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
“新四沿”战略：打开区域发展大格局时间： 2016-01-03信息来源：常修泽 作者：wyg_admin 责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国内外对此颇为关注。制定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要接中华大地的“地气”，而且要看清世界发展的“天光”①。这里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内部要“协调”；二是外部要“开放”。近年来，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其中，“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而且还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与诸多国家共同发展的宏大开放战略。它再次启迪我们，探讨区域结构，不仅要着眼于国内的发展格局(寻求区域“协调”以避免“板块碰撞”)，而且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格局，在“开放”中确立区域发展战略。
20多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笔者当时的“协调开放型”思想，曾与青年学者戈晓宇提出“四沿”(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包含“丝绸之路”)开放战略。1988年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1182期，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性”开放战略》为题，上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同年5月26日，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21期)专题报道“四沿”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并在导语中指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②。这是旧话，但与如今讨论新阶段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又有某种内在联系。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迈入同一条河流。”③历史推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世界在变，亚洲在变，中国也在变，因此，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也应该变。针对当前世界新形势，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实际，在此提出升级版的协调开放型区域发展战略——“新四沿”发展战略。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一体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国家最大的战略支撑地区的实际。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有10个省市，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东部沿海地区共有人口5.2亿人，占全国的38%；面积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2万亿元，占全国的56.7%。显然，这里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撑。2015年3月，国家决策层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④中明确提出：沿海地区应“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这是对沿海地区发展的新定位。
在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发展中，有四个“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四个“经济圈”最新态势如何呢？
珠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有宽、中、窄三个不同的层次。宽泛的是指“泛珠三角”(9+2，即9个省加港澳)；中间层次是习惯把珠三角与广东省互称；但严格意义的珠三角是指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等9个城市。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6778.1万，占全国的5%；面积56750.9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3060.5万亿元，占9.3%。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已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单位面积产出超过其他地区而居首位。同时，其经济开放度较高，利用境外资金是沿海四大经济圈中增长最快的。⑤
长三角经济圈。根据2015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范围包括沪、苏、浙，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共16个城市。据统计，该核心区共有人口10975万人，占全国的8.1%；面积110 300.5平方公里，占全国1.1%；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97760.5万亿元，占全国的17.2%。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截至2015年6月，笔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将安徽的一批城市和苏北某些城市纳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经济圈内有上海大小洋山港，在航运和对外贸易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以及隶属于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衡水。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10 919.62万人，占全国的8.0%；面积218727.5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3%；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62172.2万亿元，占全国的10.9%。京津冀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
海峡西岸地区。国家已明确提出“海峡西岸台商投资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福建省，而且包括浙江南部温州一带、江西贛东一带和粤东潮汕一带，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区。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9042.6万人，占全国的6.6%；面积272149.4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7159.4万亿元，占全国的6.5%。特别是这里与海峡东岸有“五缘”，即地缘、人缘、血缘、文缘、商缘，是两岸合作的基地。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有两个支柱：其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其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以珠三角经济圈(深、广、珠三角)为龙头，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1979)⑥；20世纪90年代，以更大的珠三角经济圈(整个广东)为龙头，同时启动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21世纪伊始，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同时启动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开发开放。21世纪10年代，“沿海”地区的龙头定在哪里？经过比较，笔者建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选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沿海地区发展的龙头。
为什么主张以京津冀一体化作为龙头？除了京津冀本身所处的中枢地位和处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的战略地位外，主要有四点理由：
第一，这是由新阶段“五环式改革”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之路：在地域上，由南而北、由边缘向“中心”，逐步推进；在领域上，由经济向全面领域逐步推进。前三十几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属于单向度的经济改革；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五环式改革”⑦(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新阶段。京津冀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大部分中国的财团总部集聚于此)，而且是中国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尽管各地都面临“五环式改革”的任务，但是，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是重点首选之地。
