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时间： 2019-10-09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2019年第3期 作者：张 长 星 责编：qgy 平萍
摘 要：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党的十九大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河南经济发展面临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动力结构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严重制约了河南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对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河南经济发展存在“三大需求”失衡、产业结构欠优、新旧动力接续不稳、市场主体实力较弱等瓶颈制约。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处理好四对关系，即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基础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关系，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河南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关系。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努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创新园区运营管理机制，破解创新驱动瓶颈，推进四路融合并进，强化战略平台联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区域竞争实力。
关键词：河南；高质量发展；创新；产业结构；动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9）03-0073-11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研究”（2018B023）。
作者简介：张长星，男，河南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副研究员，博士（郑州 450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攻关期。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瓶颈制约，需要系统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基础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关系、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河南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关系，打好政策组合拳，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河南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经济发展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逐步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产总值先后跨越3万亿元和4万亿元两个台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总和超过9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提升，“三区一群”引领带动作用日益凸显，“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大格局基本形成，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实现突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大幅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与生产总值同步增长，脱贫攻坚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河南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对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存在“三大需求”失衡、产业结构欠优、新旧动力接续不稳、市场主体实力较弱等瓶颈制约。
1.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失衡
2000年以来，河南逐步形成“投资主导、消费中坚、净流出拉倒车”的失衡格局。失衡的根源在于城乡结构不合理，在未来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断增长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仍是拉动河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资本形成率相对过高。2011—2016年河南资本形成率均在70%以上，2017年回落至69.69%，高于全国资本形成率25.29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河南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0年的18.8%上升至2017年的99.87%，高出全国这一比率22.34个百分点。投资产出效益明显递减，2017年，河南每百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新增10.85元生产总值，为2010年的50%，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和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的相应指标低2.09元、7.57元、13.05元、26.20元、25.96元。
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大幅波动的几率增加，投资变化会相应引发上游产业的需求变化，从而产生连锁效应；囿于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会趋于减弱，同时过多的政府投资也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压，过多依赖货币和信贷投入拉动投资会导致债务的增加，从而不断积累债务风险；高投资会导致资源消耗增加、生态压力增大，同时也会抑制消费需求。
最终消费率相对偏低。2017年河南最终消费率为52%，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8.22%，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2所示，制约河南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低，2017年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的77.65%；二是老龄化程度加剧，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10.8%，居民储蓄养老意愿较强；三是养老、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四是城乡间、区域间收入分化，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货物和服务净流入持续扩大。河南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生产总值比例从2006年的-1%扩大至2017年的-21.6%，全国排名第23位。相比较而言，浙江（6.8%）、江苏（6.4%）、广东（5.5%）、山东（1.4%）分别位于全国第1位、第2位、第3位、第6位。
2017年河南净出口额1109.9亿元，这表明造成河南货物和服务净流入的主导因素不在于国际货物贸易，而在于国内区域间货物和服务进出不平衡，本地生产、生活需求缺口要靠省外流入的产品（服务）来满足，对本省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
