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业融合时间： 2021-10-07信息来源： 长江产经智库 2021年9月22日 作者：江静、丁春林 责编：qgy
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推进了近40年，虽然在区域规划协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协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层面仍需要有效突破，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长三角内部市场分割导致的区域内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区域内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相对较低；第二，长三角地区整体与国内其他周边地区的产业融合度较弱。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伴随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长三角地区统一区域市场构建和区域产业一体化问题则显得格外重要。当前长三角区域内两业融合率低以及与国内周边地区两业融合度较弱的现状，表面看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孤立发展带来的产业关联度较低，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市场一体化、尤其是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本文试图通过长三角制造业服务要素投入的地区来源构成和长三角服务业产出对区域内外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这两个层面来探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问题，进而为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本文用制造业总投入中服务要素的地区来源占比来反映各地区间的产业一体化程度，将服务要素来源分为长三角内部（包括长三角各省市间服务要素的流通）、长三角外中国其他地区以及进口的服务要素。数据来源为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表1是基于2012年和2017年长三角各省市投入产出表及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中服务要素投入的来源。①地区投入产出表为竞争型表，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非竞争型表，服务投入的进口项即为两表服务要素投入的差额。 表1显示，长三角各省市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大多是来自于本地区内部。以2017年为例，上海制造业总服务要素投入中有68.90%来自上海本地，而江苏的该比例则高达79.37%，浙江为73.58%，安徽为82.25%。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来看，根据表1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两业融合和统一市场建设层面远滞后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尚未全面融入长三角。2012年，沪苏浙皖四个地区的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要素来自于长三角内部的比重分别为83.47%、81.16%、85.98%、68.01%（如表1所示），上海、江苏、浙江服务要素投入的80%以上来自于长三角内部，但其中源于安徽的服务投入仅约0.5%；到2017年，上海、江苏和浙江来自安徽的服务投入仅为0.05%，0.11%和0.15%。此外，从安徽省制造业服务投入来源看，2012年有31.99%的服务投入来自于中国长三角以外地区，5.28%来在源于进口，去掉安徽本省的服务投入，来自于长三角内部其他省市的仅占13.36%；到了2017年，该比例下降到3.21%，而82.25%的服务投入来自于安徽本地区。与长三角其他省市相比，安徽在长三角地区产业关联和统一市场建设远远滞后长三角地区，尚未全面融入长三角。第二，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中的龙头作用不太显著，但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而上海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需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表1的结果表明，2012年江苏的服务要素投入来源于上海的仅占1.06%，同期浙江和安徽的该比例为3.05%和6.19%。2017年长三角各地区来自上海的服务投入比例依然较低，分别为2.42%，3.23%和1.88%，这与上海具有丰富的服务资源禀赋严重不匹配。从发展趋势来看，从2012年到2017年，长三角苏浙两地区的服务投入比例来自上海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江苏的增长率更高达128%，这也意味着江苏与浙江的两业融合在不断增强，且上海的龙头扩散效应在不断增强。
服务业产出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用服务业感应度系数来反映，该系数是借鉴潘文卿（2015）的方法，在Miller & Blair（1985）研究基础上对产业关联影响的测度。②表2是2007、2012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反映了长三角各地区制造业产出受本地区服务业产出及区域内服务业产出的影响程度，表示是服务业部门增加1单位最终产出时，通过溢出效应导致制造业部门增加的产出量。由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进口投入一项未区分制造业进口和服务业进口，因此本部分讨论的溢出效应仅限国内影响。
注：长三角周边地区主要包括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这五个省份；其他地区选取了中国长三角地区以外的经济发达省市，主要是北京、天津和广东。第一，从长三角地区内部看，各省市服务业产出对本地制造业溢出效应最大，对长三角内部其他省市的溢出效应较小。2007年上海服务业对本地区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为1.388，这意味着上海服务业产出增加一单位，可以带动本地1.388单位的制造业产出，而对江苏、浙江和安徽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仅为0.201、0.220和0.079；同期江苏、浙江和安徽服务业的本地溢出效应分别为2.633、1.934和1.077。2012年，本地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增强，上海服务业对上海本地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为3.272，江苏、浙江和安徽则分别是5.248、5.795和4.872。2017年的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总体来说各省市的服务业产出对制造业的本地溢出效应显著高长三角地区内部其他省市。表2纵向指标反映出各地区制造业产出中的服务业带动效应。以江苏为例，2007年江苏制造业增长中，2.633单位来自于江苏本地服务业的带动，上海、浙江和安徽服务业对江苏制造业最终产出的带动分别为0.201、0.210和0.384。2012年，江苏制造业增长中有5.248单位来自于江苏本地服务业的溢出，上海、浙江和安徽服务业的贡献度分别为0.638、0.310和0.620，均不同程度高于2007年。2017年各地区的服务溢出效应虽然区域下降，但是服务业本地溢出效应依然高于区域内其他省市。第二，上海服务业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虽然逐渐提高，但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龙头效应并没有得到明显体现。上海服务业对整个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感应度系数从2007年的1.888上升到2012年的4.530，表示上海服务部门每单位产出能带动长三角制造业产出从1.888单位上升到4.530单位，这表明5年来上海服务部门对长三角整体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度在不断增加，整体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但是横向比较看，同期江苏服务业溢出效应从2.894上升至5.751，即使到2017年略有下降，其感应度系数也高达4.289。与浙江和安徽相比，上海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没有得到明显体现，表明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龙头作用并没有得到明显发挥。第三，从长三角一体化层面看，长三角区域内产业关联较为紧密，但与区域外各地区产业关联程度相对较小。表2显示，与2007年相比，2012年长三角各地区服务业感应度系数均有明显上升，意味着长三角地区间的产业关联有所增强，同等数量服务产出能带来更多的制造业部门产出增加。2012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产出增加1单位，能带动长三角内部5.612单位的制造业产出。但与周边地区的关联度相对较弱。以2012年为例，长三角周边地区服务业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为0.824，仅仅约为长三角制造业单位产出的七分之一；而国内其他发达地区服务业对长三角的溢出效应更低，仅为0.560，这也意味着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性，临近地区的服务溢出效应更强。