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时间： 2016-11-09信息来源：孙先民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大通道，对于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技术以及宗教思想等方面的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条贸易通道近两千年的繁荣，得益于它自身形成的具有支撑作用的贸易维持体系。构成贸易支撑体系的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阶级等五个方面。政治类要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国家政策、军事冲突及民族矛盾等；经济类要素包括生产水平、消费需求、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及生产关系等；文化类要素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民族心理及文艺与技术的传播等；科技类要素包括交通通信技术、生产加工技术、生物医疗技术及军事技术等; 阶级类要素包括政治阶层、经济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及贫民阶层等。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维持体系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11－0136－08
    　[收稿日期]2015－08－25
    　[作者简介]孙先民（1964－），男，黑龙江虎林人，博士研究生，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从事应用经济研究。
 
    　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贸易通道。它的起点是中国的西安，途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绿洲、中亚沙漠绿洲、伊朗和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一直到达终点欧洲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中国的汉唐时期，也就是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末期到东罗马帝国马其顿王朝初期的近千年时间里，这条商道处于鼎盛时期。这条贸易通道繁荣了近两千年，和其自身形成的贸易维持体系是分不开的。
 
    　一、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构成要素的总体描述
 
    　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运行了近两千年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有其稳定的经济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基础。总的来说，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在生产力不发达、普遍以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为主体的时代背景下和民族间、部落间分离隔绝的世界背景下，以奢侈品和地方特产为主要贸易产品和市场需求，以骆驼和驴马为主要交通工具，以从事民族间和国家间的转手贸易的大商人阶层和以追求异域的奢侈品为享乐的大地主阶层作为主要维持力量和推动力量的跨国贸易通道。而这条古代跨国贸易大通道得以长期运行的支撑体系，在政治上是以古代大地主阶层的尊商、重商战略为保护因，在经济上是以从事跨国奢侈品流转贸易的大商人阶层积极的贸易行动为维持因，在文化上是以传播普世宗教的僧侣阶层的和平主义宣传为协助因，在科技上是以驼马工具和路驿体系为基础条件，在阶级上则以大庄园地主经济为产生根源，形成了“多柱一棚”的贸易支撑体系。这个支撑体系与汉唐时期的中国、中亚、中东和西方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特征就是奴隶制残余还很浓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以庄园奴隶制和农奴制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大庄园奴隶主或农奴主为最主要统治阶级。这些鲜明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维持体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作用。
 
    　贸易维持体系是指由贸易需要与贸易行为产生的，对相关的贸易领域发展起到长期不断促进作用的，由多种主客观因素和内外在要素互相作用所构成和支撑着的一种良性机制。贸易维持体系依照所维持的对象一般可分为：维持某类商品交易进行的贸易维持体系、维持某种贸易方式运转的贸易维持体系、维持某片区域的贸易流通的贸易维持体系以及维持某条贸易通道正常畅通的贸易维持体系等几大类。而丝绸之路作为古代商路，它的贸易维持体系属于维持贸易通道正常畅通的贸易维持体系。一般而言，构成某条贸易通道维持体系的作用要素大体分为五大类，即政治类要素、经济类要素、文化类要素、科技类要素和阶级类要素。其中，政治类要素和经济类要素是影响贸易通道运转的主要方面。
 
    　二、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的政治类要素作用分析
 
    　支撑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的政治类要素包括：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国家政策、军事冲突及民族矛盾。这几类政治要素虽然在不同的时段对丝绸之路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至少从西汉到盛唐时期，作为在封建时代能够使丝绸之路维持下去的要素，其本质具有一贯性，因而能够从漫长的丝绸之路贸易历史中寻找到维持其存在的规律。
 