2.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当前，国内市场消费偏好向多元化、高品质转型，河南战略新兴产业比重偏低、能源原材料产业偏重、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新经济发展尚未形成规模，造成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这已成为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偏低。2017年河南装备制造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制造、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8类行业）占比低于全国7.6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工业产值与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从2011年的9%持续下滑，与发达省市的差距在逐步扩大。主要制约因素一是产业集群创新生态尚不完善，装备制造企业技术研发能力较低、研发投入力度偏弱、先进技术引进不够、技术成果转化不足；二是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储备不够，高端装备制造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配套设备目前还需要大量从省外购入或国外进口，本地配套能力较弱；三是产业链相对较短，产业发展比较依赖单机、单套的增长，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承包等增值服务环节较为薄弱。
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2017年，河南服务业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3个百分点，其中物流、信息、金融、研发设计、商务中介等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传统服务行业占比仍然偏高。主要制约因素有：第一，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服务品牌偏少，品牌化、标准化建设有待加强，服务业集聚发展载体平台能级有待提升，具备国际视野的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严重匮乏；第二，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偏低，部分行业还存在市场准入壁垒、扶持政策不到位、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第三，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增长点发展相对滞后。
新经济发展缓慢。近年来，河南在跨境电商、航空经济、大数据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方面已处于落后位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指出，河南互联网综合得分为28.20，全国排名第12位，与北京（44.70）、广东（45.19）、江苏（41.92）、浙江（42.36）等省市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应用3个方面较为薄弱。《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指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30.74%）、广东（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21.60%）、上海（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15.17%）、浙江（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7.04%）、江苏（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的6.03%），河南占比甚微。根据8个主要电商平台的监测数据，河南2018年“双十一”全网零售额占比0.8%，远低于广东（23.8%）、浙江（14.1%）、江苏（10.9%）、山东（3.1%）、湖北（1.3%）。河南新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有：新经济领域尚未形成生态圈，行业领军企业匮乏；产业发展层级较低，高端创业人才特别是人工智能算法、数据挖掘、3D打印等前沿领域成熟人才稀缺；创业者、企业家对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洞见力不足，目前产业发展模式以跟随、模仿创新为主；除融资渠道狭窄限制外，企业在发展环境上还面临制度真空、行业准入障碍等治理能力滞后等因素制约。
3.新旧动力接续不稳
目前，支撑河南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创新驱动，推动劳动力由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深入挖掘城镇化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潜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创新投入力度相对偏弱。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科技创新一直是支撑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地位提升的核心力量，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区域经济崛起息息相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孕育、集聚迸发，正在引发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重塑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竞争格局。从河南情况看，创新驱动仍是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主要表现在：一是科技投入力度不大，2017年河南R&D经费投入强度（1.31%）仅相当于全国（2.13%）的62%，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比不到广东的1/3、江苏和浙江的1/2，如图3所示。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2017年河南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为5.8件。三是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不畅，河南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技术市场成交额从2003年的28.06元波动降至2017年的17.25元，与先进省市的相对差距越拉越大。四是创新创业载体平台偏少，根据国家科技部《关于公布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的通知》（国科火字[2018]120号），在符合国家备案资格的1952家国家级众创空间中，河南仅有38家，新型研发机构（40家）不及广东的1/4。
人口资源数量红利消退，质量红利还需全方位挖掘。2009年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达到峰值，刘易斯拐点较全国提前3—4年来临，人力资源红利消退的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口素质结构看，2017年河南专科以上人口占8.66%，全国专科以上人口占比平均水平为13.87%，全国排名第27位。
