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衢接杭” 开放发展 （之二）时间： 2020-01-24信息来源：《今日江山 》报第2-3版 2020年1月9日　作者：刘亭　责编：qgy 王策

第一个关键招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要靠以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市场化发展的过程。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通过40年的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崛起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也就是习总书记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将是一个转折点，越往后去可以看得越清楚。习总书记在当年的新年贺词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觉得在“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改革的方向感。改革开放如果用最简单的三个字来概括，就是“市场化”。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40年历史。第一波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大包干，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第二波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国推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把不属于国家命脉的领域，都归为一般竞争性的市场和商品及服务，放手让个体和民营去干。第三波是在生产力提升以后，国内消费者收入水平还没有显著提升，国内市场严重局限，将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投资也难以收回和增值，“入市”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可变现的市场，国家和民众的钱袋子都鼓了起来。第四波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调成了“决定性”，使得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得以继续，促成了和平崛起的实现。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总量只有美国GDP的1/9，现在是美国的6/9。从历史上经验来看，美国这个全球“老大”，基本上都是等“老二”到了它体量的2/3时，开始警觉并出手打压的。

对市场化我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反复认识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学习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希望推动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停滞。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意识到原有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此推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但是思想并未得到立刻完全统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党内一直存在“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误解。有人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搞计划经济。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他指出社会主义里面有市场，资本主义里边有计划（大的跨国公司的计划性，比我们国有企业里的计划性都要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不能在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上纠缠不休，发展才是硬道理。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要不要再搞下去，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挑战，对此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板上钉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百年变局下对改革取向思考。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搞的，不过是初级的市场化。那个市场化，主要是推动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向“简政+放权+搞活”转变，向“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转变。结果在市场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在人文道德方面严重滑坡等问题：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还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丛生……。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社会上就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要求强化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重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还有一派要求再往前走，提升到现代的市场经济。在我来看，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能指望40年“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所以初级的市场经济要进到高级的，浅表的市场经济要进到深层的，传统的市场经济要进到现代的。什么时候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了，市场机制真正起决定性作用了；政府在发挥好自身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下和基础上，使市场化的作用得以健康可持续地发挥，不足之处让它变成足够，走偏的地方再把它扭转过来，这才有可能实现高级的或谓现代的市场化。

现代市场经济起码要夯实三块基石。第一块基石是产权。我们在各类新闻报道中会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最后选择了出国，并将资产进行了转移。为什么要弄出去？主要还是人心不稳，担心有朝一日政策变化，要消灭所谓的“私有制”。去年在50多天里，习近平总书记5次发声，包括召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2019年12月4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要“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也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但最核心的是私有产权还没有明晰到位，民营企业家还没有建立起对产权能够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稳定预期。

第二块基石是信用。全社会不能成为一个造假的社会，对诚实信用要坚守、要敬畏。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诚实守信的经济，是公平交易的经济，而不会是坑蒙拐骗的经济，是强买强卖的经济。竞争要中性，力戒形形色色的垄断，这里面既包括行政的垄断，也包括经营的垄断。

第三块基石是法治。因为市场经济是陌生人经济。在与满世界的商人打交道时，如果没有有效执行的法治作为保障，谁敢跟做生意？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里，不但要“融衢接杭联沪”，还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省域一体化，乃至全国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所有这些都要靠法治，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

在产权、信用、法治问题上，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咬定市场经济的青山不放松。不是市场经济不好，而是半拉子的市场经济不好。回到计划经济，那是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我们一直在提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2018年12月1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峰会上，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晤的新华社新闻通稿中，出现了“中国将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表述。除了上述对外的宣示以外，更进一步在2018年12月1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一年国内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中，强调了“五个坚持”，其中就有“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

当务之急是稳预期。现在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最重要的还是稳预期。稳预期特别是要稳住两类人，一是法人，就是企业。二是要稳法人代表，就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创业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人心。

怎么稳人心？我个人认为要做到“四有”：一是经济上有实惠。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让人民在经济上有实惠。实惠怎么体现？要靠诚实劳动致富。40年前的改革从“大包干”发轫。“大包干”就是三句话：“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农业税没有了，所以缴够国家的等于零。现在集体的提留也没啥了，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清清爽爽。对“大包干”有人说是经营制度的改革，不是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体制”吗？但是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分配制度的改变。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怎么“摆平”，怎么通过经济上的实惠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实惠”要拿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二是安全有保障，包括财产和生命的安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大声疾呼的。