    　（一）国际环境
 
　    国际统一性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背景。汉唐时代虽然生产力比较落后，但是由于扩张形成的大帝国面积较大，导致国际一体化程度很高，比如东汉时期依次相邻的四大帝国以及罗马帝国。就罗马帝国来说其面积包括今天欧亚非的数十个国家，“虽然五世纪出现了蛮族入侵并覆灭了西罗马帝国，但作为商贸中心及丝绸之路的西方桥头堡的东罗马地区影响不大。拜占廷有稳定的工农业生产作基础，又有繁荣的国内外贸易，使国家的财政来源有了保障，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在蛮族入侵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仍然保存了有效统治的帝国政府和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1]而中东的帕提亚帝国以及后来的继承者波斯萨珊帝国更是占有半个西亚的文明国家，首都就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这两个大伊朗地区帝国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为丝绸之路前期的发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效用。贵霜帝国则是完全占据了包括阿富汗斯坦在内的中亚文明地区，东汉王朝就更不必说。之后到了隋唐时代的萨珊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更是一统西亚、中亚甚至北非地区，比起公元1世纪的帕提亚和贵霜两大帝国更是不遑多让，完全占据了位于东西两端的中间地区，成了中欧印三大文明间的桥梁。特别是阿拉伯帝国自7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哈里发时期到九世纪下半叶的军阀割据时期之间二百余年时间内，大规模内战不过三次，王朝更迭不过两次，而且波及地区有限，保持了相对安定的贸易局面。
 
    　（二）国家战略
 
    　优先巩固内政的国家战略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政治环境。不管是公元1世纪的四大帝国时代，还是公元8世纪的双雄并立时代，除了罗马的图拉真、萨珊帝国的初创时期、阿拉伯的四大哈里发和倭玛亚王朝等少数时期，绝大多数时期各个国家都有对商路和贸易以领土扩张形势进行独占的想法，但碍于封建大帝国固有的国内中央与地方、君主与大臣的矛盾问题而暂时性的或相对长期性的妥协。比如罗马帝国与安息帝国和萨珊帝国或战或和，战少和多，中华汉唐帝国对葱岭以外，甚至玉门关以外长期实行的羁缚统治等。正是封建大帝国这种先内和后外争的战略，使得古代丝绸之路上大规模对外战争较少，农业帝国稳定性较高，维持时间较长。
 
    　（三）国家政策
 
    　保护商业贸易，赚取商业利益以求得域外珍贵物品特别是奢侈品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政策保证。“朝廷之所以待设市舶使专官，以经营此项贸易，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皇帝后妃搜求珍宝，以满足其奢侈需要；其目的之二是为了抽取‘舶脚’——商税。以裕财政收入。由于是公私两利，故最初市舶使多以宦官充任，搜括所得，多入皇帝私库，同时又获得一大笔税收，而后来历届朝廷对于市舶贸易，无不大力奖励扶持，锐意经营，••••••大力招徕”，^[2]历史上的以重商而闻名的欧洲和中东中亚国家自不必说，即使在重农抑商的汉唐时期实际上并不抑制所有商业，对于采集域外珍奇异物的商业贸易一直没有断过，而珍奇异物的交易正是丝绸之路上流通商品的主角。实际上尽管汉唐时代商业贸易的政府管制要比明清时代商业贸易管制重的多，但是依然采取了博大胸怀接受外来文化与产品并建设了辉煌的盛世国家，如唐朝就出现“胡客留居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3]。
 
    　（四）军事冲突
 
    　军事冲突对商业的干扰破坏较小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有利条件。汉唐时期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军事冲突主要以争夺财富和领土为目的而引发的游牧民族南下战争以及封建地主阶级战争为主，对商业的破坏干扰相对后世的宗教战争来说要小得多，而经验丰富的跨国商人的生存概率却要比集体主义意味浓厚的宗教战争大得多。有些政权还会刻意注意减轻对商人阶层的伤害，如当时阿拉伯帝国、后世蒙古帝国和元王朝所做的那样。
 
    　（五）民族矛盾
 
    　民族矛盾对商业的影响较少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民族矛盾还是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流，强烈的由宗教集体和文化传统集体塑造出来的民族意识还很淡薄，使民族矛盾较少的影响到商业的进行。比如在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对丝路西段的争夺中，在汉帝国与匈奴帝国对丝路东段的争夺中，争夺的双方并不是要杀尽其人民毁灭其城市改篡其文化，而是要争夺商路和财富，使得统治阶级享受更多的富贵荣华，所以巴尔米拉并未因波斯的入侵而毁灭，西域国家也并未因匈奴的控制而灭亡。
 
　    三、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的经济类要素作用分析
 
    　经济类要素包括：生产水平、消费需求、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及生产关系。经济类要素是支撑起一条贸易商路正常运行的根本要素，主要部分就是需求和供给，也就是消费和生产。而丝绸之路的产生与发展也正是由生产而产生，由需求而推动起来的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
 