第二，这是破解结构难题、推动创新发展所必需。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调整结构”，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尤其在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依然相对滞后。虽然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48.2%，但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⑧创新方面也不理想：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⑨下一步，中国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体，同时，推进“创新立国”⑩。在这方面，北京市的服务业走在全国前面(比重已超过75%)，在自主创新方面也一马当先。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全国的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这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打造“绿色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举措。促进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新潮流，现代化呼唤“绿色化”。本文的“绿色世界级城市群”命题内涵，不仅包括区域内城市密集、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性城市、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贸易中转大港、城镇人口至少达到2500万等，更重要的是，它应是国家乃至世界绿色发展的核心区域。但现在的问题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严重，特别是首都北京雾霾十分严重，成为海内外诟病的问题。中央和全中国人民都希望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并且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世界美丽中国”。
第四，京津冀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形成一体化格局。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但据笔者在津京生活工作60年之体验，深感京津冀三地封闭、割裂化已成“痼疾”。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雷同，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一直存在。1996年笔者曾以《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为题，具体探讨了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推进京津经济合作(11)，但是积重难返，非有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人们希望把京、津、冀等环渤海西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域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极”。
2006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继之，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为实现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笔者建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实现“四个率先”：其一，率先治理污染，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要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要共同控制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加大机动车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及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等。生态环境建设应率先推进。其二，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其三，以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园区为样板，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国际竞争力。其四，适应经济新阶段的要求，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京津冀三地区功能之重新定位，特别是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剥离其经济中心等“非首都功能”，在这方面非有“壮士断腕”气魄不可。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在出访中亚期间率先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于2013年10月在东南亚正式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人们并称“一带一路”)。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在推进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种“区域合作”已经超出国内区域发展的范畴，可以说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对于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12)，沿海地区具有责无旁贷的作用。这也是本文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内容放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原因。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突出问题要解决：
第一点，内部——要到边。要动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和地区，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目前“狭隘化”之一，拘泥于所谓“泉州起点”的说法。其实，那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和“21世纪”，是两个时空不同的概念。“21世纪”的“起点”具有更为广阔的战略视角，其涵盖范围可以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如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烟台；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宁波—舟山、连云港；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湛江；海峡西岸地区的福州、泉州、厦门、汕头；以及海口、三亚等等。
第二点，外部——要到底。“狭隘化”之二，认为此路只是通往东盟或者远一点近似“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其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限于“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而是指以中国港口为起点通往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澳洲等地海上来往通道的统称。其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比“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要广阔得多。
第三点，着力点要抓海洋经济和沿线港口建设。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应以海洋经济为重点，着力发展海上养殖、远洋渔业、海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开发、海洋旅游(包括游轮经济等)；要特别重视港口的建设，并以此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笔者在主持《“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研讨会》有关瓜达尔港讨论过程中感到，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相关港口的关联度，极为密切，应给予高度重视。
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2014年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4月2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新提的“长江经济带”，又是一项“国家战略”和“重大战略决策”。
在笔者1988年提出的“四沿”开放发展战略中，虽然在“沿海”之后提出“沿江(长江)”开放发展，但彼文中的“长江经济带”范围比现在要小一些，那时西端只讲到四川和重庆，尚未把云南、贵州包括在内。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时，明确新的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9个省2个直辖市。“长江经济带”与前文阐述的“长三角经济圈”有某些交集。
