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实现更新与复兴时间： 2019-07-14信息来源：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9-7-7 作者：张大卫 责编：qgy
张大卫在“2019广州：全球城市评价研究”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2019年6月21日）
一、广州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新定位
今年2月，中央正式向社会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大湾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起，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
在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为：1.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3.“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4.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5.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这些定位，清晰地表达了国家制订大湾区规划的愿景。但建设大湾区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在纲要和中央最近出台的有关文件中，都明确揭示了这一区域战略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即：丰富“一国两制内涵”，保持港澳长期稳定；落实新发展理念，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支撑区；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重要意义也好，国家意志也好，我们确实应从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国两制”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格局上，去把握这一区域战略的深刻内涵。对此，我理解有这么几点：
1.促进创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区域优势资源整合，激发市场活力，率先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带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
2.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国际性开放新高地，代表国家参与世界城市群竞争。
图1.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对比图
3.加快“一国两制”框架下区域间制度磨合与融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区域示范样板。
4.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变革，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对消费福利、人才、环境、生态及其他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需要。
纲要在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整体定位的同时，为强调发挥优势、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和错位发展，也概略地明确了广、深、港、澳的战略定位。广州是大湾区4个中心城市之一。纲要对广州市的定位主要有：
1.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
2.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
3.科技文化教育中心；
4.国际大都市。
对比21世纪以来历次修编后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可以看到有关广州市的定位在不断“升舱”。
与纲要中其他中心城市的定位相比，广州的优势在于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香港的优势在于明确为“国际大都会”和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业务枢纽、资金管理及风险管理）、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航运中心、航空枢纽等功能性定位；深圳的优势体现在“国家创新城市”“现代化国际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等特定功能上。
图2.大湾区规划及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对比图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仅凭广深港澳四市的定位都不能单独担当起实现大湾区战略目标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必须靠四市协同、融合发力。
国际经验表明，过多的关税区、特区会造成城市间的经济隔离，形成中心城市孤立发展的状况。因而四市间要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两种机制，使竞争成为合作的动力，用政府间、企业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合作来解决区域结构性矛盾。而广州，则应紧扣“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抓住战略机遇，扬长补短，找准新时代发展路径。
二、广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性思考
城市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所谓中心城市，来自于其在城市体系中的位置。中国的城市体系，有一个历史发育的过程：
1.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城市的肇始期。由于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城市一般在空间上是割裂和封闭的。其往往是不同层级的政治中心，不具备自下而上的纵向联系和由此及彼的横向联系。
2.自秦王朝实行郡县制直到明朝以前，国家虽破除了分封领地的制度，由于受小农经济社会形态的局限，大行政区内的城市间一般存有政治统辖的上下相属关系，但仍然缺乏自发、平等的经济联系。
3.进入明代以后，随着中国商贸活动逐渐活跃和商业经济地位的提升，工商业城镇大量涌现。受政治和经济两种力量的交叉作用，城市空间体系开始复杂化，出现了如美国学者所说的行政隶属和经济联系这两套体系。但一般讲，处于官衙所在地的城市以及由其所统辖的城市间，既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也保持较密切的经济联系。管理较大区域的衙署所在地城市，往往具有行政和经济两套体系的“中心”功能。
4.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在更大的地理空间配置，由行政中心统辖区内经济活动的城市体系发生了变化。城市特有的功能、与腹地间的联系、经济实力、交通的便利性、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等，都会成为重要因素，使行政隶属的概念逐步弱化，而由市场分工形成的经济联系则日益紧密。一些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地位可能会超过行政中心。如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中国的青岛与济南、大连与沈阳、厦门与福州等。
广州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平定岭南后建城，即成为华南区域的中心城市。这里“介于岭海间，北负雄、韶，足以临吴、楚；东肩潮、惠，可以制瓯、闽；西固高、廉，扼交、邕之噤吭；南环琼岛，控黎夷之门户”。古人所言，讲的是广州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和方舆上的军事控制能力。
而它“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海、野、河、城层次渐进，底蕴丰厚；塔、楼、阁、台遥相呼应，各有含义，为岭南城市之表率”，讲的则是广州文化底蕴深厚、城市特色鲜明和传统人居智慧在城建上的反映。
进入近现代社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先开化、开放的城市，最先接触现代文明和开启国际贸易的城市，也是引领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代的城市。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州又因其地近港澳和文化多元性的优势，开风气之先，引领了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繁荣与发展。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
如今，在大湾区的规划中，中国的华南地区出现了广、深、港、澳四个中心城市，其“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特殊性，在世界城市群中是仅有的。对广州来讲，特别有意味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年的小渔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可与广州比肩的中心城市。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广州应客观分析对待、正确应对。