    　（一）生产力水平
 
    　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给古代丝绸之路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封建社会相对奴隶社会是比较成熟的农业社会，有了一定的人口积累和技术积累。由国家控制的小农、由农奴主控制的农奴和由牧奴主控制的牧奴已经能够提供社会所需求的基础农牧业产品，保证一定量的粮食和物产上交给国家、农奴主和牧奴主。但当时的生产力效率还达不到合理利用通过残酷压榨而来的粮食和物产的程度，大量的资源转而用于大农奴主、大牧奴主的生活水平和享乐水平的提高。所以部分农奴和牧奴以及由国家和贵族控制的手工业奴隶便在农奴主贵族或牧奴主贵族的命令下，生产大量贵族享乐和挥霍浪费的奢侈品和用于交换奢侈品的特色产品，这为丝绸之路的产生提供了最根本的可能性。
 
　    （二）消费需求
 
    　大农奴主阶级的异域品和奢侈品需求与挥霍无度的享乐需求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消费需求，也是丝绸之路产生的最强大的拉动力量和得以维持的最强大的保护力量。各个农业庄园制和封建农奴制帝国以及游牧民族的大牧奴主帝国的建立，产生了一大批跨地区、跨城市、跨部落、跨地域的大庄园奴隶主、大农奴主和大牧奴主，他们能够拥有数个相隔较远城市的地产或者拥有数个不同部族的部落，掌握大量财富，产生了极度挥霍财产的需要，并且还互相攀比，从而直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产生，并且直接影响了丝绸之路的贸易结构，成为这种贸易的最大保护因素。
 
    　（三）资源分布
 
    　丝绸之路沿线的资源分布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的最大自然和社会条件。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关中地区自古就是资源富饶丰馀之处，水土条件好，桑蚕业发达，同时又是汉唐时代的中心地带，集中了大量来自全国的资源和特产，足以供来自丝绸之路各国的商人进行交易。而西侧的西域地区，则有大量的珍贵玉石矿产，能够满足中土和西域的贵族用于点缀奢侈的生活。沿线向西的阿富汗和河中地区，蕴藏丰富的名贵金属矿产资源，并且以当地富有特色的水果及农林产品而著称，这些农产品无论是到了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贵族乐于享用的奢侈食品。再往西则是传统上的波斯地区，作为沿海国家，贝壳类和珊瑚类产品成为令中亚和东亚的农奴主们大开眼界并爱不释手的珍贵宝物。而当地特色的毛皮制品、盐、酒、麻织品、陶制品等出口商品都深受东西方贵族们的喜爱。整个路径最西段的罗马帝国地区，包括叙利亚地区、安纳托利亚地区、希腊地区和色雷斯地区，技术雄厚，可以制造出大量美丽的玻璃制品和精致的金属艺术品。而地中海沿岸帝国，无论是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的时代，海运的发达都使分布于沿地中海地区各地的产业连接起来，“在海上罗马帝国的交通也差不多和陆地上一样方便和畅通。许多省份围绕着地中海，并把它包围起来；意大利则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岬，直伸到那个大湖的中心去。意大利沿海没有任何安全港口；但人的勤劳弥补了大自然的不足；特别是由克劳狄乌斯皇帝修建，位于第伯河口的奥斯提亚人工港可算是伟大的罗马重视实用价值的见证。从这个离首都仅十六英里的港口遇上顺风一条船常常只需七天就能到达赫尔枯勒斯圆柱，九天或十天就能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4]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特产通过海运输入到丝绸之路的西端，希腊、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然后将本地和整个地中海的特产与来自东方的名贵品进行交易，再由商人们带着西方的特产向东进发进入下一轮贸易循环。
 
    　（四）产业结构
 
    　特产开发和奢侈品生产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丝绸之路的贸易结构是以特产交易和奢侈品贸易为主，这源自农奴主和牧奴主贵族阶层的需求，也是他们对丝绸之路贸易进行保护的重要原因。较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唐朝对于波斯胡商的管理性保护和元王朝对于色目商人的政治性支持。
 
    　（五）生产关系
 
    　封建社会前期大农奴主占有制是古代丝绸之路得以产生、发展和维持的根基，是决定丝绸之路性质的主要依据。古代丝绸之路本身就是服务封建生产关系中大农奴主和大庄园主对庄园和农奴占有的经济工具，正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使得农奴主贵族能够产生对大量外来特产和奢侈品的需求，而大量外来特产和奢侈品的流入不仅满足了农奴主贵族的需求，增加农奴主的政治经济实力，还起到了发展农奴主的庄园经济和进一步压榨农奴的作用，促使农奴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供农奴主交易和享乐。
 
