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学理论下“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思考时间： 2017-05-03信息来源：李金华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    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战略构想和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分享经济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充满着多种挑战：需要建立具有激励作用、沿线国家普遍认同的分享机制；分享机制的建立充满多种政治经济利益的激烈博弈；建设过程存在诸多风险，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需要建成世纪性的基础设施工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长期努力，建设的过程漫长而又艰难，充满机遇、风险和各种变数。
关键词：一带一路；分享经济；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296）
作者简介：李金华（1962—），男，湖北汉川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数量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7）01—0001—07 收稿日期：2016—04—26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他表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和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依靠双边或多边机制，搭建国际平台，加强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沟通，促进各国信息和贸易联通，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作为这一战略构想的具体阐释，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一步阐明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以及中国的积极行动等主张。文件的发布立刻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重视和关注，相关国家纷纷有了积极的表示。一些学者也迅即开始了学术探讨和研究。

　　一、文献评述

　　刘卫东（2016）认为，“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是多元化的融合发展，不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不是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不是简单的“线状”经济体和地缘战略。刘传春（2016）认为中国应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建立创新合作机制，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施。邹嘉龄等（2015）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但呈现出不对称性; 提出要密切关注沿线大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加快贸易通道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充分发挥各省区市的区位、产业和文化等优势，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李晓敏等（2016）认为沿线国家不仅是高腐败地带和高政治风险之地，而且是低法治水平区域。中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行业特征、规模、风险承受能力选择“走出去”的路径。谭晶荣等（2016）建议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消除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加快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对中亚5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喻海虬（2016）认为“一带一路”会使中国与欧洲贸易受益，同时惠及沿线国家，获得新的贸易方式和贸易增长点，助力亚欧各国的贸易新增长。这些研究成果，或者从局部、或者从某个侧面对“一带一路”的构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与前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拟在分享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比较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而思考“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二、沿线国家经济现状比较

　　按照中国官方定义：“一带一路”是世界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部分地区，包括东亚、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的65个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亿美元。建设“一带一路”需要这些国家的协作和参与，中国需要与这些国家建立互信和贸易往来关系。这就有必要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外贸特征。据此，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国家的经济规模，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反映国家的外贸状况，相关指标可由表1列示如下。


　　表1反映了65个国家经济和对外贸易基本情况，比较分析可以发现：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并不强大，多数是欠发达国家。2013年，65个国家人均GDP的均值为11332美元，而这一数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球186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约为13838美元。其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为卢森堡，高达11.21万美元。人均GDP处于前10位的依次是挪威、卡塔尔、瑞士、澳大利亚、阿联酋、瑞典、丹麦、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以38797美元排名第24位，中国台湾地区排名第38位，中国大陆排名第86位。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1个国家的人均GDP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占比高达78%。

　　第二，国家经济规模个体差异很大。65个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为11332美元，但标准差却高达15674美元，标准差系数达138.32%；从极差上看，人均GDP最高的是卡塔尔达93714美元，而最低的是阿富汗为665美元，两者相差93094美元。在经济学上，经济实力的差异一般也可反映出国家或地区在增长模式、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国民财富、居民收入水平、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差距。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国家由经济发展的原因导致失业率高、治安状况差、政局不稳、社会矛盾突出、投资环境恶化。

　　第三，外贸货物出口规模、服务出口规模不大，外商直接投资少，且差别巨大。整体上，65个国家或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均不大。货物出口额较高的国家是中国（22090百万美元）、俄罗斯（5233百万美元）、新加坡（4102百万美元）等，较低的国家是马尔代夫（3亿美元）、不丹（5亿美元）、阿富汗（5亿美元）；服务出口额较高的国家是中国（2106亿美元）、新加坡（1166亿美元）、印度（1526亿美元）等，较低的国家是塔吉克斯坦（8亿美元）、蒙古（9亿美元）、尼泊尔（1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国家是中国（117586百万美元）、俄罗斯（79262百万美元）、印度（28200百万美元）等，最低的国家则为负数，如波兰、卡塔尔、斯洛文尼业等。货物、服务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进出口量小、外商直接投资少，一方面说明其经济对外的依赖程度小，与他国贸易往来少；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国与该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困难多，或者他国对其资源产品的需求小。

　　进一步地，按如上4个经济指标对65个国家进行聚类分析，对其归类。

　　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先将n个样品（或者变量）看作一类，共有N类；而后依据数据选择某种方法计算每两类之间的距离（或者相似系数），即聚类统计量；根据所得距离，将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类合为一类，剩余的类不变，即得到N—1类；继续按前面选定的计算方法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或相似系数），再将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类归并为一类，其余不变，即得到n—2类；如此重复计算下去，每次都减少一类，直到最后所有的样品（或者变量）都归为一类为止。聚类分析中常用的距离计算公式为平方欧氏距离，计算公式为：