三、如何看待广州与深圳的增长和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40年，使深圳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近年来，其又紧紧抓住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重大机遇，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圳经济发展再次提质加速。2017年，广州GDP被深圳超越；2018年两市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如图：
深圳的奇迹具有不可复制性。广州经济总量被深圳超越，也有其深刻原因和内在的规律。认真分析起来，两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特征是关键。
（1）广州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期。做为老工业基地，工业经济中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近年来，广州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速度、效益、质量投资等指标也表现不俗。但2018年，35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仍有12个行业出现负增长。广州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长5.5%，同期深圳工业增加值增长9.5%，比广州快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2018）计算
（2）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好，块头大。2018年广州第三产业增长6.6%，比重达到71.75%，比2017年增加0.73个百分点；深圳的增速为6.4%，比重达58.8%。
数据来源：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2018）计算
服务业增速加快和比重提高，是经济结构优化的结果，但在一般情况下，服务业效率往往低于工业部门的效率，这也会影响GDP的增速。
广深两市相比较，从创新动力、企业活力上看，深圳具有较强的产业发展后劲：
（1）形成了庞大的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前十大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深圳2018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其中，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占全国产量的98.15%，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占全国产量的17.16%，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的14.41%。
（2）上市公司数量大、市值高。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主要城市上市公司统计情况简表（亿元）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深圳发展的态势令人鼓舞，但广州长期作为中心城市，其形成的优势和发展的后劲不能低估。分析来看：
1.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广州市总面积7434.4平方公里，深圳仅有1997.47平方公里,广州是深圳的3.72倍；广州建成区面积1294平方公里，深圳建成区973平方公里。广州未建成区面积即潜在发展空间面积是深圳的5.9倍。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经济结构相对均衡。
广州的产业体系健全，更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工业部门的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基础性产业增长后劲充足。广州是千年商都，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场景众多，商业资本和产业结合更为紧密。2018年，广州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是深圳的2.36倍；快递业务量增长28.8%，突破50亿件，持续保持全国第一的位次。广州服务业比重虽高，但增长后劲强。而深圳产业体系的对外依存度高达123.79%，为减少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满足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下一步应围绕内需市场使产业机构有所调整。
广州、深圳2018年对外依存度表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2018年经济社会统计公报
3.公共服务能力强。
广州聚集了服务于华南乃至全国的优质医疗、教育、科技和文化资源，这种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广州最值得称道的软实力。
（1）医疗卫生
2018年广州深圳医疗卫生机构情况对比表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两市统计公报
在中国大陆地区《2018顶级医院100强》中，广州有11家医院入围，次于北京16家，上海13家，排名第三。深圳仅有一家医院入围。
（2）教育
广州的高素质人才培养能力雄视华南，其2018年本专科招生、在校生、毕业生数量均是深圳的10倍以上。而其研究生招生、在校生和毕业生数量，也是深圳的5倍以上。
2018年广州、深圳教育情况对比（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2018年经济社会统计公报
（3）文化
广州从秦始皇时代筑番禺城至今已有2233年的历史。中原文化与南越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广府文化。广州面朝大海、背靠中华腹地，历史上在传承传播中华文化、文明的同时，也是接驳转化外来文化、文明的窗口。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宋时代，就有阿拉伯商人在此开展贸易活动，在将中华文明推荐到欧洲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中亚、欧洲的宗教和文化。进入近现代社会，广州又是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最先产生碰撞的地方，在输入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同时，无数中国的拓荒者也从这里走向东南亚和欧美国家。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构筑了广州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底蕴，使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力，广州地区也已成为世界上东西方文明、文化成功相互交融的典范。
4.科技
广州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暨南大学等著名高校和中科院广州分院等众多国家一流科研机构，科技人才荟萃，科研设施完善，基础科学研究优势强，可以成为科学思想、科学发明的策源地。深圳是“东方硅谷”，其优势在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更有利于推动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两城之间有良好的互补关系。
（1）专利
广州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虽仍与深圳有差距，但2018年普遍有了快于深圳的增长。
广州、深圳专利申请情况比较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2018年经济社会统计公报
（2）科研机构
广州拥有的国家、省级高端科研平台数量远多于深圳。
注：广州是2018年的数据，深圳是2017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广州、深圳两市2018年经济社会统计公报及深圳2018年统计年鉴。
5.人口结构比较协调
2018年，广州1490.44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达927.69万人，占62.2%；深圳1302.66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达454.7万人，仅占34.9%。较为良好的人口稳定性，既是好的公共政策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改善的前提。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
另外，从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看（如图）：
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广州0-14岁人口占比为17.2%，仅低于郑州的19.3%，居第二位，甚至高于深圳；65岁以上人口占8.6%，为倒数第一位。这说明广州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仍是一座“年青”的城市，而且外来人口落户率高，劳动后备人口资源充足。这些体现“人口红利”的数据，都说明广州是一座成长性强和创新潜力巨大的城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的基础是雄厚的，所具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替代的。它在综合交通、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所具有的强大公共服务能力，华南地区别的城市还难以比肩。
