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时间： 2018-10-26信息来源：经济科学2018年第3期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唐璇、张辉供稿　责编：SXM

“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

北大博雅讲坛第120期综述

编者按:建设“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发起并惠及世界的一项重大倡议。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转化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际行动，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从“一带一路”被写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17年召开高峰论坛，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五次提及，无不显示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这是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分享中国智慧，为当前世界经济转型提供的中国方案。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经济科学》杂志提供学术支持的“一带一路’: 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研讨会暨第120 期北大博雅讲坛，总结和提炼了“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四年来的主要成就、面临的问题以及新时代全球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主题。为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本刊特摘录会议发言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一、“一带一路”之理论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智慧，其理论意义和探索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首先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的政治思考发表主题演讲。他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发展理念，“一带一路”是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方略与途径，方略和理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刘伟校长认为这个统一体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全球在当前发展中的治理赤字问题。现在全球治理、国际社会经济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治理方略、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上，存在着治理方面的赤字，需要大家共同负责任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做出自己的努力将其消除。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 是中国的一个智慧、一个方案。对中国而言，治理问题表现在:国际政治问题，又称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中的国内问题;塔西佗陷阱，即国内政治陷阱，西方人称之为道德无政府状态，在转轨时期，人和人之间既无忠诚也无信任，这种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会空前放大。面对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需要全人类、全世界一起跨越文明、 跨越制度、跨越疆士来做一件事， 即寻求未来人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种种矛盾、冲突当中发现最大利益半径。“-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和方略理论根据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就是探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这种变化一种是自 然形式，一种是社会形式， 当人们给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运用一定的生产工作改造自然，同时满足自我需求，这样才产生了文明。人从一开始区别于动物，是以类存在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个体孤单存在。命运共同体发展有不同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形式逐渐演变下来。真正的世界化实际上是近现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到来，各种工具的发明，世界的联系紧密，经济危机变成一个全球的危机， 资本主义革命变成一个影响全球的事件。这时候的命运共同体不是一部分人自己狭隘的共同体， 而是全人类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存在一种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理念，即从根源上追求系统的、和谐的、协调的共存。而当代世界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亦不是简单的对峙，而是在对峙中发现最大公约数，发现矛盾的同一性。人类已经结成空前的命运相关关系，结成这种关系的任何一方受损对另外一方不仅不意味着变好， 反而可能是变坏，这是在今后的国际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各方面处理时需要牢固树立的基本指导思想。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从观念和实践的层面上对中国入世和“一带一路” 进行了比较。从许多层面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入世以来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四十年对外开放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产生了正面和深刻的影响。而“一带一路”会给全球的经济贸易和社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观念上来讲中国入世的最大成果，是在中国引进了双赢的理念，然而双赢是仅适用于单个交易、单项投资、单个领域的交锋、单场谈判的一种理念，随着全球经济密度的增加，仅仅双赢是不够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的一个大胆提升，从而使全世界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发展。从实践的层面上，中国入世以后，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市场，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给很多老百姓带来了实际的好处。同时，中国入世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他国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取得了真正的实惠。“一带一路” 是中央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作为，就像铜板的两面，一方面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一方面推动国际合作，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倡议。他认为“一带一路” 有望解决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出现的巨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内蒙、新疆、青海、陕西、云南、贵州都需要开放，开放要有自己的对象、有自己的合伙伙伴。俄罗斯到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家、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都可以成为中西部开放最天然的合作伙伴，天然的开放盟友。“一带一路”受益的是沿线60多个国家、60亿人口，包括全世界最贫穷、教落后、最封闭的一些国家。通过“一带路”，中国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全球最大的扶贫战略，既有利于中国的扶贫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扶贫。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刘勇认为“一带一路” 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三个伟大地缘政治理论的综合。第一个是麦金德世界岛理论，核心是控制中亚的腹地，第二个是海权理论，以贸易利国的国家应该争取并保持制海权，第三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核心是难以对付的国家始终处于边缘的地带，“一带一路” 是这三个理论的最佳结合。“一带一路”具备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风险性。过去我国遵循西方为主的贸易秩序，而“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其中的规则 跟当时有所不同。关于全球化、逆全球化问题，都面临着非常大的规则变动，所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推动新规则的建立。他建议同时多点切入、多地区布局，让“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全面开花。同时要把“一带一路”项目具体化为战略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两种，既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又坚持走创新治理体制，把中国的“一带一路” 和世界的规划结合，包括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其他规划的一些结合，起来到1+1>2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的思路。他认为，“一带一路”从中国的倡议变成一个全球的共识，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即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为“一带一路“塑造一个理论载体，将让更多的地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包容性全球化就是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享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双向交流而不具能向输出，走出去与引进来要紧密结合，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盈”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因素:一是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第二，技术进步是催化剂。第三是国家的政策取向。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仅是自由贸易而重了解制度背景和社会后果。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设计出的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制度机制，当前经济全球化存在内在矛盾是资本可以流动、劳动力难以流动。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包容性全球化是针对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的，不是推翻全球化而是改革。第一是增长的包容，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第二是基础设施的包容，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缓慢问题。第三是发展道路的包容，全球化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第四是参与的包容，“一带一路” 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有兴趣的国家或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平等地参与。最后是文化的包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扩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绝对的文化优势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文化自卑感，中国道路的成功，会让发展中国家重新拾回文化自信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昝涛副教授从历史角度进行探讨，“一带一路”回答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时代命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的世界秩序的补充，是一个改革倡议，而非一个颠覆性思路。昝涛副教授基于“一带一路”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及其特征，将“一带一路”国别区域研究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操作性研究以中国传统术语中“道”和“术”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在中观层面，“一带一路”主要被理解为两个事物，一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二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从“道”的层面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断演变的历史性关系。世界历史秩序的演变，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发展，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代。既要从全球联系加强看问题，更要从全球化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普遍化或者全球化思考。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世界秩序有了新的特征，那就是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一带一路”的前提和背景是中国的“崛起”，本质是中国参与全球化世界秩序的结果。自改革开放至今，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在法律、各种体制、教育、文化、思想等等多个层面上开始接触和尝试性地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从而开始产生新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体系，被称之为“合而不同”。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终将与世界合一，而文化上中国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趋势，即“一带一路”中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长期是西方的他者，属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从属的关系。中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意味着是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革命者。中国正在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有巨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然而，由于自身体量巨大，文化根基深，这个吸纳的过程将引发秩序的一些充满 不确定性的变革，而且潜在地成为中国内部失序的一个催化剂。 因而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过程是缓慢的、可控的，同时也不能目绝于其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就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化，是西方所主导的一个世界秩序的他者被接纳，同时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一个对原有的世界秩序的补充和改革，参与的国家越多就越没有边界，最终就不设边界。