为什么把长江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据规划，“长江经济带”面积占全国18%，人口占全国36%。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述11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的GDP总量接近26万亿，占全部GDP总量的41.2%。预测在本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速将保持6.5%～7%，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据此推算，未来15年到2020年前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国的“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将成为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13)。
从华夏历史上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开发情况看，北宋及北宋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但自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北宋覆亡，后经商丘迁都临安)建立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明显南移。此后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没有间断，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经济最发达、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在21世纪的今天，与其他区域经济规划相比，长江经济带有哪些优势？比较起来，以下四点优势是很明显的：一则，交通和区位。该经济带横贯中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二则，资源。特别是淡水资源(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源头就在此)、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等丰富，尤其是人力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人才荟萃。三则，产业。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四是市场广阔。城市密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16倍。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样大的战略决策，笔者建议具体实施应遵循三个具体战略：
“巨龙”战略。可把长江经济带视为一条“巨龙”来打造，以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腰”，重庆为“龙尾”，这三大城市也恰好分别是上海协调会(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武汉协调会(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协调会(重庆市、四川省)的中心城市。依托三大城市，建立“龙头”“龙腰”“龙尾”之间合作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抓住四个联动：(1)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联动，重点建设上海港区、武汉港区、重庆港区；(2)国内市场体系建设联动，使金融、人才等要素市场一体化；(3)产业转型升级联动，通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机构协同攻关，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实现技术和产业协同创新；(4)城市群建设联动，形成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腹心”战略。1904年1月，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指出，“中心地带”一直以来就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国著名地缘战略家柳长勋先生周游世界数十年，曾经应联合国总部邀请，研讨世界战略。他对崛起中的“天下之中”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格外钟情，指出这里“将是亚太地区，特别是东部亚洲大陆的心脏，有如一头雄狮，卧在原野，如果大力建设，将可以万都之都姿态，为人类文明铺远景”。(14)“华夏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要想‘君临天下’，都必须控制这个中心”(15)。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是中国政治版图的一个“腹心之地”。正因为如此，在谋划中国大布局中，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成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以此向东向西，伸入长江沿岸广袤的内陆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腹地开发。
“双弓箭”战略。长江经济带可形象比喻为“弓箭”。但须指出，它不是单向的“单弓箭”，而是双向的“双弓箭”。一是东向，以中国东部海岸线为“弓背”，以京广线为“弓弦”，以长江作“弓箭”，射向东海，使长江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进而进入太平洋的“利箭”。二是西向，以中国西部边境线为“弓背”，也以京广线为“弓弦”，以长江作“弓箭”，射向西陆，使长江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而进入西亚南亚的“利箭”。通过“双弓箭”，促进“双向”开发开放。内则，支撑起中国最具纵深回旋余地的“东西联动”发展新格局；外则，“两头”开放，即向太平洋及向西亚南亚，特别是向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开放，打造成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
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内陆和周边经济发展
前面阐述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涉及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讲的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历史上看，古丝绸之路是在前人基础上由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它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2014年5月，笔者在土耳其考察过程中曾亲身体验了古丝绸之路的“古驿站”。正是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茶叶和香料络绎于途，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
现实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来的。就国内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古丝绸之路范围，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区以及相联的中部甚至东部一些省份。
就国外来说，“一带”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它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相当之大。重点打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走向，“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笔者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实地考察，并与中亚国家交流中了解到，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尤其希望在交通、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日用工业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可以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合作。
实施“一带一路”，重点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这应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这里有以下几个重点：(1)抓住交通领域的关键通道和关键节点，打通“断头路”，提升道路通达水平；(2)推动港口和其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3)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如中亚输油、输气管道等)；(4)切实做好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
第二，投资贸易问题。这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首先，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同时创新贸易方式，如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其次，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上述活动过程中，注意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经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
第三，产业合作问题。这是中国与多国相互投资的延伸。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从丝绸之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产业合作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农业合作，包括种植业和林牧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业；(2)资源性产业，如油气、煤炭、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3)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尤其注意发展互联网+；(4)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物流业、健康产业以及旅游业等。