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归根到底是产业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因此，一方面需要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破除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藩篱，尤其是在要素市场一体化层面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对策。具体说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第一，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部门对服务经济的过多行政干预，活跃服务市场，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基础。服务业呈现高价格、有限供给、低质量的垄断经营特点，这使得服务业不具有竞争优势。长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政府对服务业严格监管，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服务业的市场活力。因此，政府应该放松对服务业市场的过度监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市场，提升服务业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政府应鼓励企业逐渐摆脱这种低效服务方式，深化分工，集中发展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专业化的服务分工利于服务的深化和专业化，也利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在高水平开放中和新发展格局下重塑长三角产业链，全面加大服务创新和服务进口替代力度，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纽带。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业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完全被割裂，对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极为有限，而FDI制造业所需高端服务业大多来自跨国公司总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封闭式产业链，与本地区服务业融合度较低。因此，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主体，加大进口服务替代力度，增加高水平服务质量供给，重塑长三角产业链。制造业服务业是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2021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针对当前制造服务业供给质量不高、引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不明显等问题，提出要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品质提升，实现制造业与制造服务业耦合共生、相融相长。指出要推动服务业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全球制造服务业领先企业和优质资源，推进制造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制造服务业企业走出去，面向全球市场提供专业服务，增强全球服务市场资源配置能力。这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了纽带。第三，贯彻中央关于要重点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的要求，矫正要素市场的扭曲，有序推动服务要素顺畅地流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含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演化从而实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要素自由流动。而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地区，商品市场基本已经实现了市场一体化，当前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在于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刘志彪，2021）。除了土地、资金等传统生产要素外，数据、技术等带有公共性质的服务要素流动也非常不充分，离一体化的要求还很远。国务院在2020年3月30日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文中，也将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作为重点单独进行阐述。第四，优化制度设计，为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证。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产业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良好的契约和制度安排有助于两业融合更加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高度融合十分依赖于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机制安排，从战略高度制定战略性、系统性、演变性的融合计划，充分考虑区域、产业周期等特征，制定好两业融合的阶段性目标，可以实施针对行业特征的分类融合发展计划。例如，江苏在制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计划时，应在具体分析区域及产业特征后，选择能够有效促进当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产业优先发展。如对于消费品工业，应满足高质量、差异化需求，提升关键领域质量安全，完善售后服务，推动由产品向产品+服务升级；对于原材料工业，应推广清洁、高效工艺，支持新材料及新工艺发展，逐步淘汰低效产能，提升供给质量。此外，还要加强对两业融合政策的评估工作。第五，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打造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注重发挥上海龙头效应。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需要集聚化、配套化的空间融合实现形式，要重视制造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鼓励产学研一体。长三角高校、科研院所众多，拥有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基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打造产学研融合发展示范区。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已经存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现象，如上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江浙，自身则更专注于其具有绝对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等少数行业。但是，产业转移只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方面，而并未形成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两业融合。如前文所述，上海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服务业中心，但是对其他省市制造业带动作用较小，龙头效应不显著。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应更加注重上海龙头作用的发挥，苏浙皖三省利用自身优势，实现长三角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及高质量一体化建设。&
江静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秘书长，丁春林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
① 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差异较大，2007年地区投入产出表为42部门，同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30部门，部门匹配较为困难，因此本文仅测度2012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服务投入来源。
②Miller & Blair（1985）将产业关联影响分解为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潘文卿（2015）又进一步将溢出效应区分为感应度系数和扩散度系数。受篇幅限制，正文部分略去溢出效应及感应度系数的具体测算，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潘文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5,38(07):120-142.
Miller, Ronald E. and Blair, Peter D.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刘志彪，2021：《长三角一体化的四个维度》，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