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母市场效应”，区域不平衡，比较优势，集聚
一、引言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贫穷区域的要素报酬和收入水平会向富裕区域不断收敛。^[1]从斯密、李嘉图到俄林，空间(区域)的异质性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考察，比较优势带来的产业发散力似乎广为人知：自然资源、技术要素的空间分布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区位，每个国家会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区域间最终会呈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2]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空间结构的变化显示出经济发展的团块结构，远远不是经济活动平稳的收敛，发展呈现出高度的空间差异。在欧盟，尽管欧盟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上投入很多，但经历着持续的区域不平衡。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平衡似乎带来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式，靠近欧盟中心的区域要比外围区域发展状况好很多。这种现象在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度。在墨西哥，制造业高度集中于和美国接壤的那些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均收入水平的空间不平衡急剧增加。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间收入差距呈现先短暂下挫、后持续上扬的趋势，^[3]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沿海省份农业的就业和产出份额大幅度下降，而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沿海与内地的收入鸿沟正不断扩大。在印度，南部区域在制造业和服务贸易方面表现突出。传统理论对区域不平衡的上升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广泛存在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区域外生特质高度相似，而发展程度却呈现巨大差异等问题力不从心。^[4]

   新贸易理论(NTT)和新经济地理学(NEG)对区域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富有竞争性的解释，这源于克鲁格曼^[5][6]的开创性贡献。克鲁格曼在D-S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将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重要动因以正式的模型加以表述。同样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克鲁格曼建立了厂商区位决策的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了空间图景：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al)。大国会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中心，而与之进行贸易的小国则处于生产的外围。相对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NEG模型的“第二性”(second nature)摒弃了所有外生的“第一性”(first nature)的因素，将厂商区位决策问题内生化了，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集聚力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区域不平衡。

   目前学界对内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主要分成两条路径：一是从NTT的角度考察贸易开放度和FDI对区域不平衡的影响，^[7][8]二是从NEG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系。^[9][10]本文的目的在于整合这两条路径，采取更加直观的视角和工具去分析区域不平衡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一视角和工具正是克鲁格曼模型的重要结论——“母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分析“母市场效应”与区域不平衡的传导机制；第三部分探求决定“母市场效应”强度的因素，从而寻求决定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微观经济变量；第四部分探讨对“母市场效应”与第一性的比较优势经验上的区分；第五部分探讨“母市场效应”所带来的区域福利和政策含义；第六部分进行简要评论。

二、“母市场效应”与区域不平衡的传导机制

    众所周知，在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情况下，一国会倾向于进口那些具有较大国内需 求的产品。然而林德^[11]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对某种产品具有较大的国内需求，那么该国会成为该种产品的净出口国。随后克鲁格曼对上述论断以正式的模型加以表述，提出了“母市场效应”理论。“母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其存在源于厂商靠近需求与节约运输成本的理性选择。1980年以后，克鲁格曼一直在他后来的研究文献中运用这个概念。后来Krugman在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将“母市场效应”与厂商的区位决策结合在一起，认为“母市场效应”是指“大国有更多的厂商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其存在是导致厂商空间集聚的必要条件，强烈的“母市场效应”会导致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随着NTT和NEG的不断交叉融合，“母市场效应”已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12]“母市场效应”的直接后果是厂商在空间上的集聚，而且“母市场效应”越强，规模经济的作用就越强，产业集聚的程度就会越高。而产业的集聚进一步提高了区域工资水平，刺激了需求，进而导致更强的“母市场效应”。“母市场效应”导致的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进而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导致了区域不平衡发展。

　　(一)“母市场效应”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

　　“母市场效应”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会导致区域不平衡。在两区域多部门模型的假定下，大量经验研究文献证明了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聚的存在。Amiti^[13]的理论模型显示，在贸易成本适度时，大国会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小国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大国会拥有更多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厂商；同时其也从实证上考察了欧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结果显示，欧盟国家专业化生产程度和产业集中程度都在不断提高。虽然扬格^[14]认为区域保护导致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散和区域间生产结构的复制，区域间专业化生产程度低，但大多数经验文献还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业集聚程度正不断提高。而且大量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正不断向东南沿海集聚，对外贸易是导致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区域间生产结构的差异不一定就能自动转化为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异，要素的自由流动可能会消除掉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但是只要要素市场是分散的，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区域收入水平的差异。众多文献研究了中国要素市场分散的现象，比如波依鲁—迪布莱和魏^[15]认为地方政府的干预和资本的误配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散，中国的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分散和不流动性也得到广泛的考察。普遍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控制移民的功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只要劳动力的流动仍然受到政府限制，产业集聚的速度超过人口流动的速度，区域不平衡程度就会上升。^[16]

