等，2006；国家发改委国地所课题组，2009；杨荫凯，2014、2015；孙久文、原倩，2014）。
现有文献无论是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机理的研究，还是对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途径的研究，都蕴含了大量的经济集聚理论原理，但尚未有专门针对经济集聚与区域发展空间关系的研究。另外，关于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途径的研究，大都从宏观视角和政策层面提出具体的途径，缺乏对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途径背后机制与机理的分析。
二、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非均衡到相对均衡
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是对存在于区域发展空间中的经济事物或经济元素的进一步描述，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社会经济客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以及社会经济客体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陆大道，200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区域发展思潮逐渐从不平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魏后凯，2008）。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是不平衡发展，国家通过推行各种区域政策将生产力布局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大量资本投资、政策倾斜下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国内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化改革对公平目标的忽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从国家战略层面看，1991—1998年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启动阶段，1998年以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开始全面推进，相继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国家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转变，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孙铁山和刘霄泉等（2015）按照经济份额的变化，将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80—198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推行的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国家的经济布局重点从中西部地区转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显著上升，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明显，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略有上升。这一时期，第一产业是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主要因素，源于当时中国改革最先推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6—1991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继续推行了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沿海化趋势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经济份额大幅上升，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份额全面下降。广东充分利用其政策和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东部地区经济份额大幅上升的主要带动者。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其原有的制造业基础和政策、区位优势，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基地，第二产业取代第一产业成为东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主要动力。1980—199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2%，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8%，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只增长了8.1%（魏后凯，2008）。1990年，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全国共有14个，其中东部地区9个，占到总数的64.3%（齐元静、杨宇等，2013）。1992—2000年为第三阶段。该时期，中国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同时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呈现全面沿海化趋势，经济活动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东部地区所有省份经济份额都大幅上升，尤其是广东、浙江、北京和上海的上升幅度更为明显，经济活动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集聚的趋势初步显现。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除河南、重庆外，其余省份的经济份额均呈下降趋势，东北地区中辽宁的经济份额下降趋势最为显著。与此同时，驱动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由第二产业升级为第三产业，其中北京经济份额的上升由第三产业单一驱动，上海和广东以第三产业驱动为主，与第二产业共同驱动。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加剧扩大，1991—1998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7%，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0%，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只有10.4%和9.5%（魏后凯，2008）。2000年，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全国共有77个，其中东部地区50个，占总数的64.9%。除资源型城市克拉玛依和大庆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标准的20个城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齐元静、杨宇等，2013）。2001年以后为第四阶段。随着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相继实施，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从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均衡发展的转变。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的经济份额第一次出现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份额开始上升，而东北地区的经济份额则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是驱动中西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主要因素，这表明一部分制造业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距有所缩小（魏后凯，2008）。2010年，中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工业化阶段标准的地级行政单元明显增多，各地区地级行政单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工业化发展阶段标准的数量逐渐趋于均衡。2010年，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全国共有308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占1/3左右。具体而言，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共有123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占38.2%、31.7%和30.1%；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共有40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占65.0%、20.0%和15.0%；达到发达经济初期阶段的地级行政单元共有11个，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占63.6%和36.4%（齐元静、杨宇等，2013）（见表1）。
上述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由沿海化非均衡发展向各地区均衡发展转变的过程。从1978—2000年，东部地区经济份额始终呈现上升趋势，经济活动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2001年出现东部地区经济份额下降、中西部地区经济份额上升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活动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东北地区经济份额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虽然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活动出现了扩散现象，但这种扩散是沿着“点—轴系统”进行的，而且在各区域内部经济活动始终处于集聚状态，只是集聚结构有所不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大多处于多中心、网络化集聚发展阶段，而且区域空间结构开始由“点状”网络化集聚为主向以“面域”网络化集聚为主转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东部地区网络化发展的典型代表。中部地区经济活动大多处在“点—轴系统”集聚发展阶段，省会城市是各地区的增长极，人口及经济活动主要向省会城市集聚，形成了以单中心极核集聚和沿主要轴带拓展为主的空间发展模式，仅在部分相对发达的特大城市出现了圈层式的网络化集聚发展，但网络化程度较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大多处在“极核式”集聚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增长极均为省会城市，主要分布在陇海—兰新铁路西段沿线和长江上游经济带两个经济发展轴带上。东北地区处于“点—轴系统”集聚发展阶段，且比较成熟。