    　四、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维持体系的文化类要素作用分析
 
    　文化类要素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民族心理及文艺与技术的传播。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现实决定了沿线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反过来各地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又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
 
    　（一）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是普遍承接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类思想启蒙时代的文化成果。在丝绸之路开通初期即兴盛希腊哲学、摩尼教、佛教、儒家思想和道教，这些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所具有的宽容性、哲学性和理性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丝绸之路国家间和民族间战争与冲突的血腥化、残忍化及全民化倾向，并且防止了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所引发的丝绸之路沿线族群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时随着这条商贸大道而传播开来的印度忍让主义的佛教，波斯高度哲学化的摩尼教，则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学术交流，丰富了东西两端的文化资源，并且大大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文明融合趋向，使丝绸之路沿线地带的文化一体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仍是亚洲居民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大陆，从而，使整个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力量的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5]
 
    　（二）文化习俗
 
    　这条商贸通道上的各个民族文化习俗差异巨大。在该路线两端的民族是分属海洋性农商文化的罗马文明和大陆性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中间则是介于大陆性和海洋性之间的农牧商文化间存的波斯文明，以及以大陆性商业文化为主流的中亚粟特文明和新疆西域文明。总体来看丝绸之路沿线的几大文明都很典型，东西两端的两大文明重视并且推崇创造、学习和生产，习惯于奋斗和劳动，中间的几大文明崇信神灵，推崇勇敢、智慧和获取财富，习惯于闯荡和炫富。在这种差异下，“波斯人和粟特人担当了专门的跨国性商人的角色，所谓的丝路贸易是由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商人组成的贸易链条，中原商人、西域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都曾活跃在这条主干线上。在这些商人中，有一支来自中亚的胡商群体，不远万里，孜孜经营，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的犹太人。”^[6]中国人担当了产品生产和奢侈品买入的角色，罗马人则担当了对东方输出货物的购买以及金银制品和玻璃品输出的角色，这种基于民族文化习俗的角色分配不仅提高了贸易的效率，还为丝绸之路贸易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民族心理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各大帝国都是开放进取的帝国，当时无论是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是汉朝人、唐朝人，都具有开放进取、自尊自信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丝绸之路被各帝国所重视，商业上的往来被各个帝国所支持，外来的商品和文化乐于被各帝国的统治阶层与人民所接纳。尽管因为争夺路权而发生战争和冲突，但并不严重影响商路的通畅，最后还是会在战争后迅速整理道路修复驿站，使丝绸之路恢复繁荣。这和后来乃至今天的阿拉伯人、突厥人、中世纪欧洲人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的内闭心态都是大相径庭的。
 
    　（四）文艺与技术的传播
 
    　通过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使得文艺与技术的传播范围扩大，程度加深。通过各文明间旧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产生出新的生产技术，并生产出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带来新的交换、新的贸易，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崛起新的增长点，使丝绸之路本身的存在意义得到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创新的不断循环使贸易的畅通能够持久地维持下去。比如波斯地区的陶器制作方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唐朝，促使了唐三彩及其他唐官瓷的创作，正如“唐朝唐三彩钴蓝料与以后国产钴蓝料差异甚大，而与当时中东西亚地区的钴蓝料相似或相同。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牛津大学研究表明，该钴蓝料来自波斯”^[7]，而波斯的传统陶瓷的染色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元朝则产生了青花瓷。这不仅改善了中国瓷器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同时由唐三彩沿着丝绸之路的向外输出产生了陶瓷之路的兴盛。同样，地域性的传统文艺互相融合产生出新的文艺作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纽带。如宋词的大量词牌的产生便与丝绸之路上胡人的乐曲西传关系密切。
 
    　五、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维持体系的科技类要素作用分析
 
    　科技类要素包括：交通通信技术、生产加工技术、生物医疗技术及军事技术。科技类要素是影响丝绸之路产生、维持和发展的微观要素，对于改善丝绸之路恶劣环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交通通信技术
 