最后，生态环境合作。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应关注各国加强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维护环境人权，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为使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就中国相关地区来说，当前尤其要做好四件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生态保护工程；三是优势产业发展；四是扩大开放，从而使相关地区得到更有实效的发展。
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项目
以上论述了沿海、沿长江、沿丝绸之路发展的构思。那么作为“四沿”之一的“沿边”应该有什么构思？
27年前，笔者提出的沿边开放，主要讲了东北(中苏边境)、北部(中蒙边境)、大西北(新疆与比邻国家)以及西南部和南部边境沿边开放带。27年过去了，周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笔者认为，新阶段的沿边开放战略应该突出以下三个经济带：
东北沿边经济带。这一经济带主要是与俄国、朝鲜和蒙古国等比邻国家的联系。其重点应该放在中俄沿边合作上。2014年6～8月，笔者对吉林省东部四市州(吉林市、延边州、白山市、通化市)进行了调查，并沿中俄、中朝边境作了长达千里的实地考察，感到中国下一步的沿边开放发展，需要有类似“图们江开发计划”这样的重点项目来引领。
这里以此为案例作些分析。1992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倡导下，中、俄、朝、韩、蒙五国共同启动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1992，笔者发表《建议创办远东经济特区》的论文，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上，旨在推动这一跨国项目的实施。
大图们江地区，从中国角度研究，是中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它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为主体，促进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开拓陆海联运国际运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模式，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为全国沿边开放开发提供经验和示范。
为了切实汲取经验和发挥示范作用，笔者分别于1993年、2005年和2014年三度实地考察“一眼望三国”的战略前沿珲春，并经珲春口岸赴俄调研。通过调研，感到中国完全可以以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为窗口，依托长吉图，吸引域外投资者参与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发挥长吉图开发开放在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并进而提升东北地区的整体综合实力。
以上“图们江”合作只是一个案例。今后，在东北沿边地区，还要推进黑龙江对俄罗斯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建设，以及辽吉黑三省与远东地区的陆海联运合作，同时，发挥内蒙古连通俄蒙的区位优势。
西北沿边经济带。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点地区，要特别注意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27年前笔者的“四沿”开放战略，曾用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个经济带的功能，这些当初的构想今天看来大多还未过时，这里不再重复。
西南沿边经济带。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有西北线，而且有西南线，人们对此多有忽略。今天，建设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要忽视西南线。这里面对东盟和南亚诸国，是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要关注以下中、东、西三个方向。
在中部方向——主要是云南，利用其在西南的中心区位优势，加强国际大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2014年11月中旬，笔者实地考察了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勐腊县，这里有通往老挝、缅甸进而进入东南亚的大通道及相关勐满、磨憨口岸。应根据国务院关于“研究设立云南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有关文件精神，加快建立“勐腊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以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它不仅关系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关系到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提升孟中印缅合作层次，而且特别关系到维护边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要做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在东部方向——重点是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相邻的独特优势，做好南(南宁航空港)、凭(凭祥)、东(东兴)等陆地口岸的建设，打造中国通向东盟地区的陆地战略支点。在西部方向——重点是推进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与旅游文化。在上述地区，根据区位特点，做好沿边地区口岸建设，探索建立沿边境或跨境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区(16)。
①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
②《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性”开放战略》，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第21期。
③“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说，河里的水是不断流动的，你这次踏进河，水流走了，你下次踏进河时，又流来的是新水。
④《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⑤常修泽：《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⑥对邓小平创办的深圳特区，笔者当时曾作过实际调研，见谷书堂主编、杨玉川、常修泽副主编：《深圳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实际调研基础上，笔者发现蛇口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并将此写成论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提交1984年9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刊登。
⑦“五环式改革”一词是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⑧常修泽：《推进结构调整应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日报》，2015年4月28日。
⑨笔者曾深入探究“技术储备度”的内涵，发现它由七项指标所构成：(1)最新技术可用性，中国排97位；(2)企业吸收技术情况，中国排68位；(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情况，中国排81位；(4)个人互联网应用情况，中国排75位；(5)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中国排51位；(6)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平均使用情况，中国排120位；(7)移动宽带使用情况，中国排78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
⑩常修泽等著：《创新立国战略》，北京：学习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
(11)常修泽：《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著名学者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此之前，1992年笔者曾作为主笔完成一篇论文——《打响对外开放的“平津战役”》，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
(12)“丝绸之路”一词，是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概念，原指中西陆上通道，主要贸易为丝绸，故名。此名后来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提出了泉州为“起点”的说法，这是一个荣誉性的概念，而非学术概念。
(13)1988年，笔者提出包括沿江开发在内的“四沿”开放发展概念后，在《蜀道》电视专题片(2009年)和《支点》电视专题片(2011年)中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
(14)转引自《支点》电视专题片资料(2011年)。
(15)笔者在电视政论片《支点》中的“嘉宾谈”(2011年)。