三、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扩散中的集聚与集聚中的扩散
综合现有文献研究发现，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区域政策、基础设施分布、劳动力流动、资金流动、市场发育程度、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产业转移、城市化水平、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等。仔细分析发现，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区位决定的，对外开放、市场发育程度、产业转移与国家政策直接相关，基础设施分布、城市化水平、资金和劳动力流动是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虽然与地理区位或政策无关，但要通过这两个因素才能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因此，影响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演变与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地理区位和政策，地理区位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地区是否拥有或靠近大港口，是否接近国际市场，是否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等；政策因素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对外开放、区域发展战略等，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地理区位具有客观性，政策具有主观能动性。
1.地理区位和政策对经济集聚的作用机制
地理区位和政策对经济集聚（扩散）的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图1中的箭头1至箭头8来解释。地理区位对经济集聚的直接影响用箭头1表示，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即认为经济集聚发生在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这里的区位优势包含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早期山西、东北等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托其靠近大港口的优势成为工业集聚中心，这些都是地理区位直接导致经济集聚的例子。当然，经济集聚地区并非都是地理区位具有优势的区域，而且具有相同区位条件的地区，其经济发展状况也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最典型的如浙江与福建、广东与广西之间的差距。新经济地理学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合理解释，认为某地区一旦初始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就会在集聚效应下产生累积循环机制，进一步强化经济集聚，而最初拥有的较大经济规模可以由历史的偶然因素形成。浙江和广东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拥有国内大市场，进而形成较大的经济规模。新经济地理因素对经济集聚的直接作用用箭头2表示。但是浙江和广东拥有国内大市场本身又与它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不能否定地理区位因素的影响，经济集聚最初在某些地区发生，可能正是某些地理因素非常偶然地发挥了作用，这个过程中地理区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间接对经济集聚产生影响，这种作用机制通过箭头4表示。
政策对经济集聚（扩散）的直接影响用箭头3表示。经济政策是不可以随意调整的，一旦实施就具有自我增强的作用，从而表现出政策的路径依赖性（陆铭、陈钊，2005）。经济政策可以直接导致经济集聚或扩散，如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时，通过设立国家级园区可以直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集聚，而这个过程可能包括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即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东部地区的经济扩散；经济政策也可以阻碍经济集聚或扩散，如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采取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一方面阻碍了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内集聚，另一方面阻断了市场作用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与扩散。政策制定往往要受到地理区位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如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城市之所以最先在沿海地区设立，很重要的原因是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获得特殊政策后可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本身的作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主要考虑到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劣势，其很难通过自身发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东北地区较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显然该政策的实施受到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受地理区位的影响用箭头7表示，受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用箭头8表示。政策对经济集聚的影响还可以是间接的，通常作为历史的偶然事件形成最初的经济集聚，进而在收益递增的机制下促进经济活动继续聚集。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下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市场化改革中交易成本费用的降低，都可以促使经济活动集聚，而且是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对经济集聚产生间接作用，这种作用过程通过箭头6表示。另外，政策还可以通过作用地理区位因素间接对经济集聚发挥作用，如对外开放政策导致经济在靠近国际市场的沿海地区集聚，正是因为对外开放政策赋予了沿海地区靠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这种作用机制通过箭头5表示。
在地理区位和政策影响经济集聚与扩散，进而促进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力量——“顺市场力量”和“逆市场力量”。由于地理区位差异而导致的经济集聚差异是顺应市场化趋势的（陆铭、陈钊，2005），政策顺地理区位差异作用时产生“顺市场力量”，促进经济集聚（扩散），政策逆地理区位差异作用时产生“逆市场力量”，阻碍经济集聚（扩散）。
2.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在经济集聚与扩散过程中形成
经济集聚一旦在某个区域发生，就会在收益递增的机制下实现自我强化，然而集聚活动并不会没有限制地持续进行，经济集聚在获得集聚效益的同时会产生各种成本，而且过度集聚会带来资源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因此经济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扩散现象。从产业集聚层面可以很好地理解区域经济的集聚与扩散现象，某地区经济发展一般包括不同的产业类型，不同产业随着集聚程度的变化，由集聚引起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图2中假定某地区拥有三种产业，MR和MC分别表示由集聚引起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L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该地区某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界限。在时期Ⅰ，存在于该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在集聚效应下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均大于边际成本，各产业处于集聚发展状态；时期Ⅱ，第二类产业和第三类产业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仍处于集聚发展状态，而第一类产业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故其处于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阶段；时期Ⅲ，只有第三类产业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还处于集聚发展状态，第一类和第二类产业都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时期Ⅳ与时期Ⅰ正好相反，存于该区域范围内的产业在集聚效应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均小于边际成本，各产业都开始向外扩散。所以，当某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时期Ⅰ时，大部分产业处于集聚发展状态时，该地区经济以集聚发展为主；当经济发展处于时期Ⅱ或时期Ⅲ时，部分产业处于集聚发展状态，且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该地区的经济状况表现为集聚发展与扩散发展并存；当经济发展处于时期Ⅳ时，大部分产业都开始向外扩散时，该地区经济整体呈现为扩散发展。扩散出去的产业会在新的区域最先集聚发展，之后随着收益与成本的变化又向周边地区扩散，重复在扩散中实现集聚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也即图1中箭头9表示的过程。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就处于经济集聚与扩散发展并存的阶段，制造业集聚程度于2004年左右达到最大，之后开始缓慢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贺灿飞、潘峰华，2011；刘军等，2015）；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则都表现出逐渐提高的动态趋势（陈建军、陈国亮等，2009），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东北、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地区的集聚中心效应被不断强化（盛龙、陆根尧，2013）。