　　(二)“母市场效应”导致区域间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母市场效应”通过拉大区域间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不平衡。对美国和欧盟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区域不平衡来自于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差异。^[17]传统研究集聚经济的经验文献认为，集聚会提高当地生产力水平、^[18]促进就业增长、^[19]导致区域间工资水平的差异、^[20]导致土地租金的不平衡。^[21]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近年来，学者们就集聚对部门内生产力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传统意义上，如果一国的某个产业相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更强，或者更弱，则称该国在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劣势，意味着该产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贸易伙伴来说更低或者更高。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不断扩张，而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则不断萎缩，导致了经济活动不平衡的空间分布。近年来，这种“产业视角”受到“厂商视角”的挑战。在同样的产业内部，有些厂商不能够应付国际竞争，而另外一些厂商则可以。市场份额和生产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相对于比较优势促动的产业间再分配来说，要显著得多。2003年，梅里兹^[22]在克鲁格曼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厂商异质性，考察了贸易对产业内再分配和总产业生产力的影响。梅里兹的模型显示，国际贸易使得生产效率更高的厂商从事出口品的生产，而生产效率低的厂商则重在满足国内需求，导致生产效率最低的厂商退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得资源流向更富有生产效率的厂商，这种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方式会提高产业总的生产力水平。厂商异质性程度对集聚力量的影响也得到了一些讨论：鲍德温和奥库布^[23]将NEG模型与异质性厂商的梅里兹垄断竞争模型结合起来，其模型显示，NEG模型关于同质化厂商的假定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有害的；生产效率高的厂商倾向于集聚在大的区域，这对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了饶有兴趣的结论。同时，从前的经验研究过高估计了集聚力量，而“筛选效应”导致生产效率高的厂商向中心地带集聚，而生产效率低的厂商则集聚在外围，厂商异质性是作为一种产业发散力而存在的。奥库布^[24]将产业纵向联系、异质性厂商和出口固定成本同时纳入考虑，研究贸易成本的降低对制造业地理集中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出口固定成本的厂商异质性通过削弱纵向联系，强化市场拥挤效应，阻碍了制造业的完全集聚。和中心-外围模型揭示的突发性集聚不同，贸易自由化导致厂商的逐渐集聚。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中心区域福利的上升，外围区域福利的下降。奥库布^[25]利用日本的制造业数据从经验上考察了厂商的生产力分布如何随着区域而变化。其研究证实了在中心区域有更高的平均生产力水平，但是在中心区域也广泛存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厂商。其研究显示，异质性厂商也有可能都集聚在同样的区域。费尔布马里和琼格^[26]在梅里兹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单部门，异质性厂商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内“母市场效应”的存在导致的收入在产业内的再分配效应。其模型显示，更低的贸易成本和更高的厂商异质性会强化“母市场效应”，从而加剧区域在部门内收入的不平衡。根据现有的研究，厂商异质性改变了NEG模型的主要特征。NEG模型显示的突发性集聚、完全集聚特征在有了厂商异质性后转变为逐渐集聚、不完全集聚，使得厂商在空间的分布变得分散开来。但同时，厂商异质性引起市场份额和资源的产业内再分配，使得生产力水平高的厂商集聚在中心区域，生产力水平低的厂商集聚在外围，导致区域间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加剧了区域不平衡。

　　综上所述，“母市场效应”直接导致了厂商在空间的集聚，而这一集聚又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和同部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此二者共同导致了区域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引起区域不平衡发展。

三、决定区域不平衡程度的微观经济变量

　　(一)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是决定区域不平衡的重要微观经济变量。赫德和里兹^[27]建立了一个产量份额和需求份额线性关系的一般化模型，并将贸易障碍纳入这一关系，从而推导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国家产品差异化情形HME的存在性。其产量份额和需求份额线性关系如下式：

　　式中：shr(v)代表差异化产品的产量份额，shr(E)代表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份额，b代表两国的贸易障碍，a代表国家间的对称性。在两国完全对称时有a=1，同时n/n^*=v/v^*=shr(v)/[1-shr(v)]。这样(1)式转化为：
 

　　从(2)式可以看出，斜率(b+1)/(b-1)决定了HME的强度，斜率越大意味着HME越强。令s=(b+1)/(b-1)，则有：
 

　　从(3)式可以看出，斜率和b值存在负相关关系，而b值越小，则意味着贸易障碍的削弱；反之，则意味着贸易障碍的增强。这说明，贸易障碍的降低会导致更强的“母市场效应”。这意味着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母市场效应”的作用将更加明显，产业集聚的倾向更加强烈，这会加剧区域间不平衡发展，这与众多NEG文献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