综合分析，造成河南人口资源红利快速消退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口净流出量大。虽然河南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在5‰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大量流出抵消了人口自然增长。“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河南净流出人口分别达到194万人、315万人、500万人，2010—2014年每年流出43万人，2014—2016年每年流出11万人。二是人才发展的平台载体较少。在教育部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中，河南仅有2所高校入选，在全国排名第16位，湖北7所、湖南3所、安徽3所。2017年每十万人平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2455人，全国排名第13位，与江苏3045人、湖北3000人有较大差距。三是高端创新人才匮乏。全国1500多位两院院士中河南只有27人，为陕西的40%、湖北的38%；入选全国“千人计划”共19人，仅占全国总数的3%。仅为湖北的7%、安徽的12%。最后是区域间、城市间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2017年毕业季，南京、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针对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房价高企、压缩新毕业大学生生活空间的“痛点”，纷纷推出落户、购房、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优惠条件来展开人才抢夺战。2018年，北京发布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对高精尖产业发展方向的人才引进开辟“绿色通道”，上海发布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京沪入局抢人才，这标志着城市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目前，城镇已经成为集聚各种资源、人口、产业的最大平台，城镇的经济总量、投资、消费分别占中国整体的80%、90%、86%。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仅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而且是新常态下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不仅能有效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而且还可以直接提升劳动要素的分布结构、配置水平、协调能力，不断完善产业布局结构、社会组织形态和阶层结构。近年来，河南强化“一基本两牵动三保障”机制，201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到2017年河南城镇化率达到50.16%，但仍低于国家平均水平8.36个百分点，如图4所示。
造成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原因，除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现状因素外，更多在于农村转移人口和地方政府共同面临的两难取舍：对于转移人口而言，就是城市发展机会与保证生活质量间的选择，是否能够实现入城后工资预期和在乡各项权益等综合收入与入城后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综合支出之间的平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选择，寻找城市规模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城市网（都市区、都市圈）可能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理想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的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大中小城市“同城化”的城市网，由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地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则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种发展模式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
4.市场主体不强，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市场主体是实体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力量。近年来，河南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和“三十五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大力简政减税降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得到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横向对比来看，河南市场主体的规模、结构、竞争力仍有待改善，市场环境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河南市场主体的数量不足，结构不优、综合竞争力不强，发展新业态、激发新动力、推动新转型的基础尚不稳固。截至2017年年底，河南企业法人单位数分别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企业法人单位数的39.72%、32.39%、43.52%、41.52%；每千人拥有企业法人仅为浙江、江苏的1/4，不足广东和山东的1/2；每千人拥有个体户数分别为浙江、江苏、湖北、山东的54.44%、58.99%、66.02%、66.79%，企业个体户比例不足浙江、江苏的一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为粤苏浙鲁4省的5成左右，A股上市企业数量仅占全国的2.2%，中国企业500强和民营企业500强分别仅占10席和15席，仅有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投入市场，并不断开拓市场，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目前，企业家已由过去看重资源、追求优惠政策，转向更为看重审批少、流程优、体制顺、机制活、效率高、服务优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江苏的“不见面审批”、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河南围绕改革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不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在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与先进省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普华永道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指出，郑州位列第21位，较2017年下降6位，与广州（第5位）、西安（第6位）、杭州（第7位）、长沙（第10位）、武汉（第16位）相比，有一定差距。
二、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处理好的四对关系
