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治理研究时间： 2016-09-18信息来源：罗瑜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城市治理的价值观是实现城市成为人类追求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三者的和谐与均衡的地理区域，中国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治理的标的物是空气污染、河水断流、植被破坏。现代的科学技术可实现工业零排放、不发生化学和尘埃污染。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汽车，河水断流是由大面积道路硬化所致，同时也导致植被破坏。治理的工程方法分别是为减少汽车使用而建设公共交通系统、蓄积雨水持续补给河流、绿化等三类。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要实现激励相容目标，其理念是把官员的政治市场行为转变到经济市场行为上来，制定发展城市生态产业制度，设计政府出资建设改为企业出资，政府实施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
　　关键词：生态治理；城市治理；西南地区；制度设计；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6)03-189-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实现经济强国的货币政策与财富创造研究”（11BJl005）
　　作者简介：罗瑜（1988～ ），女，贵州贵阳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
   
　　1 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它的消费和生产是具有排他性和地域性或固定性的双重特点，并且是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统一。城市是实现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三者的和谐与均衡的地理区域^[1]，它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东部经济迅猛发展，加快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西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快速推进。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2]。西南地区城市是在欠发达地区和生态相对脆弱区并要为中国相对发达地区提供生态屏障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其城市生态治理受到了中央政府、下游发达地区和本地区城市政府及市民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对中国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治理提出了有益的思路。城市生态治理大致有三种类型：（1）市民参与型机制。Marie - Hélène Zérah认为参与城市治理促进了公民形成参与管理的视野，塑造了公民的双重身份，巩固了“治理超越国家”的形式^[3]。Antonio Postigo认为国家开放参与治理的空间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民主化；而公民自治性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又有助于提升政体和地方机构的效率、透明度和合法性^[4]。我国传统上以权力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日益复杂的城市管理实践，城市居民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更加强烈。（2）政府行政管理型机制。在城市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提倡各级政府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多种利益和行动主体的协调，以及私营部门的介入和公民的直接参与，己成为城市生态治理的一种模式；这种治理结构的变化使城市获得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凝聚力^[5]。（3）公私伙伴关系型机制。城市治理的公私伙伴关系是因城市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部门与私营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共同建立起来的，参与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合作关系。Ian R. Cook认为私营部门参与城市治理至少有三种不同方式，即内部参与者（如创建者、政府管理者、服务商）、外部参与者（如选民、出资人、游说者、咨询机构）和接受者（如服务用户、受益者）。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是权力、等级、封闭型的，而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是自由、平等、开放式的^[6]。城市生态治理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形成的动态优化的制度安排系统，由于生态的公共物品性质和地域固定性，必然出现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博弈或相互扩张，呈现出治理的准稳定制度模式。
 
　　西南地区是印度洋、太平洋的分水岭地区，同时是黄河、长江、珠江和湄公河的上游地区，并且是中国欠发达欠开发及生态脆弱区，其城市几乎都依水而建，并且大多位于河流源头区域。基础设施投入欠账多，其中就包括生态建设滞后，可以说是因陋就简发展起来的城市，离生态型城市所要求的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和长年绿水流淌还有较大差距。伴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城市容量小、功能不完善并不合理、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河水断流、绿地面积小，生态治理资金投入不足。城市生态治理的标的物是空气、水和绿化，空气污染不可避免的是越来越多使用汽车导致的尾气排放，河水断流不可避免的是地面硬化而导致无地下水补给，城市发展缺资金导致未预留绿地等。本文从城市生态治理的价值观、治理的标的物、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等讨论政府、官员、利益集团、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试图解决城市生态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2 城市生态治理的价值观
 