    　驿站交通系统的建立与发展是维持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畅通的基本条件。丝绸之路的驿站交通系统是建立在各大帝国既有的交通系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完善起来的，体现了地区统一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特别是中国汉唐王朝的西北驰驿系统，罗马帝国的军事大道系统和安息与萨珊帝国的驿站系统都为促进丝绸之路的产生和维持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同时，丝绸之路也促进了各国已有的道路系统获得在政治与战争之外的新的意义，促进了这些既有的道路系统的改善，深化了道路系统的经济意义，支持了驿道系统的维修与增强，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贸易商路网络。
 
    　（二）生产加工技术
 
   　 生产加工技术的传播与创新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主要根源。早在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时代，中国丝绸技术就已经传到了中东地区，最迟到公元7世纪，波斯地区便已经生产出丝绸，公元8世纪和9世纪，不断改善其技术的中东丝绸产业崛起。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的丝绸产业的西传，这不能不给处于丝路东端的丝绸原产地和最大来源地的中国以极大影响。同时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融合外来技术产生了以陶瓷和茶叶为主的新的贸易产品，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活力，维持了丝路的繁荣畅通。
 
　　（三）生物医疗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的传播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发展的有力保障。无论是人类医学还是动物医学在此期间基于丝路贸易的需要都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特别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前期，出现了大量有关大型动物医学的著述和将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廷、阿拉比亚的人类医学融合到一起的医学著述，如拉齐斯（Rhazes）的《医学集成》（al－Hāwi）就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总结了阿拉伯人当时从希腊、波斯和印度三个国家吸收到的医学知识，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在印刷术还不发达的时代，拉齐的这些医学著作就屡次出版，这在好几百年内对于拉丁西方的思想具有突出的影响。”^[8]这不仅是丝路繁荣的成果，也是丝路贸易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军事技术
 
    　和平贸易是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地带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军事技术上，古代汉唐时期的军事技术还属于冷兵器时代，武器效率低下，战争联络不便，战场范围狭小，战争耗费与浪费的资源多，战争进行的时间长，战争后的社会恢复较慢。特别是丝路沙漠地区的城邦社会尤为如此，战争中无论是围城战还是奔袭战消耗都极其巨大，发动战争的代价沉重，稍有不慎则会导致内部统治的崩溃。所以无论对于丝路上的农耕文明还是游牧文明而言，战争除了极少数逼不得已的情况下，都属于最劣选择。这种社会与历史状况使得丝绸之路上的战争频率有所减少，统治者野心也不得不有所抑制。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内，中东地区的“三年一小仗，十年一大仗”的混乱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丝绸之路的贸易维持体系的阶级类要素作用分析
 
    　阶级类要素方面包括：政治阶层、经济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及贫民阶层。阶级统治是国家的本质，阶级矛盾是国际关系发生与演变的根源，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也不例外。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本质上就是为当时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享乐与争夺权势服务，故而整个丝绸之路的产生兴起衰亡与统治阶级控制军事与政治上的文武官僚贵族，控制经济流通的大商人和大商业奴隶主，控制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寺院的僧侣地主阶级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政治阶层
 
    　这里的政治阶层主要指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拥有广大庄园和众多奴隶与农奴的大地主、大农奴主阶级，这一阶层是丝绸之路商品市场的主要消费人群，也是丝绸之路上流通商品的最大提供者，是丝绸之路贸易最主要的保护者与贸易拉动因素。这点无论是在欧洲、中东，还是中国，都有十分明显的例证。如古罗马帝国的贵族大量购进以丝绸为主体的东方特产与奢侈品，直接推动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循环往来；波斯的农奴主统治阶级则实行具体的贸易壁垒政策，旨在培养自己国家的大商人阶级，成为波斯商业阶层、波斯商贸与丝绸之路波斯段路线的保护者；而唐王朝时期的中国统治者为了获得西方的奢侈品，不仅派驻大量军队修筑道路和驿站，以确保进入中国的商队每天都能找到驿站休息，而且还提供集中自治权等大量特权来拉拢大商人阶层，吸引外商，为贸易提供保护。
 