关于如何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在对相关信息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建议在宏观层面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1.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经济增长动力源一般有三个：一为增加投入；二为要素投入效率提高，包括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和要素从低效率领域配置到高效率领域；三为科技进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目前，河南人均GDP不足8000美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跨过50%大关，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按照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则意味着河南将有2000多万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创造比从事农业生产更多的价值，也将会拉动更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鉴于人均收入未来将提升2.5倍，再加上2000多万新转为城镇人口的消费增量（一个城镇人口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村人口的消费），河南总体消费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提升3倍左右，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劲、空间潜力巨大。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来看，高速度是由低收入人口向高收入阶段跨越中创造的，当个体普遍在中低收入水平时，工业化不可能结束，高速度时代也不可能过去。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既要确保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又要提高质量和效益，做好稳预期工作，把稳预期作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的重要前提。
2.基础产业与高端产业的关系
从高收入群体来看，河南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战略就应该容忍和适应增速下降，把产业重点转向发展高端消费品工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上；而从低收入群体来看，则应继续扩大制造业规模，适度发展能源与材料等基础工业，因为中国人均钢产量、百人汽车拥有量分别仅为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6成、5成，人均电力装机还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建议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将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首位，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带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原材料、能源为主的基础性工业一定发展空间。
3.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资源再配置、再优化的过程，效率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拓展内需、培育未来发展增长点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期，城乡“二元结构”对工业化进程起促进作用，具体路径就是通过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统购价格形成的剪刀差加快积累，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速；但在这个过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收入汇回农村转为存款，存款进入银行体系，再转入城市的房地产等高杠杆领城，再次拉大城乡差距。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很多农民由于各种预期而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由于土地承包权进一步延长，小规模土地收入占土地承包人全部收入比重较小而形成坐等土地租金上涨的心理，加剧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与分散小规模土地使用权的冲突。这些因素可能对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建议在具体工作中，统筹考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从农民转市民的关键利益入手，保障好农业转移人口的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权益，妥善解决进城后的基本公共服务享用，创新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举措，走出一条城乡协调、城乡共荣的河南路径。
4.河南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关系
从积极角度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规模将超出所有发达经济体，将使用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铜矿石等），且中国能源进口需求增速现已超过全球能源生产及出口增速，这就意味着中国将通过国际贸易来换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间资源争夺的矛盾可能激化。对河南来言，潜在机遇将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未来沿海地区资源加工业比重会相应增加，再加上环境容量、人力资源等因素，可能为内陆地区特别是河南发展加工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启潜在机会窗口；二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必然会做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应对准备工作，加强陆上丝绸之路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这将为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机遇。
从挑战角度看，一方面，河南交通枢纽地位作用呈弱化态势。随着中国高铁网络完善，目前“米”字形高铁枢纽已经有郑州、武汉、西安3个，未来还可能有合肥、重庆、贵阳、南昌、长沙加入，交通网络去中心化趋势更加明显；国家已在北京新机场、重庆、青岛胶东、上海虹桥布局9个临空经济示范区，再加上武汉、西安两地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特别是湖北鄂州顺丰机场的建设，将对郑州航空枢纽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红利消退趋势明显。河南人口持续大规模流出，造成人力资源的规模红利、质量红利消退和人口未富先老，如何直击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人才自身发展的“痛点”从而留得住人口、引得来人才，可能是处理河南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河南实际，笔者建议在推进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可重点从以下6个方面切入。
1.持续努力打赢三大攻坚战
三大攻坚战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必须跨越的特有关口，也是河南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首要难题。目前，全省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影子银行、交叉担保、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等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现，另外还有220多万农村人口仍未脱贫，且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继续下大力气打赢三大攻坚战，化重点难点为机会机遇，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础。
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按照科学处置存量风险、严格防范增量风险的要求，进一步健全三个机制。一是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对投资类企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企业债券发行等进行地毯式排查，利用信用信息系统实施动态台账式管理，建立红橙黄蓝分等级预警机制。二是细化分类处置机制。明确和规范红橙黄蓝各类企业的应对和处置程序，强化信息披露、督导落实和责任追究，严格落实惩戒措施。在严控政府举债融资“冲动”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三是健全防范引导机制。定期组织开展针对投资类、私募基金、债券发行企业的风险防范培训和宣传活动，积极推动企业债转股工作。