　　保罗•诺克斯和琳达·迈克卡西著《城市化》中认为城市起源于农业剩余产品、水文学因素、人口压力、贸易需求、防卫需要、宗教缘由或更综合的因素^[7]。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讨论了贸易条件改善导致专业化，从而导致“熟能生巧”，提高效率，内生地增加国民财富等问题^[8]。杨小凯、黄有光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一书，沿着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研究思路，从专业化能增加财富的角度，提出了专业化与交易成本相互关系的各种提高效率的模型^[9]，提出期货合约和交易成本低有利于专业化，可以促使财富增加。交易是专业化分工的关键，因此，中间商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如果交易成本只考虑交通运输时，那么距离越近成本越低，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形成簇群现象的原因，它是经济效益提高的必然结果和原因，也是导致城镇化的必然结果和原因。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降低交通运输的成本或交易费用，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环节就会得到发展，人们就会集中于某个区域，从而形成人口的集中，出现生产、交易、生活等价值观上的追求。当分工水平提高时，分工网络就得到扩大。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大，交易次数会成倍增多，交易费用会大大增加。这种分工网络扩大和交易费用增加相互博弈的结果，会导致交易活动的地理集中，出现全社会分工网络规模不变，但把这些交易活动集中在狭小的范围内，获得网络效应的同时大大节省交易成本，这种狭小的地理范围就是城市。由此可以得出城市的范围界定，即当专业化分工获得的“熟能生巧”效率与交易成本增加相互博弈形成的临界点就规定了城市的边界，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范围。由于各种产业的分工水平及各种产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易成本相差很大，这就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学意义的范围是一个很复杂的边界。受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和交易网络扩大而增加的交易成本之间博弈而驱动的城市发展，是一个城市自身增容扩大、城市数量增加并伴随着城市出现分层结构的过程，这也是提高交易效率的结果和手段。就某一区域的城市数量，随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分工水平的演进过程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多并常形成城市群，经济落后的中国西南地区城市数量少，这就形成不同的城市体系^[10]。
 
　　庞巴维克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提出迂回生产理论：“任何迂回的方式都意味着，利用比人类的手更有力或更灵巧的力量来为人类服务；迂回方式的范围的每一次扩大都意味着，有更多的力量来为人类服务，也意味着把生产的某部分负担，从有限而昂贵的人类劳动转移到丰富的自然力上去”^[11]。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的办法，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又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迂回生产经济：通过迂回生产，加长迂回生产链条，可以获得迂回经济。迂回化经济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数量增加而增加；二是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投入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的种类数增加而增加；三是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力随着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增加而增加，他认为“专业化与生产迂回程度是同时演进的”。工业和生产粮食的农业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工业产品交易效率高，农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分工的协调费用高，故分工会不断在工业部门加深，工业生产的迂回程度更容易提高。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交易效率会不断提高，农业会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人类的发展是向提高效率的方向进行的，迂回生产环节的增多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它导致企业集群的产生，形成城镇，出现城市化。能够导致更多迂回生产环节的物品是最终产品和自然资源。最终产品是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产品，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产品大致可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可以是自然形态，如气候、自然景观，也可以是经过人类劳作的产品。每一个产业链都有一个最终产品。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迂回生产环节的增多，形成产业链，导致不同类型城市化的发展。
 
　　人类的生态环境价值追求，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绿色产业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和生活得更加幸福。城市化问题主要涉及区域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区域环境是指占有某一特定地域空间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主要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工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安危和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家园的生死存亡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决定着人类本身的特点，又决定、影响和规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人作为生物的人，人的生物生态适应是最重要的方面。从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以后，人类逐步由诞生地向世界各地迁徙。迁徙，是动物种群的一种行为，也是人类的一种行为。人类的迁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表现，也具有主观意识的特点。无疑，城市的形成是人类迁徙的结果。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能养家糊口的平台是迁徙的动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所预测的追求生活质量提高的后工业社会^[12]，对于城市化具有重大影响。在后工业社会阶段，人类关注的问题从“经济领域转向了生态领域、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13]。城市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人们在经历自给自足的发展阶段之后，剩余的产品作为商品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交换，慢慢地就形成了集镇，进而发展成为城市。所以，城市是区域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重要场所，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必须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拓宽城市容纳空间，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城市化发展的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经济落后时期，经济增长和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城市生态治理的目标就转向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城市生态治理的标的物
 
