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西北机遇与金融使命时间： 2015-08-20信息来源： 作者：wl_admin 责编：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经纳入国家战略。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古丝绸之路”赋予了西北地区与丝路沿线各国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情感，当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又给予西北地区难得的开放机遇和艰巨的发展重任。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资金融通是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也是金融业的重要使命和任务。金融业要推动国家丝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就有必要找准金融谋划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发挥金融在支持丝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战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务
当前，无论是从内部需求，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内部需求看，经济新常态要求我们加快结构调整和“走出去”步伐，“一带一路”战略则顺应了这种要求。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开拓海外市场，使我国长期性、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走出去”，促进外需增长；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向国际中高端水平迈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深度融合；可以促进资金资源等要素的流动，发挥中东西部与邻国交流合作的潜力，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谋求突破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正主导通过TPP、TISA、TTIP，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化经济和贸易联盟体，而发展中国家跨区域互联互通的愿望日益迫切，加强合作以促进区域繁荣与发展成为共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符合了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扩大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沿线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西北地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境内外重要结合点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前的境外建设重点看，应是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我国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为境内重要出发点，贯通新亚欧大陆桥、中巴、中孟印缅以及中蒙俄四大经济走廊。其中，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节点，我国与中亚各国既具有地缘优势，又具有经贸发展合作的巨大空间，中亚各国将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外建设的重点。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前的境内重点看，应是西北地区。21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罗马，是连接亚欧各国的贸易通道。这种历史渊源使得西北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感、密切的边贸往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天国家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施向西开放战略，西北地区又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文化优势和空间优势。以西北地区为建设重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内建设范围可以沿交通大动脉向东、向南、向北延伸，形成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走廊，全面提升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因此，西北地区应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境内外重要结合点。
西北地区需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的要求，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西北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主要优势
西北五省区产业结构相似，人文地理风貌接近，以陕西为例，西北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主要优势体现为：
（一）向西开放的区位交通优势
西安是欧亚大陆桥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和对外口岸，拥有两个综合保税区，是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西安至哈萨克斯坦热姆的货运班列“长安号”列入国家“中欧快线”，西安至鹿特丹、西安至莫斯科的国际班列开通正在积极筹划中。西安航空城实验区获得国家民航局批复，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航空枢纽和内陆空港城市示范区。未来西安将形成“陆空”两条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陕西段的区位优势和辐射能力全面提升。
（二）源远流长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起点，21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成为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核心纽带。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大小雁塔等文化遗存见证了丝绸之路开通、发展与繁荣的历史。远在哈萨克斯坦，还有数万“陕西村”居民仍保留陕西关中传统文化习俗，是搭建陕哈民间往来的友好使者。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获得成功，西安5处遗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三）西部领先的科教人才优势
截至2013年末，陕西省共有各类科技人才120万人，两院院士62人，陕西西安在校大学生120余万人，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陕西省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不断深入，目前已吸收中亚留学生1200余人。陕西杨凌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具有现代农业国际合作的丰富实践，先后同以色列、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目前正在与中亚各国对接，筹建经济带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现代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与丝路沿线地区对接的产业优势
陕西工业体系完整，航空航天、能源化工、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等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重型卡车、输变电设备、飞机及零部件、浓缩果汁出口居全国前列。在产业结构上，与牧业、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中亚国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为推动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中心建设，2014年6月西咸新区还出台了全国首个专门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金融发展的26条投资优惠政策。
（五）向西交流合作的平台优势
2005年创立的欧亚经济论坛的永久会址设在西安，已经连续召开五届，成为我国与欧亚特别是中亚各国交流磋商的重要平台，2013年西安还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6个国家13个城市共同发布《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率先迈出了丝路经济带国际合作的第一步。西洽会暨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杨凌农高会也在促进省际、区域和丝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与投资洽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层面：金融谋划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一）满足资金需求，推进资金融通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资金支持。实现互联互通，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且都涉及到长期融资。据亚开行报告称，亚洲地区从2010年到2020年共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专于长期项目投资的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每年能够提供给这个地区国家的资金只有200亿美元左右。现有的开发性金融在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需求和供给缺口很大。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另谋资金融通的途径。
1、在金融组织体系方面：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国内开发性金融的引领作用，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走出去”，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筹建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战略大布局中的重要举措，其制度框架基本搭建完成，2015年6月29日，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对于国家而言，亚投行是我国首次主导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成立，应当尽可能团结各方力量，汇聚更多资源；同时也要掌握主动权，完善亚投行的运作方式，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融资便利性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规则制定权。
丝路基金作为中长期的开发投资基金，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平台，要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互联互通的目标服务，尤其要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走出去”。长期看，为顺应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可考虑建立人民币丝路投资基金。在这方面，西北地区也应该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借鉴福建厦门等自贸区做法，通过在境、内外募集人民币资金，为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
国开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应以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为己任，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和作用，加强国内项目和国际项目的结合，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