守住民生就业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不断提升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建议当前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产业扶贫、职业培训扶贫，鼓励各地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提升贫困群体“自我造血”能力，适时将工作重心由精准脱贫向健全防范返贫机制上转变。二是做好应对就业压力加大的工作预案。201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持续增加，去产能职工安置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对河南320万在省外从事电子、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就业形成冲击，以上因素都加剧了就业压力。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应对预案，研究储备再就业帮扶、分时段稳岗轮岗、创造更多公共服务岗位等政策措施。
守住生态环境底线。以重点源头、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为主战场，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建议将当前工作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运输结构、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上。一是建议出台加快区域合作发展的意见或方案。系统梳理飞地经济、园区合作共建、企业搬迁改造、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不同合作形式的利益关键点，明确合作双方税收解缴、利益结算和统计数据分享的框架机制，研究疏解或跨区域转移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周边高排放资源类项目的可行性。二是细化落实国家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的措施。优化城郊物流中心布局，完善城市公共配送体系，建立激励奖惩机制，推动不合规车辆退出、新能源配送车辆比例提升改革。大力发展陆空、铁海、公水等多式联运，拓展郑欧班列至东盟、东亚的线路，加密郑州机场卡车航班网络，扩大国家和省级多式联运示范试点范围，组建河南多式联运装备产业联盟。三是加大能耗“双控”及降碳工作推进力度。加强对省辖市能耗双控、碳排放强度和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的考核，全面落实“以钢定焦”政策，督促省辖市对区域内重点用能单位制定“一对一”的节能降耗激励措施。
2.创新园区运营管理机制
河南从2008年开始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2012年谋划培育服务业“两区”、专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平台。目前，180个产业集聚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4.9%，服务业“两区”、专业园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载体功能作用日益凸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最现实的抓手就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载体平台的提质转型。建议将近期工作重点放在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工程上，破解激励机制不活难题，不断创新推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举措。
探索在产业集聚区开展行政管理、干部管理、干部考评、分配激励4项改革。借鉴山东和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改革经验，研究制订实施改革方案，完善容错、纠错、防错和科学保护一线干部的制度体系。一是推行简政放权和部门精简。按照“以放为原则，不放为特例”的原则，对产业集聚区充分放权，甚至可考虑对部门重点园区下放省市管理权限。督导产业集聚区按照“大部制”、扁平化的管理思路，整合职能业务相近部门，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推动行政管理由审批监管向保姆式服务转变。二是推行干部全员聘任制。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在对管委会在编在岗人员的职务、职级、工资、身份等全部封存基础上，采取直接聘任、竞争聘任、双向选择聘任、社会招聘等方式，推行因事设岗、以岗选人、人岗相适的聘任制度，实现干部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再次是推行全员绩效考评。明确部门主要责任人和部门员工的业绩衡量指标，设立一定的末位淘汰比例，推动干部考核由“主观评价”向“量化考评”转变。四是推行绩效工资制。将薪酬分配与考核结果挂钩，在全员聘用、竞争上岗、以岗定薪基础上，逐步扩大绩效薪酬与固定薪酬比例，并向一线工作人员、招商岗位倾斜，推动薪酬管理由“铁工资”向“活薪酬”转变。
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找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不断完善高效配置资源要素的机制措施，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将企业分类综合评价与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差别化配置紧密结合。充分利用规模以上企业分类综合评价结果，细化落实对不同评价结果企业的用地、用电、用水、用气、排污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二是将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企业成长促进行动紧密结合。对“小升规”工业企业、战略新兴领域的规上服务业企业、省（境）外市场主体新设的独立法人等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针对企业升级可能会面临税费增加的情况，设立一定期限的过渡期，避免“导向正确、措施打架”。三是创新集约节约用地机制。在盘活存量方面，采取提高容积率、改扩建的方法进行整合，在分配新增工业用地时，按照一定比例与存量挂钩，优先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在降低土地成本方面，通过减少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先租后让、弹性出让、不同产业类型差别化定价等方法降低产业用地成本，对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给予优惠。在创新产业用地政策方面，探索增设平行于工业用地的新型产业用地类型，重点支持研发、创意、设计、中试、环境友好型生产等创新型产业发展。四是编制发布全省产业发展地图。借鉴上海经验模式，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从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现状图和未来图两个视角，系统梳理标识企业和创新资源，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各类专业规划，按照“多规合一”理念和方法，明确各省辖市、重点区域以及重点行业的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为外界在豫寻找技术、标准、人才服务和产业链合作提供指引。
3.破解创新驱动瓶颈
若要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不仅需要持续提升地方财政和企业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快产业创新中心、“双创”平台基地建设，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更为紧迫的是，要加快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引聚高端急缺人才及创新团队。