三是认识上有澄清。民营经济是不是只是“初级阶段的无奈选择”？现在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让民营经济有所发展？其实，民营经济和企业家都是“自己人”，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说现在我们生产力水平还太低，没有办法只好让你“蹦跶一下”，允许你跟我一起同走一段路。习总书记在18.11.1讲话中澄清了很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值得大家深刻领会。最后一个是政治上有荣誉。有时候光是经济上还说明不了问题，政治上要认可、要有立场。

近年来国家非常强调扩大开放，还有人说这一轮深化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于高水平的开放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一大热点是搞自贸试验区，取得经验后再稳步扩大。习总书记对自贸区改革的目标要求，就是强调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其主要内容，还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要为开放性的市场，提供一个规范、高效和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

大家要认真学学总书记关于自贸区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应当意识到，政府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应当是有为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有权就是任性”；应当是一视同仁，做到所有制和竞争“两个中性”，而不是以企业规模、所有制的不同，来造成不应有的歧视；应当是依法公开，而不是暗箱操作、选择性的执法；应当是简明的、可预期的，而不是繁复的、运动式的。应当是廉洁且廉价的，而不是腐败或浪费的。车俊书记在刚刚结束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善于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和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一线奋勇拼搏。”所以，最后还是改革的问题。在车书记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六稳”的落脚点，要放在稳企业的基础上。

第二个关键招是在生产力方面，要靠以数字经济和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增值或赋能应用。

30年以后，浙江经济的主体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对我们江山这样的地方来说，要自觉顺应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化、生态化和人文化三个大趋势，“随其流而扬其波”。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大体可以分成两大块：

第一块是沿海和城市，这些地方主要发展什么？发展以网络数据、智能应用为核心的广义的数字经济或者叫新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绝非仅指网络和电脑，而是借助他们连着后面的实体经济。传统的实体经济如果成功地进行了数字化的转型和改造，那就嬗变为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或谓“新实体经济”。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数字化转型”，即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凡是完成数字化转型任务的经济，广义上都可以归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数字产业，譬如数字技术研发创新、数字装备和产品制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维、还有数字内容的生产。这些产业合在一起，只不过占到广义数字经济的20-30%，那占了70-80%的大头是什么呢？就是数字信息和数字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赋能和增值应用，譬如说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智慧医疗、远程教育、智能交通、现代物流……

第二块就是山区和乡村，主要发展以“四生业态”为表征的狭义生态经济。江山有很大的国土空间属于山区，应当很好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包括哪些？生态农业、生态旅居业、生态加工业、生态文创业。生态农业不言自明。生态旅游业也好理解，生态人居业其实就是类似民宿那样的“农村房地产业”。

生态加工业特指资源和原料主要在当地、消费市场也就在周边，劳动力主要由当地居民提供的特色加工业，而不是那种大进大出、大吞大吐、劳动力主要靠吸纳大量外地农民工来生产的规模制造业。一般说来，工业生产还得靠规模效益。而规模一大，供销两头都得在外，山区和沿海相比显然是不够经济的。而且规模一大，往往对环境对造成较重的负担。做不到高标准治理，就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要坚持高标准处理，成本又会很大，加之长途运输，竞争力往往会明显下降。既有的规模制造业效益不错，那当然也不必“人为打压”；但如果要新上大项目，那就要非常慎重。千万不要把自己既有的生态资本给随意流失了，最后算总账，还是得不偿失。

什么是生态文创业？比如说网络作家到江山来创作小说，既拉动了生态旅居业，实际上也是拉动了文化创意产业。又比如说软件编程，这种工作就不一定非要在大城市。大城市周边的山水风光好、建筑密度低、自然生态好的地方，我看都可以。所谓 “融衢接杭”和开放发展，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来配置资源。仅仅局限在江山这个地方，那就只有这么一点资源，但是如果你的格局放大了，那天下的资源，人财物，都可以为我所用。我去看了清湖街道的清泉村，是一座由十多个下山移民脱贫的自然村组建的新村，短短几年竟然能够发展成为走向世界市场的跨境电商村，这就是开放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当然，不管是广义的数字经济，还是狭义的生态经济，全部的经济活动，一定不能丢了灵魂。这也就是我说的，要顺应新世纪发展人文化的大趋势，把全部的经济，发展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终极价值取向的人文经济。

最后再小结一下：“融衢接杭、开放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发展”。但高质量发展要从源头、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在生产关系方面，就是要靠以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为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全面深化；在生产力方面，就是要靠以数字经济和新实体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增值应用或赋能应用。（全文完）&

(作者：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