　　1984年，前苏联生态学家Yanitsky提出了生态城市的理想城市模式，初步阐释了生态城市的内涵特点：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14]。美国学者Richard Register提出生态城市应追求人类和自然的健康与活力，认为生态城市即生态健康的城市，是紧凑、充满活力、节能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聚居地^[15]。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定义，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低碳城市和生态城市这两个概念联系密切，应该结合使用。研究建设生态城市政策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社会理性”，危机来临才会导致政策创新^[16]。城市生态治理是人们看重想象的田园生活优点的公民普遍意愿与城市扩张的生态危机之间的矛盾的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社会理性自身并不理会政府内部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如果假定社会意愿的目标完全能反映政府的行为，那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就不相一致了。在“想象的田园生活优点”没有得到可计量的评价前，生产的目标是清楚的，即政府与市民都追求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这必然带来工业的聚集和人口集中，由此导致空气污染、垃圾排放、水体污染、大区域的地面硬化、植被破坏，城市形成钢筋混凝土的“森林”。
 
　　空气污染在进行大规模的持续治理之后，诸如尘埃、化学物质等可以被消灭，最后就只剩下人们生活水平不能降低的能耗所产生的热量和二氧化碳CO₂不能消除，如果再把耗能工业远离城市，那么最后导致空气污染的主要罪魁祸首就只剩下汽车了。水体污染，现代的技术可以实现零排放，中国西南地区所有能持续发展到今日的城镇，都有一条河流，至少是小溪，由于人类取水和水电开发，都面临干涸的危险，这是人类要生存而难以避免的。现代科学认为，河流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河流自身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对生物、生态圈来说，最具有意义的是自然界的水循环。《国语·周语》阐述过“川竭国王”的道理，川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值得时刻警惕的事情，川竭国王成为一种必然的认识之后，王室也经常把它作为前提以反对不合时宜的政策^[16]。中国西南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城市都依江河或至少依溪流或支流而建，而城市区域大面积地表被泥青或水泥硬化，天水不能通过土壤进入地下水系统补给河流，而是直接形成地面径流进入河道，导致下雨时洪水成灾，天晴时河流立即干涸，现在流经城市的河流要么成为污水沟，要么完全断流。城市地面大面积硬化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植被破坏，导致人类“想象的田园生活优点”的情结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其他诸如垃圾处理的技术及政府处置的能力都是不容置疑的，还有生物多样化在城市区域是不可能出现的。
 
　　综上可得出，城市生态治理的目标是：汽车、地面硬化、植被。现今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依赖于“汽车─城市蔓延─高速公路─石油”所组成的基础设施复合体^[17]，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严重负面影响。从功能上讲，城市是人类为实现最大交换量和最小交通的创造物。交换的内容有：观念、商品、食品、金钱、友谊、希望、恐惧、基因，事实上它包括了以人类文化、经济、遗传和进化为核心的一切东西。这些东西决定了城市建设的形态及各种制度系统。
 
　　关于汽车，近五年来在西南地区的城市甚至县城，都存在汽车拥堵现象，即便是偏僻的农村，也会停有几辆汽车，在农村的摩托车那就更多了，汽车已经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排放尾气，占地停放，高速行驶，是逃避探询目光的私密空间和便携式床，通过你开的汽车就可以判断出你是谁。于是乎不断向外蔓延的城市规划表明城市是为汽车而不是为人而建的，它架起了城市人们沟通的桥梁，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已经依赖于汽车了。城市生态治理的空气污染目标的关键是汽车。
 
　　关于水，中华文明以治水而闻名，中国古代就有大禹治水，其指导原则是疏导。都江堰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是一个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水利工程。现代的许多水利工程，没有考虑自然本身的要求，带来了不少危害，如造成了城市生态危机。中国西南地区是流入印度洋、太平洋的河流的源头地区，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市扩张，而中国西南地区城市的河流面临着干涸的危险，这是城市地面硬化而导致天水不能通过地表进入地下水补给河流而形成的，地面硬化成为城市生态治理的又一目标。
 
　　关于植被，西南地区基本上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城市扩张是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形成的，特别是中小城市，基本没有绿地。由于人们看重田园生活优点的情结，都有城市应种植更多更美植物的需求欲望，这与城市地面硬化的扩张相背而行。种植更多的植物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另一目标。
 
　　以上三个目标治理的民意调查发现，天蓝地绿水清有很高的支持度，但若要提问治理将要负出的代价，这种支持就会消失。中国西南地区城市己经呈现出“混凝土房屋─水泥或泥青道路─干涸河道”和交通高峰时整个道路变成了停车场的特征。若要减少房屋建设，政府追求的财税和政客追求的GDP将大打折扣；若要减少汽车，对有车的家庭是利好的，对无车的家庭显得不公，特别是居民依赖汽车的今天，政府政策的阻力会很大，对政客的民意支持力会下降。这两点决定了政客们的选择是尽其所能多建设道路和房屋，即便房屋无人购买。至于绿化，即便官僚们可以通过财政支出从商人那里得到应有的好处，但由于地面已被高楼和道路装满，已无技可施。
 