特别是，广州是广深港澳四市中唯一拥有广阔经济腹地和多层级城市体系的中心城市，在竞争与合作中，可以通过大都市圈规划来不断拓展自己发展的经济空间。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大可不必仅以GDP等个别指标上的一时被超越，而生杞人之忧。
四、对广州的几点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也是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和政治地理的概念。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有着背靠大陆腹地、面向西太平洋的良好区位，具有在蓝色港湾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自然禀赋。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其位于我国开放前沿和“一带一路”的交汇之地，是我国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战略枢纽。经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形成了特有的制度、体制、机制和市场的融合优势，已成为带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引擎和辐射东亚、南亚、东南亚发展的经济支撑带。
从文化地理角度看：这一区域由于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长期交融与碰撞，形成了积淀深厚、韵味悠长、包容互鉴、历久弥新的特定文化生态。它的发展、融合与传播寄托着民族的文化理想，有着很强的空间张力。
从政治地理角度看：它承担着经略南海，友邻东南亚区域，消解地缘政治冲突，维持长期繁荣稳定，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国家愿景和历史使命。是我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将国家战略与参与全球治理实现互动的引领性平台。
大湾区的新使命，是通过竞合、融合，充分发挥要素优势、开放优势和文化优势，促进制度创新，深度和世界规则与标准对接，形成区域突破能力，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
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赋予中心城市的任务主要有三：（1）国家战略要津；（2）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3）辐射带动大区域发展。为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进程中，更好地担负起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和责任，有建议如下：
1.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一是加强与港澳的经济、文化联系，把握好与其开展制度层面合作的机会，充分利用港澳在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国际标准，以开阔的视野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打造好外向型经济新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创新版、升级版，先行先试，为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示范。
二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全球经济结构、全球供应链时产生的历史机遇，提升创新资源管理能力，促进新动能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牵手港澳深，整合区域创新、金融、商务中介、自由贸易、综合交通等要素和产业优势，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全球产业引领能力和价值链管理能力。
三是打造以企业为主导和主体的创新平台，注重模式创新，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平台经济，促进经济组织和产业生态由线形结构、网状结构向矩阵型结构转变，把生产、交易、消费过程转化为跨区域和跨社群的价值创造、文化认同、资源共享、市场互动过程，使这些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平台，成为广州特有的新生产关系网络节点和中心枢纽。
世界主要区域平台经济示意图
图片来源：《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
四是实现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和社会创新体系高效对接，搭建对接和相互转换的平台，减少国家创新战略、产业创新意愿及社会与市场创新能量之间的摩擦，提升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
2.加快城市更新步伐，使“老广”进一步焕发新活力。
一是对城市进行智能化、低碳化、宜居化改造，加强对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市政、智慧管理的总体设计和统筹，避免城市智能化更新的过程被碎片化和概念化，为市民创造全龄化的便利、舒适、宜业宜居环境。
二是加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形成强大的分拨、集疏、转运功能，发展枢纽经济。
三是促进城市产业升级，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城市主要业态。根据广州的优势和特点，突出工业互联网、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空间和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将一般制造业向周边转移，在合理空间内形成科学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同时注重城市和产业对服务业生态的需要，形成合理的就业结构。
四是顺应技术进步对人工的替代和就业机会由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性变化，推动工作性质变革。加大政府、社会对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的投资，促进城市就业人口技能和职业素养提升，增加居民主动选择就业的机会。引导企业加强员工在职培训，使员工能适应技术进步和业态变化对岗位的新技能要求，支撑企业保持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3.保持城市的年轻化。
一是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特别是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就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创新创业创造空间和就业机会。
二是继续提升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缩小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剪刀差。将流动性就业人口更多地转化为新市民，使其子女成为能融入当地文化与生活环境，能接受本地化教育和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广二代”、“广三代”。发掘人力资源潜力，保持后备人力资源的充足与活力。
三是破除限制人才流入和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就业、住房、购房、购车、进城等政策上实行开明、开放、宽松的政策，实施包容审慎的管理，吸引国内外更多的人才和普通居民来广创业、就业、生活、消费。
4.把广州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时尚中心和消费中心。
一是煲好广州“岭南文化”、“广府文化”这锅“老汤”，不断提鲜提纯，并在传承和传播、创新和弘扬上下功夫。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深化与港澳台文化、南洋文化的融合互动，加强与域外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及接驳转换，打造世界多元文化、文明和谐共存共生的样板城市。用广州文化环境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打破“文明冲突”论的魔咒，促进形成交流与互鉴才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文化进步主流的共识。
二是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消费中心地位，促进与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合作，强化发展自由贸易理念，适时植入其在关税等方面的贸易制度，推动政府监管体系和制度创新，发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业态。提升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使其为大湾区及广义的华南地区提供优质便利可及的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科技、文化、旅游等消费服务，提升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三是发挥广州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注重消费升级带来的消费情感、消费心理的需求变化，支持个性化设计、私人定制、消费体验、文化空间、消费社区发展，促进创意、时装、服饰、美妆、美食、戏剧、古典与流行音乐、茶楼文化、酒吧文化、健康养生、休闲旅游、社交沙龙、流行数码产品等业态的繁荣，为居民更多地提供创造、消费的选择机会与选择场景，使广州真正成为“低商务成本、高品质生活”，领导消费新潮流的时尚之都、魅力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