(16)见中国改革论坛网：《常修泽深入中老缅边境考察研究设立“勐腊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2014年11月19日)；《常修泽再次深入中老缅边境考察勐腊、勐海两县》(2015年1月8日)。
20多年前，即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笔者当时的“协调开放型”思想，曾与青年学者戈晓宇提出“四沿”(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包含“丝绸之路”)开放战略。1988年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第1182期，以《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性”开放战略》为题，上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同年5月26日，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21期)专题报道“四沿”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并在导语中指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②。这是旧话，但与如今讨论新阶段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又有某种内在联系。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迈入同一条河流。”③历史推进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世界在变，亚洲在变，中国也在变，因此，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也应该变。针对当前世界新形势，结合中国全面改革、全面开放的实际，在此提出升级版的协调开放型区域发展战略——“新四沿”发展战略。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以京津冀一体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国家最大的战略支撑地区的实际。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有10个省市，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东部沿海地区共有人口5.2亿人，占全国的38%；面积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2万亿元，占全国的56.7%。显然，这里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支撑。2015年3月，国家决策层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④中明确提出：沿海地区应“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这是对沿海地区发展的新定位。
在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发展中，有四个“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四个“经济圈”最新态势如何呢？
珠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有宽、中、窄三个不同的层次。宽泛的是指“泛珠三角”(9+2，即9个省加港澳)；中间层次是习惯把珠三角与广东省互称；但严格意义的珠三角是指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等9个城市。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6778.1万，占全国的5%；面积56750.9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6%；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3060.5万亿元，占9.3%。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是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已成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省份，单位面积产出超过其他地区而居首位。同时，其经济开放度较高，利用境外资金是沿海四大经济圈中增长最快的。⑤
长三角经济圈。根据2015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范围包括沪、苏、浙，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共16个城市。据统计，该核心区共有人口10975万人，占全国的8.1%；面积110 300.5平方公里，占全国1.1%；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97760.5万亿元，占全国的17.2%。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为副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截至2015年6月，笔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将安徽的一批城市和苏北某些城市纳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经济圈内有上海大小洋山港，在航运和对外贸易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以及隶属于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邯郸、邢台、衡水。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10 919.62万人，占全国的8.0%；面积218727.5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3%；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62172.2万亿元，占全国的10.9%。京津冀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
海峡西岸地区。国家已明确提出“海峡西岸台商投资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福建省，而且包括浙江南部温州一带、江西贛东一带和粤东潮汕一带，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区。据统计，该地区共有人口9042.6万人，占全国的6.6%；面积272149.4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8%；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37159.4万亿元，占全国的6.5%。特别是这里与海峡东岸有“五缘”，即地缘、人缘、血缘、文缘、商缘，是两岸合作的基地。
升级版的“沿海”战略有两个支柱：其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其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关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以珠三角经济圈(深、广、珠三角)为龙头，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1979)⑥；20世纪90年代，以更大的珠三角经济圈(整个广东)为龙头，同时启动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21世纪伊始，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同时启动京津冀地区和海峡西岸地区开发开放。21世纪10年代，“沿海”地区的龙头定在哪里？经过比较，笔者建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选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沿海地区发展的龙头。
为什么主张以京津冀一体化作为龙头？除了京津冀本身所处的中枢地位和处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的战略地位外，主要有四点理由：
第一，这是由新阶段“五环式改革”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之路：在地域上，由南而北、由边缘向“中心”，逐步推进；在领域上，由经济向全面领域逐步推进。前三十几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属于单向度的经济改革；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五环式改革”⑦(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新阶段。京津冀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大部分中国的财团总部集聚于此)，而且是中国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尽管各地都面临“五环式改革”的任务，但是，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是重点首选之地。