　　其中，d_ij满足条件：d_ij = 0，（当第i个个体与第j个个体相等时）d_ij ≥ 0，（对一切i，j）；d_ij = d_ji（对一切i，j）；d_ij ≤ d_ik + d_kj，（对一切i，j，k）。

　　依据表1的数据，对除中国外的64个国家作聚类分析，统计分析软件Statistical6.0运行得出结果如下^①：

　　第一类：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文莱、科威特、新加坡共计6个国家；

　　第二类：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捷克、巴林、斯洛文尼亚、阿曼、拉脱维亚、塞尔维亚、波兰、克罗地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共计14个国家；

　　第三类：印度、泰国、土耳其、马来西亚、罗马尼亚、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越南、伊拉克、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土库曼斯坦、黑山、塞尔维亚、马尔代夫、立陶宛共计17个国家；

　　第四类：伊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尔多瓦、不丹、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缅甸、塔吉克斯坦、柬埔寨、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门、东汶、老挝、乌克兰、菲律宾、阿尔巴尼亚、波黑、马其顿、约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斯里兰卡、蒙古共计27个国家。

　　按照人均GDP、货物出口总额、服务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4个指标进行归并聚类， 64个国家可分成4类，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经济规模和贸易量方面存在差异性，而同一类型里各个国家的经贸状况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三、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现状比较

　　“一带一路”核心是经贸往来。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导国，沿线各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反映贸易往来情况的常用指标是进出口额、工程承包额、劳务派出人数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将反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状况的指标列示如下（见表2）。


　　由表2的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可以发现：

　　第一，中国与沿线64个国家的贸易总量并不大，且差异巨大。2013年，中国的全球贸易总量为41589.93亿美元，其中与沿线64个国家的贸易总量只占25.02%。同样地，中国对64个国家劳务派出人数也只占全球总量的19.23%，只是工程承包营业额的比重占到了全球总量的47.69%。

　　第二，中国与少部分国家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与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往来较少或者完全没有贸易往来。数据显示：中国与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沙特、泰国、越南、印尼、巴基斯坦等贸易往来量较大，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量都很小；有些国家，如东帝汶、巴勒斯坦、不丹等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的数据记载；有些国家如斯洛伐克、黑山、爱沙尼亚、立陶宛、东帝汶、马尔代夫、摩尔多瓦、拉脱维亚、塞尔维亚、阿曼、阿尔巴尼亚等，没有数据显示这些国家与中国在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方面有合作关系；有些国家尽管与中国有少量的劳务合作，但占比却十分小，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

　　第三，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各具特色。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受本国经济结构和资源的影响明显，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色。如中国向老挝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汽车、摩托车、纺织品、钢材、电线电缆等，进口品是铜、木材、农产品等；中国向马来西亚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计算机及部件、集成电路、服装、纺织品等，进口品则是棕榈、塑料制品等；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制品等，进口品主要是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等；中国向卡塔尔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金属制品，进口品主要是液化天然气、原油、聚乙烯等；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服装、鞋类等，进口品主要是铜及铜材、钢材、原油等；中国向约旦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通讯器材、纺织服装，进口品主要是钾肥等；中国向沙特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钢材、服装等，进口品主要是原油、石化产品等。中国与另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则主要是工程承包和劳务派出，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等。

　　转换角度观察，中国是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黎巴嫩、俄罗斯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也是泰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孟加拉、约旦、土库曼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四、分享经济理论下的现实分析

　　“一带一路”是一个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经济融合的责任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每一个参与建设的国家均可从建设中获取红利，从中分享成果。而沿线65个国家，有中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也有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有经济相对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有新兴经济体，也有传统经济体，个体差异极大。如何建成“一带一路”？如何分享建设红利？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对分享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挑战。

　　分享经济本身是解决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分配问题的，但其所提出的分享、共享理念、思想对建立“一带一路”经济体利益分配机制却是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基于前文对沿线国家经济实力、经贸状况所作的对比分析，从分享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思考，“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面临系列重大挑战。