二、“一带一路”之实践反思

 “一带一路”践行四年至今，在具体项目推进、机制建设、风险管控的等方面都呈现出值得思考和总结的经验。学者们就项目设计、文化交流、人民币国际化、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树立平常心，建设长效机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史育龙所长就现阶段“一带一路”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指出“一带一路”从开始设计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框架在四年的践行中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确实切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他认为包容性全球化“一带一路” 的倡议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宏大的倡议，与其相向而行的各种倡议、提法都应该具备开放、包容和欢迎的立场。在多边开展经济合作中分歧和风险是正常的，应该树立平常心看待项目中的挫折。同时，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机制，如何推进项目，提供融资保障，与国内对接及加强安保等。在应对思路方面，也需要采取灵活推进的“一带一路”项目方式，比如替代性的项目，推进第三方合作，开放第四方市场，在项目的具体合作过程中集结合作伙伴，一起实现捆绑式的开发。具体措施上，他认为有以下建议，基于项目层面的差异化政策包;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把不同属性的项目和基金捆绑在一起，有效起到降低资金成本;提升发挥国内企业和机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宁琦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对世界视域下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 的中国内涵、 沿线区域与国家的状况以及宗教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出准确的、相对应的策略。宁琦教授回顾了近二十年世界各国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在我国周边地区，一直受到丝绸之路沿线区域中的各种势力、各个方面的资源抢占的压力，在世界视域下，这个区域始终是全世界争夺的焦点之一。第一，大国角力，“一带一路”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第二，文明冲突，“一带一路”国家处在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第三，国内矛盾，“一带一路”国家多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面临突出的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沿线区域与国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样态丰富的区域标本，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极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该区域问题的梳理可以为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出现类似问题提供参考。沿线国家占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的29%，涉及7个区域，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63%，官方语言除英语之外，达到52种，涉及9大语系。语言是走进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心灵的有效方法，语言负载的所有文本以及交流，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基因。通过语言对接，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才能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 “一带一 路” 对沿线国家具备天然吸引力，中国有怀柔远人的历史传统及援助亚非国家的现代经验，这使得“一带一路” 的概念更容易被有关国家所接受;中国既是海洋大国，又是陆地大国，具有陆海两方面的地理纵深与历史经验;同时，中国目前具有强劲的经济动力，丰沛的金融资源和雄厚的科技实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与任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没有过文明或是宗教冲突。