鼓励我国商业性金融机构“走出去”,也是丝路融资组织体系建设的重点。本国金融机构在服务本国企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如韩国的三星电子项目落户西安后，韩国第二大金融集团“韩亚金融集团”旗下的韩亚银行也随之而来。应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努力提高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能力。同时，由于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差异，与之配套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国监管能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密切关注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潜在风险。
2、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应建立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相互配合的“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货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融资工具不断丰富。应充分发挥货币市场在短期资金融通中的作用，积极运用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国债市场、回购协议市场的金融工具，满足金融机构间资金余缺调剂和向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要求资本市场充分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资本市场自身具有高度灵敏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会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影响。下一步，建议建设丝路区域性人民币债券市场，便利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发挥多层次股权市场的融资功能，增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企业的资本实力；探索发展符合国家政策的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拓宽相关非上市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国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到海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
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而保险资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长期资金来源。“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资金规模大、投资期限长，同时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风险，如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因此，保险的功能和保险资金的运用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天然契合的。保险资金要参与“一带一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等项目的支持；大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货物运输保险、工程保险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3、在金融产品体系方面：围绕人民币“走出去”、“流回来”开发各类人民币产品。
一方面，围绕鼓励人民币“走出去”开发相关产品。比如支持银行开立境外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办理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支持与丝路沿线国家人民币投融资合作，推动境内银行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业务；鼓励境外机构人民币借贷、支付以及特许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
另一方面，围绕欢迎人民币“流回来”开发相关产品。比如可以将丝路沿线各国重要金融机构纳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试点范围，探索境外人民币以贷款方式以及直接融资方式投资境内产业项目；可以探索符合条件的丝路沿线国家合格机构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募集海外人民币资金，依法发起设立公募或私募产业基金；支持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等，为境外人民币的投资回流提供多种途径。
（二）加大货币流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流通的便利是贸易、投资便利的条件，也是资金融通的条件。目前，我国人民币跨境业务快速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利的货币流通环境。
1、立足当前，应重点推进人民币跨境业务。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伴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而来的将是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仅可以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而且可以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降低交易成本，通畅结算通道。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西北全辖累计办理各类跨境人民币业务3230.31亿元，跨境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境内企业达3810户，辐射境外100余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中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陕西为例，中亚国家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仅占0.05%，在境外投资方面，陕西省仅对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境外投资项目，结构性失衡问题明显。
2、展望中长期，应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市场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资本输出提供合适的载体，降低资金流通成本，减少汇率波动风险，便利“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和重大机遇，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有了很好的使用环境，能够有效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与市场信心。
(三)开放经济下，构建货币政策新框架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货币政策已将由过去的跟随美元逐步变为自主决策和引领型，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将面临新的挑战。货币政策的目标决策，既要考虑内部平衡，还要考虑内外平衡；货币供给，既要关注国内需求，还要考虑境外需求。
1、需要构建开放型的货币政策框架。“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围绕“五通”的开放型国家战略，要做好跨境资金融通，支持互联互通建设，必然要求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更加放松的资本流动规制和更加畅通的货币“走出去”、“流回来”的渠道。本币使用范围更广、汇率波动的决定因素更多、跨境资本流动更频繁，最终对本国的货币供需水平以及利率水平产生影响。反过来，本国的货币政策又会通过开放环境下的各种渠道产生溢出效应，影响货币的跨境流动和资金融通。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我国开放进程，开放环境又催生了构建货币政策新框架。
2、需要关注货币政策诸多目标的平衡。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对外开放水平，随之而来，在货币政策诸多目标平衡选择上，面临着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的问题（即米德冲突），也面临着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即三元悖论）的问题。
3、需要度量境外的人民币货币需求。“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产生外部货币需求，这使国内货币政策调控更加复杂化。一方面，需要关注未来丝路沿线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合理测算境外人民币的需求规模及其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关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自2009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开始，2014年已经衍生出约3万亿元离岸人民币，未来规模还会持续增加，这也增加了央行准确界定货币总量的难度。
区域层面：金融谋划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一）金融促进区域互联互通
一是配套国家资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以亚投行贷款和丝路基金为导向，西北地区金融机构应关注和支持有长期盈利潜力的铁路、公路、电力、能源管网以及跨境高铁网络建设。二是贯通跨境融资渠道。“引进来”方面，支持企业跨境融资，让更多企业与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走出去”方面，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争取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向西北地区倾斜，支持西北勘探开采、通信、装备制造、轻工等产业向外发展。三是推进金融体系自身互联互通建设。打造功能齐全的区域金融业生态链，鼓励西北地区有实力的金融机构跨境设立分支机构，积极争取丝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将西北地区门户城市作为在我国设置分支机构的首选地。
（二）加大能源与金融的深度合作
中亚国家以及我国西北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具有跨境能源合作的天然区位优势。广泛而深入的能源合作必然要求有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与之相匹配，客观上需要能源金融市场体系对能源合作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建议在丝路沿线节点城市建设区域性能源金融中心。立足西部，能源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分层次推进：一是在初期政策指引下，以煤炭资源为突破口，促进能源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聚集以及能源金融服务产品的配套；二是发挥西部资源富集区节点城市能源储备、交易、物流职能，提供基于能源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金融服务，实现能源产品的金融属性；三是逐步引导成立相关能源金融控股集团、产业发展基金、担保基金以及信托、保险等金融中介，形成完备的能源金融生态，促进能源和金融相互融合依存；四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建设符合地域资源特色的交易所、能源期货交易所等高起点的平台。
（三）推动丝路文化金融试点
西北五省区应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抓住国家政策和“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把申报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作为区域金融改革创新的突破口，探索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金融试点。一是创新文化金融合作机制，加强金融、财政、文化等部门的沟通协作，整合丝路文化金融资源，推动实现文化资源资产化、金融化。二是创新文化金融服务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建立专门服务文化产业的专营部门、特色支行和文化金融专业服务团队。立足文化旅游产业优势，支持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服务丝路文化产业的民营金融机构。鼓励本省金融机构“走出去”开发丝路沿线文化创意产业市场，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金融服务。三是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发挥地方文化旅游产业基金支持作用，做强文化产业评估、产权交易所等平台，形成丝路文化金融的完整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