　　1. 挑战之一：建立起具有激励作用，沿线国家普遍认同的分享机制

　　分享经济理论认为，在均衡状态下，分享制度在资本收益和资源分配格局上与工资制度无异，但当经济处于偏离均衡状态时，适当的分享系数将使经济加速回到均衡状态，使劳动参与者生活过得更美好，劳动参与者的整体收入增长处于平均化倾向。分享经济学还认为，劳动者的异化和个体差异、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在没有合理的分享制度下都可能导致恶果，只有合理的分享制度才会使劳动参与者具有尊严，使其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一这原理拓展开去，“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是互利共赢，让参与者受惠，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激励各国自觉自愿参加，能为参与国广泛认同的利益分享机制。

　　然而，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治环境、生态环境迥异，国与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内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投资风险大，劳务输出困难，如缅甸就存在和中央政府对立的地方武装，其辖区内的石油管道、交通电信基础设施的安全没有保障；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极端武装分子就曾破坏交通基础设施，袭击外方工程劳务人员；叙利亚、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常常危机连连，武装冲突频发; 尼泊尔、孟加拉、不丹、缅甸等国家经济落后，民生问题突出；等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这些国家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因此，构建“一带一路”的分享机制，既要遵循国际通行准则，又要因时因地而异；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发挥政治外交作用; 既要宏观谋划和统筹，又要个案分析、个体对待；既需要多元化的激励手段、多元化的激励要素，又要保证多元要素、多元手段的均衡。设计这一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是对人类智慧的一大挑战。

　　2. 挑战之二：应对分享机制设计过程中参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激烈博弈

　　分享经济理论认为，在社会系统中，如果单独一个厂商或者某一个体实现分享制度，那么该厂商的生产量和就业量可能增加，但人均收益则会降低，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只有全体或者大多数个体转向分享制度，经济才会产生平衡和扩张效应。同时，分享经济认为，个体决策者的不稳定倾向和自私自利的动机会扰乱分享制度的实现过程。故而，需要国家作为一种确定可靠的领导力量来推进这个过程的实现。这种力量表现为：通过各种方式引导社会意识流，或者对某种意识施加压力使之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利用舆论工具营造分享制的生存发展环境，从教育、信息等多方入手，制订一个宏观性的计划，使分享经济的良好宏观效果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使社会责任感注入到分享协议中。因此，分享协议的设计过程就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

　　显然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互惠共享机制的建立过程，也是各国政治经济利益激烈博弈的过程。沿线65个国家，每一个参与国都是一个利益主体，都是博弈局中的“局中人”。然而，这是一个大“局”，是一个多阶段、多层次的“局”，是一个结构极其复杂的“局”。这种复杂性是由参与者的结构、历史和现状所决定的。

　　从现实来看，中东地区是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地区，多种民族在这里汇聚，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导致了文化和利益冲突，使得中东长期成为不安定地区。东南亚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影响强烈的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经济体的地域主权、民族构成、文化元素等都留存大量的殖民地时代烙印，给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重大阻碍。近年，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领土争端与主权危机，国际移民与政治体制，经济滞后与管理基础，海洋战略与国际竞争力，人口膨胀与生存空间，产业发展与资源储备等，给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独联体各国，曾共处在前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国民经济体制下，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人际领域至今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的共同发展经历，使得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很强的依赖性和互补性，但是各国并没有把自己的对外经济联系拘泥于独联体范围之内，而是尽力扩大与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实现对外经济联系的多元化。因此，独联体各国之间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再加上西方大国从全球战略角度的干预，独联体在振兴经济、实现一体化的道路上也是困难重重。

　　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利益分享机制，也就是要满足多种环境、多种条件、多种形式、多种特征的利益诉求。这场国与国对阵的N人博弈中，每个“局中人”可以持有限个策略，进行有限博弈，也可以使用无限个策略，进行无限博弈。由于各“局中人”的诉求，博弈的时间、地域、条件各异，所以博弈将是多局的，有些会是合作博弈，有些则是非合作博弈；有些可能是静态博弈，有些可能是动态博弈。当全体“局中人”遵行博弈规则，各自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时，博弈结果达到均衡，实现双赢和多赢，得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点。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博弈将旷日持久，十分激烈。

　　3. 挑战之三：建设过程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工程浩繁，涉及的面广，时间跨度大，这会让工程建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如果把建设过程以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描述，那么这个模型中的随机干扰项将会显著的存在。

　　在长时期的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的版图可能变化，政权可能更迭，经济可能出陷入困境，资源环境可能出现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如西亚是全球石油、天然气蕴藏最为丰富的地区，石油是各国经济的命脉，石油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绝对优势。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时常受国际市场，特别是能源市场的冲击。同时，这些国家劳动力资源不足，每年需从国外引入大量外籍工人和技术员，形成对世界劳务市场长期依赖，全球经济的即时变化，立刻就会敏感地威胁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此外，西亚地区一些国家政治体制僵化，政治参与渠道单一，政府腐败问题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时常发生政局动荡。而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会构成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不确定因素。