　　4 经济影响
 
　　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安排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社会偏好；二是长期的经济条件。生态治理制度安排的答案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投入的政策与产出的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如减少大气污染的政策将会导致汽车使用量的减少、实施河水不断流并水清的政策会导致地面硬化的减少及实施雨水蓄积并长期不间断持续补给河流（如新加坡雨水蓄积）、绿化是由审美推动的，它将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治理制度安排的重要决定因素是政治问题，而实施治理的可能性由经济条件决定。
 
　　生态治理制度的安排将会受到哪些干扰，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难以得到准确的预料，由此难以设计长期不变的生态治理制度。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有不确定性。制度安排的量化效果难以预测，也就决定了制定出恰当的治理制度，事前和事后都难以决定制度是否有效，生态治理制度安排的风险性使预期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生态治理制度是在上一任就安排的，考虑到制度的连续性，以前对制度的态度会使他对后来的其它问题所持的态度产生变化，由此使未来的一些决策问题更宽松，往往是在有了数据和信息后再来解决各种冲突。其结果是政策会越来越多。总之，生态治理制度会导致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又会导致更多生态治理制度的形成。由此推动中国西南地区城市生态治理制度安排的演化，它将成为发展生态城市经济的动力。
 
　　5 决策者
 
　　生态治理中的三个方面如汽车、地面硬化和绿化等社会意愿，在现实中是通过政治家和官僚去代为执行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即公众不能监督他们的每一步行动，而他们依赖于管理者获得大部分信息，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少数人在生态治理制度的设计上有很大的处理权。实际上他们有几乎所有全部的处理权，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目标来设计治理制度，并会向公众解释经济干扰和社会目标的合理性。
 
　　官员包括政客和官僚。政客是一批追求选民支持为目标的行为者，他们任期往往只有几年，一般不会超过两届即10年，时间最少的可能只有几个月。官僚是一批追求位置稳定性以博得上级政客赏识的行为者。在中国，政客们要能得到升迁，除了追求选民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因此，中国的官僚和政客追求的目标大致相同。作为城市生态治理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角度分析，政客往往有更大的决策权。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城市的各级党组织都要服从中央，中央一定是要求各级组织的官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此出发，中央必须实行生态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政策。在当前生态环境还没有作为考核官员升迁的指标而深入人心或还没有较成熟的生态考核指标之前，选民可清楚地看到的实惠是经济发展比生态环境要直接得多，而中央也如此，因为各种统计数据可显著的显示出来，诸如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就业等。虽然，中央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但各级城市的官员普遍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实际结果是城市地面硬化、汽车数量在扩张。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得到衣食住行方面某种程度的满足后，对生态环境的呼声加剧，有利于拥有生态治理决策权的官员把生态环境治理纳入议程，并制定了增加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各种政策措施。
 
　　城市生态管理的官僚在位的时间普遍比政客长，他们比政客拥有更多生态治理的信息并拥有更多的权力。高级官僚与他们所管理的部门越来越密切，他们有更多的具体技能来处理生态治理问题，他们的名望地位依赖于他们所管辖部门的表现，他们与生态建设的商人们发展起了紧密的关系。他们抵制来自政客和其他官僚机构的各种外来影响，他们会去争取更大的财政预算用于生态治理，并从支付给生态建设的商人们那里得到好处。这也是在城市硬化扩张导致绿化空间极少的现实条件下，城市绿化呈现奢侈化倾向的原因。
 
　　6 治理
 
　　城市生态治理属于公共物品范畴，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有城市的各级党委政府居委会、城市小区、家庭、企业。在地面硬化、汽车、绿化等三个治理标的物中，其利益相关者各有不同。更多的地面硬化有利于拥有汽车的家庭，但将带来河流断流、湿地减少以及绿化用地的消失；更多的汽车有利于家庭方便快捷的生活以及政府税收增加，但造成了交通拥堵、尾气排放；绿化有利于政府及其官员（既增加财政支出又能获得选民支持）、家庭，如果绿化由城市小区建设者提供，则会遇到抵制。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要能实现激励相容，需要制定提供公共交通及合理的城市功能布局、雨水储存补给河流和绿化的制度。
 