第二，这是破解结构难题、推动创新发展所必需。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多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调整结构”，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尤其在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方面，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依然相对滞后。虽然2014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48.2%，但与2012年世界服务业平均水平70.2%相比，仍相差22个百分点。⑧创新方面也不理想：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⑨下一步，中国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创新驱动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体，同时，推进“创新立国”⑩。在这方面，北京市的服务业走在全国前面(比重已超过75%)，在自主创新方面也一马当先。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全国的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三，这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打造“绿色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举措。促进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新潮流，现代化呼唤“绿色化”。本文的“绿色世界级城市群”命题内涵，不仅包括区域内城市密集、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性城市、拥有一个或几个国际贸易中转大港、城镇人口至少达到2500万等，更重要的是，它应是国家乃至世界绿色发展的核心区域。但现在的问题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严重，特别是首都北京雾霾十分严重，成为海内外诟病的问题。中央和全中国人民都希望京津冀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并且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世界美丽中国”。
第四，京津冀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形成一体化格局。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但据笔者在津京生活工作60年之体验，深感京津冀三地封闭、割裂化已成“痼疾”。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雷同，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一直存在。1996年笔者曾以《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为题，具体探讨了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旨在推进京津经济合作(11)，但是积重难返，非有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人们希望把京、津、冀等环渤海西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域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极”。
2006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继之，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到“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层面。
为实现这个“重大国家战略”“重大战略决策”，笔者建议，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实现“四个率先”：其一，率先治理污染，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要加强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尤其要共同控制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加大机动车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及空气质量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等。生态环境建设应率先推进。其二，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口，率先以新一轮开放倒逼改革，在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的前列，真正“杀出一条血路来”。其三，以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园区为样板，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国际竞争力。其四，适应经济新阶段的要求，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京津冀三地区功能之重新定位，特别是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剥离其经济中心等“非首都功能”，在这方面非有“壮士断腕”气魄不可。
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继在出访中亚期间率先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于2013年10月在东南亚正式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人们并称“一带一路”)。李克强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在推进中国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中，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种“区域合作”已经超出国内区域发展的范畴，可以说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对于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12)，沿海地区具有责无旁贷的作用。这也是本文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内容放在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原因。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突出问题要解决：
第一点，内部——要到边。要动员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和地区，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目前“狭隘化”之一，拘泥于所谓“泉州起点”的说法。其实，那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和“21世纪”，是两个时空不同的概念。“21世纪”的“起点”具有更为广阔的战略视角，其涵盖范围可以包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的通商港口，如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烟台；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宁波—舟山、连云港；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湛江；海峡西岸地区的福州、泉州、厦门、汕头；以及海口、三亚等等。
第二点，外部——要到底。“狭隘化”之二，认为此路只是通往东盟或者远一点近似“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其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限于“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而是指以中国港口为起点通往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澳洲等地海上来往通道的统称。其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因此，比“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要广阔得多。
第三点，着力点要抓海洋经济和沿线港口建设。在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应以海洋经济为重点，着力发展海上养殖、远洋渔业、海上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开发、海洋旅游(包括游轮经济等)；要特别重视港口的建设，并以此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笔者在主持《“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研讨会》有关瓜达尔港讨论过程中感到，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中巴和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相关港口的关联度，极为密切，应给予高度重视。
升级版的“沿江”战略：以长江经济带拉动大长江流域经济发展
2014年3月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4月2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国务院新提的“长江经济带”，又是一项“国家战略”和“重大战略决策”。
在笔者1988年提出的“四沿”开放发展战略中，虽然在“沿海”之后提出“沿江(长江)”开放发展，但彼文中的“长江经济带”范围比现在要小一些，那时西端只讲到四川和重庆，尚未把云南、贵州包括在内。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时，明确新的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9个省2个直辖市。“长江经济带”与前文阐述的“长三角经济圈”有某些交集。
为什么把长江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据规划，“长江经济带”面积占全国18%，人口占全国36%。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述11个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的GDP总量接近26万亿，占全部GDP总量的41.2%。预测在本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内，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速将保持6.5%～7%，而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据此推算，未来15年到2020年前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国的“半壁江山”，长江经济带将成为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13)。