    　（二）经济阶层
 
    　丝绸之路在经济阶层的主要力量就是跨地区跨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大商业主阶层，这一阶层是促进丝绸之路商品流通的主要动力，并且是促进丝绸之路得以运行和畅通的直接动力。他们往来于沙漠与绿洲之内，穿梭于农田与牧场之中，纵横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是丝绸之路上活的血细胞和能动的血管。甚至还产生了一个专门从事商业的民族即分布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粟特人，由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又产生了影响巨大的中亚粟特文明，这个文明是典型的大陆商业文明，由大商业主掌权，遵循着类似于商业主作风的文化习俗。在粟特商业主的影响下，漠北的回鹄人接受了粟特字母进而产生了蒙古文字。在粟特商业主的传播下，佛教和摩尼教得以传播开来并分别成为中国和回鹄的主要宗教。在粟特人之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以及中亚穆斯林商人成为丝绸之路商业的主力。当蒙古兴起之时，蒙古各部已经遍布了来自西域各地各宗教的商业主，并成为蒙古汗国征服世界的推动力之一。
 
    　（三）知识分子阶层
 
    　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沿线的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是指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宗教阶层和中国的士人阶层与大僧侣阶层。丝绸之路对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普世宗教的传播，知识分子阶层对丝绸之路的最大作用则是意识形态主张和宗教信仰信条对丝路上的商旅的塑造力和对政治统治阶级斗争的影响力。比如在丝绸之路的佛教盛行时期，僧侣的悲悯情怀深深感染了沿路商人，为西域的商业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些佛教的僧侣知识分子为了拉拢丝绸之路上的商人阶层，编写经书，增加了提高商人地位的内容，如妙法莲华经中有“佛告无尽意菩萨：“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9]结果是渐渐使寺庙产业与商人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并间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维持与发展，佛教作为外来普世宗教的传播还使得普通百姓改善自身观点，以宽容胸怀看待新事物和新商品，增强了丝绸之路贸易对底层民间的影响。
 
    　（四）贫民阶层
 
    　虽然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以农奴、牧奴、佃农和手工业奴隶为主的贫民阶层并不是国际贸易的主角，但是他们却是丝绸之路上流通商品的最直接的生产者和传播技术的最终使用者，是各个国家统治者的财富之源，也就是说广大的贫民才是丝绸之路的根基。丝绸之路的存在只有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贫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丝绸之路的根基才能稳固，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 如果丝绸之路的存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削弱贫民阶层的力量，则丝绸之路的根基就会动摇，生产和市场就会逐渐断绝，跨国的大商业主就会亏损并最终退出贸易。汉唐时期的丝路贸易使大量东亚关西地区、中亚城邦、西亚地区和东欧地区的贫民阶层受益，大量的远方植物得以栽种，大量远方的生产工具得以仿造与利用，大量的外来医学经验得以用于人和动物的治疗，这些都间接提高了贫民的平均寿命和生产积极性，进而增加了生产与需求，促进了汉唐时期的丝路稳定与发展。
 
    　七、古代丝绸之路维持体系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借鉴意义
 
　　2013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参加APEC会议期间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一带一路”战略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代汉唐时期的古代丝绸之路是有着深刻渊源关系的。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受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启发并且借用了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名义；其次，“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地区和路线与古代丝绸之路基本一致；再次，沿途的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一般都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帝国和文明，这些民族和群体是古代几大帝国统治下民众的直接后裔；最后，这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生产者依然来自于经贸发达的两端，途经的中东中亚地区主要承担了通道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维持体系对于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政治方面
 
    　1. 国家战略上，我们应学习古代各大帝国趋利避害的原则，争取做到以实际利益为皈依，不为虚名所困，不为短利所迷。丝路战略既有名利，又有物利，要分析好名利在哪，物利在哪，目光长远，要坚决以国内建设和西部建设为基本，以服务西部普通民众为根本，做好各项国际工作。
 
    　2. 国内政策上，我们可以借鉴古代各大帝国的集中统筹原则，以舆论宣传为先导，以国家政策为后盾，大力资助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为服务东部产业转移与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
 
   　 3. 外交战略上，我们要正视古代和平的国际环境相对于丝绸之路繁荣稳定的意义，以务实的态度善于与各方周旋磋商，善于与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平台联合，使他国降低戒心，增强信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4. 安全政策上，我们要仔细分析古代丝绸之路的兴衰原因，在军事同盟无法建立、安全同盟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利用新的思维、新的理念和新的舆论，为新形式的安全联合打好基础，对于威胁安全的宗教恐怖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分子，要严厉打击，毫不手软。
 