 “一带一路”提升中国的全球引领能力。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回顾了人类经历的三次全球化浪潮，提出了共轭环流理论，即把全球价值链分成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和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全球价值链，而这两个价值链是互相影响的，其中处于中间环节的枢纽就是中国。从贸易依存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都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要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中高端的攀升，则存在天花板。只有通过不断的引领发展中国家这个环流，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在发达国家环球环流价值中的地位，实现真正向中高端攀升。因此，“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环流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和机遇。面对实践中的挑战和建设中的问题，要提升对“一带一路”价值链环流的引领能力，可以分阶段将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再向其他的行业进行推广。“一带一路” 推广的国际治理或者是国际规则，并不是对已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替代和对抗，而是完善和补充。中国的加工贸易其实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可以提升凝练到国际规则高度。通过这些规则，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很多中小企业、很多欠发达国家纳入到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中来，通过加工贸易、电商，包括互联互通，纳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当中。

“一带一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则从货币职能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一带一路”对全球化转型期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全球化转型要求货币体系转型。全球化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面临一个重要的机制是货币机制，即货币体系。现在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一币独大的局面，美元占储备货币的60-70%。 在世界贸易、投资发展很快的情况下，一种货币垄断货币体系的风险过大，需要多种货币行使国际货币的职能，才能有效地对冲货币体系风险、化解全球风险。王大树教授借用费孝通先生用于描述中国亲疏远近人际格局的“差序格局”理论，设想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涟漪战略。如同涟漪一般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就是以我国内地为圆心，不断扩大人民币信任、接受和使用半径和圆周的进程。王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出一条近路。 按照之前涟漪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常发展道路可能是从中国内地出发，通过周长渐次波及到大中华、周边国家、亚洲、亚太，最后蔓延到全世界的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 然而，“一带一路”通过半径扩张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条近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运输成本的高低、距离远近常被视为一种自然的关税。而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特别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连通，可以通过半径扩展直接纳入周边国家的范畴，这样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就如同我们的邻居国家，这是“一带一路”一个最重要的副产品。由于交易和支付中大量使用人民币，出于应对交易的预防性需求等其他目的就需要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总之，“一带一路”推行和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路径选择，而且走“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种捷径。

推广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蓝庆新教授认为“一带一路”的目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理念和发展经验。中国经验可分为发展模式、发展制度、发展理念、发展方案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的理念; 二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开放促改革，创造财富增量，盘活存量，可以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将社会矛盾解决或淡化。“一带一路”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权之所以不稳定、社会之所以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比较缓慢，发展滞后带来的矛盾凸显，甚至激化。当经济发展较好，内部即使存在矛盾，也不会被轻易激化;三是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动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创新的发展制度。一个国家起飞，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四是具体的发展方案。首先是基础设施先行，园区建设、集群式发展，交易平台的建设，开发性金融，创新发展，不断培有经济新的增长点。第二个方法是园区的建设和集群式发展，大力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境外工业区的建设。另外，交易平台的建设，虽然这些建设不构成发明或根本性的创新，但是它在中国发展迅速，具备发展的条件，说明此类经验是有适用性的。许多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发展基础与中国是比较相似，中国在发展中累积的经验，符合“一带路” 建设中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需求。

三、“一带一路”之区域空间

1.国内空间区域格局的构建

我国拥有很多核心城市和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不断发展，才能承担“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措施这样的艰巨任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与创新中心主任徐辉以“胡焕庸线和一带一路发表了演讲，指出经济、历史位置、地理、区域、城市发展等方面的纵横卑阖，构建了“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格局架构。 在“一带一路”架构下，重塑国家的空间格局，是从沿海走向内陆，再向西开放、向全域开放的大时局，在这样的条件下，胡焕庸线和“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胡焕庯线形成是近一百五十年大量的移民从关内向关外迁移所奠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都是遵循着胡焕庸线以东的开发格局，资源配置向东部地区倾斜，从内陆向沿海转移的一个基本的趋势。通过胡焕庸线的发展，可看出中国人口、经济、产业、交通等等方面的一个新的变化。在当前经贸关系下，中国的城镇要发挥作用，要融入全球的网络，就是要成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重要的一个纽带。通过中国的核心城市、门户城市和不同的发达国家、“一带一路”国家不断进行交流、产业合作，不断加强设施的沟通之后，重塑我们全球的城市网络。中国和四面地区的合作是全部稳固有序的推进。开放的要素和信息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局面就是要向西跨越，形成多个扇面发展的格局。仅靠沿海承接全球思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全域的开放格局，需要把全球贸易金融枢纽、跨境电商供应链等创新链枢纽汇聚到城市和主要的交通走廊，形成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一种体系。一是国内城市和国外的城镇联动的模式，包括自贸区和国内产业基地，自贸区就是把外面的链引进来和国内的链进行深度的融合，要素就是国际增长、综合枢纽，以及全球产业配置基地。二是沿海的城市和海外的沿港产业区进行深度的合作，把很多产能配置到海外产业基地，带动内部中心城市、沿海城市质的升级。三是内陆中心城市加上内陆口岸、境外产业合作区的发展模式，发挥我们内陆的枢纽整合从欧亚大陆桥和南亚路桥通道所有的城市、贸易节点形成一种大的格局。中国整个城市的构建要求将战略大后方变成未来发展的前沿地带，把国家的战略、把中国城镇的发展和胡焕庸线上的格局进行了一个重塑，得到一个开放的战略空间，就是由菱形的中心城市体系加上我们的多条向西向南通道组成的城镇空心。需要培育的是由胡焕庸线以东200-300公里范围内主要城镇发展区域，包括京津冀、关中南西，加上成渝滇中三大板块，形成一个胡焕庸线的系列城市。