　　降低城市汽车流量。可通过两个路径解决：其一是解决就地上班、入学、医疗等，建设城市综合体。对此，在计划经济时期做得比较好，工业企业及部分事业单位有宿舍、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当然存在办社会问题，加重了企业负担。制定城市规划修编，建设城市综合体的制度；其二是建设综合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制定加快轻轨、地铁等公共交通体系的制度。
 
　　杜绝河流断流。当前中国西南地区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政府还不能大范围把河道两旁已硬化的土地变为绿地，即使河流两旁50英尺^[17]的硬化地面恢复为绿地也不能解决河水断流问题。因为长流不息的河流是靠地下水补给的^[18]，其形成的机制如图1所示。它并非Richard Register所阐述的河流两旁绿地恢复的金融方案可以解决的。应制定在城市内（如新加坡的雨水利用）及河流上游实施储积雨水工程，在天旱时期补给河流，实现河流的长流不息的制度安排。
   
　　扩大绿化面积，建设立体植被系统。城市绿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除了尽量保留植被外，城市绿化都是人造景观。它是由审美驱动的^[19]，是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西南地区城市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能一蹴而就。它可以由家庭（如日本东京的家庭园艺）、城市小区、企业和政府出资建设。应制定相应的建设制度。
 
　　政治市场上，官员们追求上级赏识高于追求选民支持，决定了建设生态城市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但从经济市场上看，人们追求高的投入产出比。显然，在过去的年代中，中国西南地区城市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城市生态投入所能让人们可观察到的产出与可观察到的经济发展指标相比是微小的。在全球重树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物质财富价值观的今天，中共中央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生态产业现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相应产生改变，即原来由政府出资建设改为企业出资，政府实施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如政府购买补给河流的水、购买植被，政府优惠出让生态型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权、经营权等。
 
　　7 结论
 
　　人类对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追求，导致城市的形成与扩张，由此带来空气污染、河水断流、植被破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实现零排放，不发生化学和尘埃污染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分析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汽车，河水断流是由大面积道路硬化所致，同时也导致植被破坏。治理的工程方法分别是为减少汽车使用而建设公共交通系统、蓄积雨水持续补给河流、绿化等三类。实施这三类工程，官员、利益集团会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采取自利行动，城市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要实现激励相容目标，其理路是把官员的政治市场行为转变到经济市场行为上来，制定发展城市生态产业制度，设计政府出资建设改为企业出资，政府实施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如政府购买补给河流的水、购买植被，政府优惠出让生态型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权、经营权等。
 
　　参考文献：
　　[1]祖田修. 农学原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 2014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EB/OL]. （2014-03-15）.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4_03/15/34799687_0.shtml.
　　[3]Marie-Hélène Z.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 urban management and the shifting geometry of power in Mumbai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9, 40 (5): 853-877.
　　[4]Antonio P. Accounting for outcomes in participatory urban governance through State-civil-society synergies [J]. Urban Studies, 2011, 48 (9): 1945-1967.
　　[5]张兆曙. 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 [J]. 管理世界，2010（2）：46～59.
　　[6]毛寿龙. 权力、市场与城市治理 [J]. 理论视野，2011（6）：30～33.
　　[7][美]保罗·诺克斯，[美]琳达·麦克卡西. 城市化 [M]. 顾朝林，等，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 上卷. 郭大力，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杨小凯，黄有光.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安虎森. 区域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11][奥]庞巴维克. 资本实证论 [M]. 陈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M]. 高铦，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13]王雨辰. 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Yanitsky. The city and ecology [M]. Moskow: Nauka, 1987.
　　[15]Richard R. Ecocity Berkeley [M].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1987.
　　[16]乔清举. 泽及草木恩至水土 [M]. 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17][美]理查德·瑞吉斯特. 生态城市：重建与自然平衡的城市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8][美]J·Bear. 地下水动力学 [M]. 许涓铭，等，译. 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
　　[19][法]奥利维耶·阿苏利. 审美资本主义 [M]. 黄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