四、经济集聚视角下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方式
区域发展新空间是与区域发展空间相对应的一个新概念，由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安树伟和肖金成（2016）首次对区域发展新空间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区域发展新空间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区域发展新空间是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强、经济规模较大、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能够集聚更多的人口和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和发展，可以有效地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区域，区域发展新空间具有战略性、带动性、梯次性、层次性和多维性等特征。与区域发展新空间相关的概念有“战略性区域”“区域发展新棋局”“国家级区域规划地区”等。从本质上讲，区域发展新空间是对原有区域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根据拓展方式不同，可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外延式拓展指区域发展地理空间的扩张，主要体现为土地利用面积的增加；内涵式拓展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即在发展地理空间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集聚发展、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等带来的效率提高。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区域范围扩大，二是抽象的经济效率提升。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是落实新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优化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有效途径，经济集聚对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影响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思路。
1.在扩散中不断促进经济集聚发展
无论是经济集聚还是扩散发展，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区位理论从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等角度解释了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新经济地理理论通过产生集聚力的“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以及产生分散力的“市场拥挤效应”分析经济集聚与扩散现象。部分学者指出，本地化经济源于各种成本的节约，如产业内专业化经济带来的成本节约，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成本节约，公司网络化带来的交通通信成本的节约，分享各种基础设施带来的成本节约等。实证研究中，陆铭（2011）关于地理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关系的研究表明，1990—2006年，各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受距离香港、上海、天津等大港口远近的影响，与大港口的距离越大，土地利用效率越低；2006年，距离大港口
对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经济集聚的认识存在以下三点误区。第一，认为中国经济集聚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出现了经济活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现象。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以空间基尼系数衡量的各行业空间集中程度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衡量经济集聚程度的指标之一——城市规模，不仅普遍偏小，而且存在“大城市不大，小城市不小”的规模均等化现象；集聚指数处在世界较低水平，即使与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如巴西、印度）相比，中国的集聚指数依然偏低（朱希伟、陶永亮，2011）。其次，经济活动之所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致使各种政策优惠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化配置；另一方面是由于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但要素成本上升的真正原因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受到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土地农转非指标严格按地区配给的非市场化行为（陈钊，2011），并非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强调的扩散力所导致。第二，认为经济进一步集聚将加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事实上，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存在首先是由地理区位引起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巨大差异所决定的；其次，中国经历了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增长过程，区域间不平衡发展是高速增长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陆大道，2009）；再次，沿海地区较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沿海—内地”的区域空间格局（刘卫东、张国钦等，2007）；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东部沿海地区虽然集聚了大量的经济活动，但没有在经济集聚发展的同时发挥同等规模的人口集聚功能，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匹配造成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较大差距（魏后凯，2016）。通过世界银行对多个国家的研究表明，美国、智利、巴基斯坦等国家内部区域间收入差距收敛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充分流动。因此，应改革限制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制度，只有实现要素流动和持续发展才能缩小地区间差距，最终促使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实现趋同（陈钊、陆铭等，2009）。第三，经济集聚加剧环境污染并引发“城市病”。事实上恰恰相反，陆铭和冯浩（2014）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有利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减排的经验证据：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级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基尼系数增加1个标准差，工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下降约19.03个百分点，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增加约2.27个百分点，工业烟尘排放强度下降约14.54个百分点，工业粉尘排放强度下降约22.49个百分点；随着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动集聚度的提高，单位工业增加值产生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也会随之降低。而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城市污染、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也不是必然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正确思路是“疏”，而不是“堵”，否则既会损失经济集聚效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又不能达到预期目标。
2.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中国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包含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以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一体化。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既可以促进经济集聚发展，实现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拓展，又可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对外经济合作金额也在逐年攀升，国际市场一体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试图重构贸易和投资规则。对此，中国要转变对外开放方式，一方面，通过设立自贸区以开放倒逼改革，有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型贸易规则变化（薄文广、安虎森，2016）；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应逐步将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转为走出去，通过以进行多边或双边区域合作的方式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刘乃全、刘学华等，2008）。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国外经济地理，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新路径。2009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密度、距离和分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并进一步指出分割是国际层次最具重要性的特征（世界银行，2009）。