筹划组建河南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议针对“科学”到“技术”转化环节，有选择性地复制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模式，尽快启动河南产业技术研究院筹建工作，培育贴近市场需求、根植区域产业发展、紧跟世界技术前沿、突出跨界开放创新的领军型研发机构。一是争取高层支持。争取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与中国科学院（或国内外知名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合作共建河南产业技术研究院，以支撑新旧动力平稳接续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二是做好顶层设计。为防止原有体制复发，建议将研究院明确为无级别、无编制的省属事业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主要业务，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有前瞻性、导向性地组织开展产业战略研究和重大技术创新集成项目。同时建议成立对应的市场化公司，形成公益性职能和市场化手段相互促进、体制内外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三是拓展网络布局。建立专业研究所预备制度和动态管理机制，以会员形式分批吸纳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体制、不同行业的高水平产业技术研发机构加盟，根据年度绩效考核情况给予前瞻性科研资助，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和企业通过多元投资和多种机制组建专业研究所。
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工程。河南目前较为普遍存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不足，科技成果产出信息与企业需求信息对接不畅，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缺乏，科技实力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能力等问题，建议启动实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工程，疏通创新“中梗阻”，打造全国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转移核心区。一是搭建高效成果转化平台。建议进一步拓展省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功能，增强“互联网+”功能，广泛征集企业创新需求，完善技术成果、专利信息、技术需求等数据库，建立企业需求48小时响应机制，打造“互联网+技术转移”服务平台，架起企业与科研人员间的桥梁，有效解决“中小企业找专家难、科研机构找需求难”的问题。二是实施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行动。不定期发布经专家评估并标定推广补贴定价的重大科技成果和技术需求，组织专业人员梳理对河南产业发展有利用价值的国际失效专利，引导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机构按市场需求开展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以及围绕技术转移进行二次开发与技术熟化等各类服务活动，并对成功转化的项目给予事后补贴支持。三是强化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依托自贸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郑州航空港人才管理改革实验区，与领军技术企业合作设立创新孵化平台，与国内外顶尖基金机构合作组建跨境并购基金，积极打造离岸孵化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海内外孵化、筛选项目到河南产业化的平顺衔接。
培育壮大新经济。当前河南面临着产业重新洗牌、生产力布局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改革开放再出发等机遇，要借此大力发展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改变新经济“势强力弱”的现状。一是审慎宽容监管。坚持“不锁定方向内容、不设定统计口径、不固定模式方法、不急于严格监管”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态度，重视新经济主体的发展，有力护航、审慎监管，让新经济在宽松环境下快速发展。二是加大金融支持。通过创新金融产品、灵活采用质押方式，以及政府采购订单融资、融资租赁等手段，为新经济企业提供更多间接融资机会。通过探索建立新经济领域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加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新经济的力度。通过企业上市债券融资、“双创”孵化专项债券、投贷联动、保险资金直接投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手段，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三是开放创新网络。通过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平台作用，让新经济主体共享更多信息资源、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的器材、成果，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成本。通过“基地+孵化器+基金+联盟”模式，集聚同类企业创新资源，聚变、裂变创新基因，把河南打造成为新经济发展的主阵地。
持续推进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吸引来人才、留得住人才、用得好人才，让各类人才在河南“自我实现、自在生活”是人才工作的关键。在高等教育环节，突出学科的实用性、交叉性、综合性，强化新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的紧密结合，支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机器人、云计算等“新工科”专业的培育和发展。在实习实训环节，制定出台专项政策，重点对在豫实习实训的大学生给予生活补贴、购买人身保险，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多的企业给予奖励，努力扩大青年人才公寓、公租房等配套设施规模，积极宣传推介，让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就业前就了解河南、认可河南。在成长发展环节，重点围绕培养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各类产学研平台的支持力度，真正将象牙塔的研究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织团委、工商联等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企业家专业素质提升培训。
4.推进四路融合并进
在“一带一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下，推动“空陆网海”四位一体的设施联通和航空、铁路、公路、航运的多路联动，探索形成内陆全方位开放模式和内陆融入“一带一路”的河南方案。
推动空陆海网“四路”融合并进。综合利用“空中丝绸之路”高效便捷的客运、货运优势，“陆上丝绸之路”安全可靠的物流优势，“网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流优势，“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低成本运输优势，增进物流能力与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紧密联动和业务协同，吸引跨国企业设立跨国采购中心、出口集运中心、进口分拨中心、转运配送中心，以人流、商流、资金流扩大物流规模，通过提供高效便捷物流体验来提升国际贸易辐射范围，通过人才、资本、技术、产业要素有序流动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物流与贸易的联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把河南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物流畅通集散地。