从华夏历史上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开发情况看，北宋及北宋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但自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北宋覆亡，后经商丘迁都临安)建立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明显南移。此后长江流域的开发和利用一直没有间断，长江流域成为华夏民族经济最发达、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
在21世纪的今天，与其他区域经济规划相比，长江经济带有哪些优势？比较起来，以下四点优势是很明显的：一则，交通和区位。该经济带横贯中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二则，资源。特别是淡水资源(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源头就在此)、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等丰富，尤其是人力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人才荟萃。三则，产业。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四是市场广阔。城市密度为全国平均密度的2.16倍。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样大的战略决策，笔者建议具体实施应遵循三个具体战略：
“巨龙”战略。可把长江经济带视为一条“巨龙”来打造，以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腰”，重庆为“龙尾”，这三大城市也恰好分别是上海协调会(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武汉协调会(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协调会(重庆市、四川省)的中心城市。依托三大城市，建立“龙头”“龙腰”“龙尾”之间合作发展联动机制，重点抓住四个联动：(1)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联动，重点建设上海港区、武汉港区、重庆港区；(2)国内市场体系建设联动，使金融、人才等要素市场一体化；(3)产业转型升级联动，通过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学机构协同攻关，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实现技术和产业协同创新；(4)城市群建设联动，形成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腹心”战略。1904年1月，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指出，“中心地带”一直以来就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国著名地缘战略家柳长勋先生周游世界数十年，曾经应联合国总部邀请，研讨世界战略。他对崛起中的“天下之中”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格外钟情，指出这里“将是亚太地区，特别是东部亚洲大陆的心脏，有如一头雄狮，卧在原野，如果大力建设，将可以万都之都姿态，为人类文明铺远景”。(14)“华夏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要想‘君临天下’，都必须控制这个中心”(15)。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是中国政治版图的一个“腹心之地”。正因为如此，在谋划中国大布局中，武汉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成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以此向东向西，伸入长江沿岸广袤的内陆地区，推进长江经济带腹地开发。
“双弓箭”战略。长江经济带可形象比喻为“弓箭”。但须指出，它不是单向的“单弓箭”，而是双向的“双弓箭”。一是东向，以中国东部海岸线为“弓背”，以京广线为“弓弦”，以长江作“弓箭”，射向东海，使长江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进而进入太平洋的“利箭”。二是西向，以中国西部边境线为“弓背”，也以京广线为“弓弦”，以长江作“弓箭”，射向西陆，使长江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而进入西亚南亚的“利箭”。通过“双弓箭”，促进“双向”开发开放。内则，支撑起中国最具纵深回旋余地的“东西联动”发展新格局；外则，“两头”开放，即向太平洋及向西亚南亚，特别是向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开放，打造成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
升级版的“沿线”战略：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拉动内陆和周边经济发展
前面阐述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涉及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讲的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从历史上看，古丝绸之路是在前人基础上由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它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2014年5月，笔者在土耳其考察过程中曾亲身体验了古丝绸之路的“古驿站”。正是在这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茶叶和香料络绎于途，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
现实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来的。就国内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古丝绸之路范围，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区以及相联的中部甚至东部一些省份。
就国外来说，“一带”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它将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相当之大。重点打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走向，“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笔者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实地考察，并与中亚国家交流中了解到，中亚各国希望与中国扩展合作领域，尤其希望在交通、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日用工业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对其进行投资，并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发展合作，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该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可以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合作。
实施“一带一路”，重点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这应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这里有以下几个重点：(1)抓住交通领域的关键通道和关键节点，打通“断头路”，提升道路通达水平；(2)推动港口和其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3)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如中亚输油、输气管道等)；(4)切实做好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
第二，投资贸易问题。这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首先，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同时创新贸易方式，如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其次，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上述活动过程中，注意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经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
第三，产业合作问题。这是中国与多国相互投资的延伸。根据笔者的实际调查，从丝绸之路沿线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产业合作可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农业合作，包括种植业和林牧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业；(2)资源性产业，如油气、煤炭、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以及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3)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尤其注意发展互联网+；(4)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物流业、健康产业以及旅游业等。