事实上，分割也是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中国国内不仅存在城乡分割，也存在地区之间的分割，徐现祥和王贤彬等（2011）将中国区域发展的事实概括为区域内迅速发展、区域间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为此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从财政和政治两个方面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并逐步向地方政府下放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权力，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徐现祥、王贤彬等，2011）。在财政和政策两者的共同激励下，地方政府开始了“标尺竞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这种市场分割严重阻碍和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既不利于经济集聚效应的发挥，也不利于地区间要素回报的均等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陆铭（2011）将中国劳动力在城乡间与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比作玻璃幕墙，虽看不见却真实存在。改革开放前，政府通过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流动仍然受户籍制度的严格约束，但在1990—1995年，流动人口增速明显上升（段成荣、杨舸等，2008）。时至今日，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已经较为自由，但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居民仍然面临一些障碍，在此影响下，中国经济活动在向东部地区明显集聚的同时，人口和土地集聚趋势却相对迟缓。
因此，要想通过经济集聚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一方面要转变对外开放方式，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全面开放、公平开放、共赢开放、包容开放；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必须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和城乡分割，改变对地方地府的激励，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实现各种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
3.以“城市群—发展轴”为主体形态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避开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确立集约发展理念，集约利用土地，实现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在有限的区域空间集聚发展。城市群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单元，是目前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群范围内的集聚经济效益将进一步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陆大道、樊杰，2009）。2014年，中国城市群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82.46%，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高达90.53%，进出口总额所占比例占全国的94.3%（方创琳等，2016）。因此，要将城市群作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内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且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城市将成为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需要通过不同途径进行新空间拓展，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未来发展应以转型升级、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为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在城市群内聚集；另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将不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尽快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转移，为其他产业腾出发展空间。对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等地区的城市群，重点是促进当地产业（尤其是工业）和承接产业向已设立的经济区集聚发展。对于正在培育阶段的环北部湾地区、云南沿边地区等地区的城市群，首先要通过设立各类开发区为经济集聚发展提供载体，以外延方式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其次，待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转向促进经济集聚发展的内涵拓展方式。经济轴带是中国区域发展空间的总体框架，交通条件的显著改善为沿经济轴带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创造了条件，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要重点沿大型综合交通走廊形成的发展轴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促进城市群与连接城市群的发展轴之间形成相互耦合，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轴为引导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拓展模式。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分析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历程，从经济集聚的视角剖析了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并提出了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方式，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经济集聚与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密切相关。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本质上是经济集聚的区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不同区域的经济集聚程度发生了变化，是经济集聚与经济扩散的统一。第二，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地理区位和政策对经济集聚（扩散）的作用机制；二是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如何在经济集聚与扩散过程中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是在地理区位和政策影响下，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过程，经济扩散过程中的集聚导致经济集聚发生的区域分布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经济集聚在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地理区位和政策通过经济集聚间接发挥作用。从产业集聚的层面可以很好地理解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现象，某地区经济发展一般包括不同的产业类型，不同产业随着集聚程度的变化，由集聚引起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进而引起产业集聚与扩散。第三，促进经济集聚（扩散）发展是一种内涵式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的方式，大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经济集聚的重要途径，在一体化和经济集聚的基础上，应加强城市群与发展轴的相互耦合，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以发展轴为引导的区域发展新空间拓展模式。
从上述结论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促进经济活动集聚与扩散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区域间的流动和再配置。因此，必须针对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进行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构建全国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管理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促进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允许土地跨省（区、市）“占补平衡”，实现非农业用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陆铭，2010）。第二，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干预，实现政府职能从微观干预向宏观管理转变，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推动资源配置，确保经济集聚效应充分发挥，从而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第三，正确发挥中央政府在促进经济集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中的重要作用。推动跨省区域合作，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政策的阻碍，打破区域间社会保障体系不对接引起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建立统一的利益平衡机制与协商机制；在地区间进行适当的财政转移，以防止地区间差距过大，将财政转移支付偏向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现各类要素资源在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合理流动，找准自身产业发展优势，使各类产业和要素在流动间充分实现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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