秦建国工程师同样提到胡焕庸线，这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紧密联系，交通运输在产业结构布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西部地区的公路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亮点是农村公路的建设，农村公路重点在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公路取得长足的发展，对东部的区城格局有所影响，几条重要的运输通道成为城镇化、工业化的承载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胡线以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完善的交通设施，将区域中心城市周边纳入到中心城市发展范畴，不仅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而且有效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对沿线开放开发、城镇化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未来的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是是稳增长的重要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规模大、效益好、见效快的特点，可有效带动投资，对冶金、机械、建筑、橡胶、电力、精密仪器等行业也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对这些行业消化产能、去除库存意义重大。目前，我国综合运输发展优势是各种运输方式的基础设施条件优良，劣势是缺乏综合运输的理念、规划、建设、运营和服务。秦建国工程师认为应该建立的是以轨道交通为主、公交汽车为辅的结构，需要大力优化、合并、缩减公共汽车的运行线路和里程。中国物流市场在未来几年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主要涉及到“一带一路”建设和中欧班列的发展。然而中国物流市场的高速的增长需要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这种运输服务，发展多式联运，打通交通枢纽节点微循环“最后一公里”梗阻。

2.国际区域发展形势

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区域，从其他国际及地区的角度看待区域问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旭副教授认为“一带一路” 在南亚的推进，涉及到多文化、多政治立场、多重博弈的问题，还涉及中美、中日、美印等双边关系。处理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具有关键作用。“ 一带一路”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在南亚逐渐落地生根，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巴经济走廊已进入第一个阶段，也是改革的一个深水阶段，这个阶段将触及巴方更多深层次的问题:美国加大对冲，印度持续的消极抵制，以及南亚中小国的“两面性”的上升。对华采取两面性的态度，是指对中美之间采取一个平衡的态度，对于中国或者是美国单一国家也会采取一个平衡的态度，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双平衡或者是两面性。由于域内外的大国进步调整南亚政策，未来以南亚核心的博弈不是某一个具体项目或者是某个走廊的推动，而是一个秩序之争。美国的“印太战略”进一步抬升了在美日关系同盟下前提下进一步发挥印度的作用，充分要突出印度在地区的领导作用。双因变量导致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博弈的加剧。中美关系的稳定和中巴关系的稳定有助于稳定美巴和印巴关系。对于未来南亚形势和“一带一路”，他认为未来发展模式与秩序之争可能围绕中美之间展开。南亚中小国家对我国“两面性”进一步加强，一是坚决反映巴基斯坦的外交基石的对印防范，战略上依靠中国，加紧在经济上的靠拢，希望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发展经济，在战略上加强与中国绑定。最后，王旭副教授也提出了未来的三种谋划:第一，运筹是新兴大国关系。美方是强调在市场竞争秩序中发挥自身优势，我国强调“一带一路” 的开放、包容的原则，在经济问题政治化时，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的原则。第二要坚持对印的底线斗争。南亚会有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进一步泛化，既不要扩大对印的斗争，也不即希望于印度的全面支持。第三是筑起篱笆，坚定推进周边外交。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周边国家的“两面性”问题，需要一定战略的定力和战略的耐心。

各位专家学者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回顾历史、总结分享中国经验，客观分析挑战与机遇，以及为新时代提出全球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献计献策的讨论中，“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研讨会在严谨、热烈、深度思索的氛围中圆满落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唐璇、张辉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