最后，生态环境合作。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应关注各国加强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维护环境人权，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为使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就中国相关地区来说，当前尤其要做好四件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生态保护工程；三是优势产业发展；四是扩大开放，从而使相关地区得到更有实效的发展。
升级版的“沿边”战略：实施边境或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沿边发展项目
以上论述了沿海、沿长江、沿丝绸之路发展的构思。那么作为“四沿”之一的“沿边”应该有什么构思？
27年前，笔者提出的沿边开放，主要讲了东北(中苏边境)、北部(中蒙边境)、大西北(新疆与比邻国家)以及西南部和南部边境沿边开放带。27年过去了，周边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笔者认为，新阶段的沿边开放战略应该突出以下三个经济带：
东北沿边经济带。这一经济带主要是与俄国、朝鲜和蒙古国等比邻国家的联系。其重点应该放在中俄沿边合作上。2014年6～8月，笔者对吉林省东部四市州(吉林市、延边州、白山市、通化市)进行了调查，并沿中俄、中朝边境作了长达千里的实地考察，感到中国下一步的沿边开放发展，需要有类似“图们江开发计划”这样的重点项目来引领。
这里以此为案例作些分析。1992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倡导下，中、俄、朝、韩、蒙五国共同启动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1992，笔者发表《建议创办远东经济特区》的论文，发表在香港《经济导报》上，旨在推动这一跨国项目的实施。
大图们江地区，从中国角度研究，是中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它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为主体，促进沿边地区与内陆腹地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开拓陆海联运国际运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跨境经济合作模式，推动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在更高层次上向纵深发展，为全国沿边开放开发提供经验和示范。
为了切实汲取经验和发挥示范作用，笔者分别于1993年、2005年和2014年三度实地考察“一眼望三国”的战略前沿珲春，并经珲春口岸赴俄调研。通过调研，感到中国完全可以以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为窗口，依托长吉图，吸引域外投资者参与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发挥长吉图开发开放在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并进而提升东北地区的整体综合实力。
以上“图们江”合作只是一个案例。今后，在东北沿边地区，还要推进黑龙江对俄罗斯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建设，以及辽吉黑三省与远东地区的陆海联运合作，同时，发挥内蒙古连通俄蒙的区位优势。
西北沿边经济带。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点地区，要特别注意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27年前笔者的“四沿”开放战略，曾用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个经济带的功能，这些当初的构想今天看来大多还未过时，这里不再重复。
西南沿边经济带。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有西北线，而且有西南线，人们对此多有忽略。今天，建设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要忽视西南线。这里面对东盟和南亚诸国，是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要关注以下中、东、西三个方向。
在中部方向——主要是云南，利用其在西南的中心区位优势，加强国际大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2014年11月中旬，笔者实地考察了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勐腊县，这里有通往老挝、缅甸进而进入东南亚的大通道及相关勐满、磨憨口岸。应根据国务院关于“研究设立云南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有关文件精神，加快建立“勐腊开发开放重点试验区”，以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它不仅关系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关系到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及提升孟中印缅合作层次，而且特别关系到维护边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要做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在东部方向——重点是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相邻的独特优势，做好南(南宁航空港)、凭(凭祥)、东(东兴)等陆地口岸的建设，打造中国通向东盟地区的陆地战略支点。在西部方向——重点是推进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与旅游文化。在上述地区，根据区位特点，做好沿边地区口岸建设，探索建立沿边境或跨境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区(16)。
①常修泽：《包容性改革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
②《常修泽等建议实行“四沿——渗透性”开放战略》，新华社《瞭望》周刊，1988年第21期。
③“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说，河里的水是不断流动的，你这次踏进河，水流走了，你下次踏进河时，又流来的是新水。
④《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⑤常修泽：《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⑥对邓小平创办的深圳特区，笔者当时曾作过实际调研，见谷书堂主编、杨玉川、常修泽副主编：《深圳特区调查和经济开发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实际调研基础上，笔者发现蛇口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并将此写成论文《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提交1984年9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经济日报》1984年9月28日刊登。
⑦“五环式改革”一词是笔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提出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⑧常修泽：《推进结构调整应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日报》，2015年4月28日。
⑨笔者曾深入探究“技术储备度”的内涵，发现它由七项指标所构成：(1)最新技术可用性，中国排97位；(2)企业吸收技术情况，中国排68位；(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情况，中国排81位；(4)个人互联网应用情况，中国排75位；(5)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中国排51位；(6)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平均使用情况，中国排120位；(7)移动宽带使用情况，中国排78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
⑩常修泽等著：《创新立国战略》，北京：学习出版社、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
(11)常修泽：《京津合作的八个方面》，《中国北方经济中心——著名学者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此之前，1992年笔者曾作为主笔完成一篇论文——《打响对外开放的“平津战役”》，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
(12)“丝绸之路”一词，是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概念，原指中西陆上通道，主要贸易为丝绸，故名。此名后来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提出了泉州为“起点”的说法，这是一个荣誉性的概念，而非学术概念。
(13)1988年，笔者提出包括沿江开发在内的“四沿”开放发展概念后，在《蜀道》电视专题片(2009年)和《支点》电视专题片(2011年)中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
(14)转引自《支点》电视专题片资料(2011年)。
(15)笔者在电视政论片《支点》中的“嘉宾谈”(2011年)。
(16)见中国改革论坛网：《常修泽深入中老缅边境考察研究设立“勐腊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2014年11月19日)；《常修泽再次深入中老缅边境考察勐腊、勐海两县》(2015年1月8日)。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