提升国际物流通道枢纽能级。综合利用航空、铁路、公路、航运在运输的时间、时刻、网络、成本等优势，加强郑州与卢森堡、莫斯科、莱比锡等航空枢纽，汉堡、慕尼黑等铁路枢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港口的国际国内“双枢纽”合作，加强信息标准、单证标准、箱体标准、安检标准、操作流程等方面的对接，从而推动国际航空货运、中欧班列（郑州）、高铁、公路运输无缝对接和双向联运，进而扩大空陆联运、公铁联运和铁海联运规模。积极探索国内出口货物入港参与集拼等高效监管模式和多元化运作模式，提高国际中转集拼比例，继续巩固强化河南公铁集疏、陆空衔接、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枢纽竞争优势。
探索“空陆网”国际贸易新规则。不断完善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服务贸易、基础性金融服务、物流贸易信息数据共享枢纽、“通关+物流”等功能，加强与国家“单一窗口”、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对接，增进国际贸易物流全链条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建立完善以“一单制”联运为核心的便捷运输制度，制定推行企业互认的单证标准，实现一站托运、一次收费、一单到底、物流全球。探索赋予联运单证控货功能和权利凭证属性，研究建立基于联运单证的国际贸易、物流、融资、结算的一体化贸易规则。引领跨境电商发展趋势，完善风险监测和商品追溯体系，探索创新“网购保税+实体新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参与和引领监管服务、第三方服务、交易服务、技术服务、付汇收汇结汇服务等国际电商规则体系和行业标准的制定。
5.强化战略平台联动
聚焦具体事项，在复制实践创新政策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转型升级中不断形成新的机制政策创新需求，从而形成“需求—创新—实践推广—新需求”的良性循环，探索走出一条战略平台联动的河南路径。
做好统筹谋划设计。建议借鉴上海自贸区改革与全市改革联动的经验，把握好全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战略机遇，坚持开放带动主战略，以自贸区引领带动全域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创新，重点在“带好一顶帽子、强化联接枢纽”下功夫。“一顶帽子”即“空中丝绸之路”综合试验区，就是将战略平台联动和产业集聚平台转型升级、各功能片区提质发展等纳入“空中丝绸之路”综合试验区框架内，将精耕细作“工笔画”的“一带一路”建设新要求落到实处，从而争取国家更大支持。“联接枢纽”不仅要建立一个制度联动创新的软枢纽，也要确立一个集成再创新、压力测试、供需对接的硬枢纽。“软枢纽”即自贸试验区，将战略平台间网状联动简化为各战略平台与自贸区的轮辐式联动。“硬枢纽”即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自贸、自创、跨境制度两两集成创新成果，甚至是三个平台的支持政策和创新制度再集成再创新，形成“需求—创新—推广—新需求”的良性循环，将各平台打造成为全域复制推广前的中试车间、催化多种制度产业化学反应的实验室、创新政策机制的策源地。
强化各类平台的功能互补。建议将国家战略平台和河南重点平台按照核心功能和定位作用进行分类引导，推动平台相互补位、互为支撑、协同发展。一是强化产业集聚类平台的产业基础支撑功能。在郑州航空港、大数据综试区、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区”复制推广创新政策，挖掘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口岸的优势，提升产城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优良的营商安商富商环境，精准实施各项引资引技引智举措，进一步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二是提升口岸物流类平台的双向开放窗口功能。将枢纽口岸、功能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打造成为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战略枢纽和孕育口岸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沃土，进一步丰富口岸数量和品类，推动外向型企业、项目集群集聚发展，强化口岸物流类平台与产业集聚类平台的产业融合配套，积极打造承接高端产业转移、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的产业生态体系。三是放大制度创新类平台的先行溢出带动功能。推动自贸区、自创区和跨境电商等平台制度创新、开放创新、金融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融合与集成，通过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放大集成创新的溢出效应。
加快协同改革先行区建设。在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区”、专业园区等各类经济功能区，按照自愿申建、择优渐序推进原则，强化制度对接、平台融通、产业互动，不断建立健全区域协同推进机制和保障体系。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推进：一是率先复制推广改革经验。建立改革探索和政策创新的及时评估、复制推广、科学容错纠错机制，不断完善政策风险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联动机制，支持协同改革先行区充分享受自贸试验区改革制度性成果，通过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来放大集成创新的跨界溢出、引领带动效能，从而助推河南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新经济发展等领域由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转变。二是比照自贸试验区下放省市级管理权限。按照“依法放权、按需放权、应放尽放”和“放得下、接得住”的原则，主动下放省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此同时开展自由贸易港政策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基础研究，率先试行紧贴市场主体需求的投资、贸易、金融新政策新规则。三是加强横向合作。完善各产业集聚平台产业引导目录、招商引导目录，建立招商引资协同机制和产业转移对接机制，制定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人才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措施，建立“总部+基地”“龙头+配套”等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积极探索“存量不动+增量分成”的区域利益分享模式和跨区域合作项目经济产出分配办法，通过跨区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畅通产业转移沟通渠道。四是率先探索放宽产业准入。把握国家层面当前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机遇，研究分析分行业、分阶段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和经营期限等导向性政策，结合主导产业升级方向，前瞻性地细化落实飞机维修、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保税维修再制造以及航空租赁、国际物流、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开放措施，积极引进低成本资金、高科技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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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什么？哪些国家最重要？［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