　　政治经济易于发生变化的另一典型地区是中东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先在波兰，后扩展到东德、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接连发生根本性变革，社会剧烈动荡。此后，这一地区进入政治经济转型时期，并相继陷入各类危机（朱晓中，2015）。在20世纪90年代初，短时期内，中东欧各国急速开放价格与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市场，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国家陷入转型危机。2004年之后，一些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这使得各个国家的政党，政党内部的各派别失去合作的基础和目标，政府频繁发生更迭，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都在入盟后不久发生了政府变动，中东欧国家又陷入了加入欧盟后危机。2008年以后，一些中东欧国家货币全面贬值，股价跳水，银行相继倒闭，经济陷入困境，各国又陷入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多重危机反映出中东欧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存在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不时地会爆发，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会出现各类不同的问题，或者是机遇，或者是困境，或者是危机，而这些情况的发生都是不确定，不可预见的，这会程度不同地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在经济学上，偶然性因素，或随机干扰项的影响力是绝不可忽视的，它可直接决定或者改变一个现象或一个事件的预期结果。

　　4. 挑战之四：世纪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建设“一带一路”，软性要素是原则、制度、协议、合约等，硬性要素是铁路、公路、管道、线缆等基础设施。软性要素和硬性要素犹如汽车的“双轮”，对“一带一路”而言缺一不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覆盖的地域辽阔，涉及的人口众多，连接着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要形成“带”，构成“圈”，就必须有“路”、有“线”、有机场、有港口、有口岸，有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等。而沿线气候地理环境差异大，地质结构复杂；国情域情差别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市场开放程度不一；一些国家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一些地区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这都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利因素。

　　特别地，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政界、学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这一战略意图的信任程度也有深有浅。例如，印度尼赫鲁大学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狄伯杰（B. R. Deepak）就曾质疑（林民旺，2015）：“一带一路”既能引发人们的期许，也让人们产生了怀疑，这一倡议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可否将其理解为中国外交目标的多元化？可否理解为中国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种对抗策略？可否理解为中国旨在挑战美国霸主地位，重塑地缘政治，再造全球经济构架？印度另一学者维杰•沙胡加（Vijsy Sakhuja）也认为（林民旺，2015），“一带一路”可能有助于中国海军进入并立足印度洋，它可能导致中国恣意侵入印度的后院南亚，这应是中国化解“珍珠链战略”^②的说辞。美国也有观点（赵进军等，2015）：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在对抗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③，是在与美国争享陆上和海上空间权力，是在亚洲地区进行一场去美国化的运动。俄罗斯政界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对俄罗斯中亚主导地位的挑战，一旦实施将会使俄的地区政治影响力衰退，也会使俄罗斯能源垄断地位被摧毁。在东南亚，赵进军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④，其实施可能抵消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确立中国的地区主导权，从而使东盟的作用消弥，令东盟国家失去地区领导权，故东南亚各国应持选择性参与态度，与中国保持合适距离。已有研究表明，有些国家已在对“一带一路”战略采取反制措施（林民旺，2015）。

　　所有这些，都会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负面影响，都可能阻滞着工程的进度。而且，“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合作态度。因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五、结语

　　“一带一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奉行自觉自愿的准则，通过建设，达到各类资源和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实现参与国家和地区多领域的互利共赢，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近年，中国政府一直通过高层引领推动，签署合作框架，推动项目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发挥平台作用等手段积极促进这一战略落地实践。但是，需要清楚，“一带一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国际社会长时期的通力合作，需要长期努力，建设的过程漫长而又艰难，充满机遇、风险、挑战和各种变数。

①由于软件绘出的聚类分析图庞大，故此处略去，以文字表述。
②珍珠链战略，是国外一些媒体制造的一种“中国威胁论”，意指中国正通过援助、支持等方式在海外获取军舰停泊基地，主要包括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等国家的部分港口或机场，这些国家在地图上联系起来犹如一串珍珠，故有此名称。事实上，中国的援助并不参与主权管理，中国尚未建立海外海军基地，所涉国家也没有中国加强海军力量的证据。
③2012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即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美军60%的战舰会部署在太平洋上，目标是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来加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该战略被认为是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进一步充实。
④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名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因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而得名，内容是美国在战后对遭战争重创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4年。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形式总共接受了美国技术、设备、金融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共计约130亿美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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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 2016.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 [J]. 商业经济与管理（1）：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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