    　5. 民族问题上，我们要知悉积极的民族融合对古代丝绸之路兴盛的基础作用，激烈的民族斗争是造成古代丝绸之路衰弱的重要原因。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教义是阻碍“一带一路”的最大绊脚石，要敢于面对地方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我国边疆部分地区的极端恶化，以及与国外某些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和政权里通外合的局势，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斩断极端民族主义的根脉，特别对于一些非常必要的政策要敢于真抓实干，不要怕国内外不怀好意的舆论压力，也不要怕一些国家无理的政治压力和外交闹剧。
 
    　（二）经济方面
 
    　1. 产业结构上，既不做欧美似的产业空壳国家，也不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廉价劳动力与廉价资源的大市场，而是要结合国情，鼓励创新精神与开拓精神，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升制造业的科技水平与科技含量，坚持以民生为重，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沿线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路径。
 
    　 2. 消费需求上，要以富民为重，让大众需求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动力，让人民意志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常运行的最强保护力，绝不走古代阿拉伯帝国利用巨大财富满足农奴主和奴隶主的挥霍欲望而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商贸断绝的老路。
 
    　3. 资源利用与能源开发上，要吸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善于利用资源、保护资源的长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中，体现系统化设计思路，积极大胆开拓创新，使废品、废水、废物甚至废气转化为新的资源，并利用政策、法律和金融手段保护新科技的创新与普及，使沿线各国的资源利用与开发能够可持续发展。
 
    　4. 贸易结构上，要实现单一商品来源国家多元化，单一国家交易商品多样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使“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力。
 
    　5. 生产加工技术上，借鉴唐宋陶瓷业兴起的经验，通过提升微观企业生产加工技术提高国家整体生产力水平，积极鼓励并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引进和创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技术的灵感，并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好产权保护，设立促进科技发明与科技普及的政策和基金，加大对科研的投资力度，采取一切措施为我国企业的科技水平升级服务。
 
    　6. 交通信息系统的建设上，古代国家的驿站驰道体系作为整个丝绸之路畅通的物质基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道路建设意义同等重要。应首先选择关系基础牢固、市场需求旺盛的国家开展合作建设项目，并通过示范效应扩大合作范围。
 
    　（三）文化方面
 
   　 1. 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上，要吸取古代宗教宽容使得丝绸之路兴盛，宗教战争导致丝绸之路断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主动搞意识形态战争，但必须要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蔓延，反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打击个别国家的不良野心。
 
  　  2. 文化习俗与民族心理上，要借鉴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担当不同经济角色的历史事实，重视和研究外国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为中国企业开发国外市场找好路径，充分利用好国外市场上的人才与智力资源。同时要注意改变本国的社会风气和民族心理，将中华民族重新打造为一个自尊、自信、积极、勇敢的丝路民族。
 
   　3. 政治阶层和经济阶层上，要通过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交流和产业的带动在沿路国家培育一批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由衷赞颂的拥护者和能促进中外友好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友人，并通过民间力量发展一批群众友人，使外国民众看到中国的仁义和中国的力量，从而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导。
 
    　4. 知识分子阶层上，无论是宗教教士阶层还是其他世俗知识分子阶层，都要加强团结，并且要善于团结，针对伊斯兰国家教士阶级的特点，通过经济的发展予以之真正的实惠，通过中外交流予以其发展的新思路，通过政治的支持予以之改革创新，斩断极端主义之根的动力。对于世俗化知识分子则需重点团结一些与新闻媒体相关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与历史学理论、民族学理论、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一些指导民族与国家大方向的专家教授，并且可以适度、谨慎地培养一些愿意与中国友好的有舆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有学术成果的专家教授。
 
   　 5. 贫民阶层上，要注意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给当地百姓带来持久实惠，解决沿线各国就业问题，为当地人民提供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等，并且使之认识到贸易所带来的恩惠是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奉献直接相关的。还可利用一定的帮扶组织和金融服务给当地人民带来实惠，增进中国人民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友谊，利用为当地人民定制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深化中国文化在当地人民头脑中的印象，改善中国人对外形象，严厉打击随贸易而来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尊重当地人民风俗习惯，创造新的丝路文明。
 
   　 八、结语
 
    　古代丝绸之路经历了前后数千年的时间，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运作维持体系，随后又因时代的演变，维持体系逐渐崩溃衰弱，这些对我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通古视今、并看东西，才能在历史的茫茫大海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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