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兴边富民进程时间： 2016-04-01信息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 2016 (1) :67-71　作者：周民良　责编：董积生 鲁雪峰 hjr_admin

　　提要：兴边富民政策是沿边地区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重要助推器，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并在“十一五”、“十二五”以后坚持下来，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后绩效明显，也存在着进一步推动的必要性。在“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开放背景下，兴边富民面临更好的推进形势与背景，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创新政策实施机制，更好地推进兴边富民进程，对于振兴沿边地区经济、促进沿边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该坚持改革创新精神，重点从创新规划制订机制、创新政策运用机制、创新工作实施机制、创新开放推进机制、创新部门合作机制和创新地区援助机制六个方面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更好地实施“十三五”兴边富民政策。
　　关键词：兴边富民；一带一路；民族地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1－0067－05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6.01.015
 
　　首先，我国是一个地域面积辽阔的大国，与我国接壤的国家达14个之多，改革开放前的沿边地区一直是备战前沿，边疆建设往往等同于国防建设。可以想见，沿边地区经济落后是改革开放前一个既定的事实。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起步的，先行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率先得到较快发展。在自上而下政策推进中，沿边地区经济落后局面在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也没有改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启动，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支持兴边富民，为沿边经济的较快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即将进入“十三五”的新时期，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创新政策实施机制，更好地推进兴边富民进程，对于振兴沿边地区经济，促进沿边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一、兴边富民政策溯源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沿边地区包括135个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6个边境团场，有民族自治地方107个，所辖区域范围达18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近19%。在这一区域范围工作生活的人口有2000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一半；在135个边境县（市）中，有4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国的30%。
 
　　在中国经济的不同发展时期，沿边地区都被视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又是贫困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少边穷在一定程度上重合于沿边地区。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区域差距逐步扩大、中央逐步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沿边地区的发展与振兴被置于重要位置。1998年，国家民委开始倡导推进兴边富民工作。1999年初，国家民委联合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发起实施一项边境建设工程——兴边富民行动。而后，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兴边富民被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实施^[1]。在1999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并且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朱镕基也在此次会议上明确工作任务时提出，“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民族工作，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为富民、兴边、强国、睦邻做出贡献，巩固祖国的万里边疆”。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国家先后实施了“十一五”“十二五”兴边富民规划，体现了政府行为和国家意志，着力推动沿^[2]，边地区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沿边地区发展。近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内蒙古、新疆和云南等省区，就振兴边疆经济、建设稳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推进对外开放做出了一系列指示。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要发挥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加强边疆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2014年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继续实施兴边富民行动”。2015年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重申，“推进兴边富民政策实施”。
 
　　持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在实现经济振兴中实现人民富裕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执政理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层履新之初提出的中国梦，就确立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理想与愿景。兴边富民政策虽行之有年，但因着眼于边疆振兴和人民富裕，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又不断创新的执政理念完全吻合。在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下，继续实施兴边富民政策显然有其重要含义与价值。首先，沿边地区是我国经济的不发达地区，沿边地区与我国的发达地区迄今依然存在较大的发展鸿沟，地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在沿边地区一侧表现得比较突出。沿边地区作为国家反贫困的重点区域之一，振兴沿边符合追求公平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其次，沿边地区是典型的民族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里，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政治要求。从这个角度看，发展沿边地区就是加强民族团结，振兴沿边地区就是增进民族和谐；再次，沿边地区是我国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是我国的后备资源基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除了依赖国际市场补充外，沿边地区资源的适度开发也能在一定程度支持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次，沿边地区是具有较大开放潜力的区域。地理区位的概念因发展环境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在封闭、战备年代甚至沿海率先开放年代，沿边地区的地理位置不具备优势，也难以获得开放的外溢效果。但是，在开放对地区经济发展 的效用得到普遍印证的情况下，保持和扩大沿边地区向内向外开放趋势，可更好地获得沿边地区开放收益。最后，推进兴边富民政策有助于增强边民的向心力，提高边民参与保卫边 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尤其是，在我国沿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如蒙古族、朝鲜族、哈萨克斯坦等，改善沿边地区城乡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这些居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二、绩效问题也突出
 
　　兴边富民政策是在原有的保家卫国的边防维护政策上，增量地扩展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内容。从规划安排上，“十一五”时期的兴边富民任务主要偏重于以下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推动沿边地区反贫困，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提高人口素质，加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保障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固、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内容。从前后两个时期的规划看，“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任务相差不大，反映了从国家政策角度解决边境问题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政策实施结果看，沿边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也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以内蒙古来说，19个边境旗市在开展兴边富民行动前的1999年GDP总额为99.68亿元，2012年达到1556.84亿元，占内蒙古自治区的比重由7.86%提高到10%；1999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14亿元，2012年达到1275亿元，占内蒙古自治区的比重由3.9%提高到9.7%，1999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7.08亿元，2012年实现189亿元，占内蒙古自治区的比重由4.93%提高到7.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如果仅仅从“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看，沿边地区的较快发展也比较突出。
 
　　从全国数值来看，边境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10年的1.55%增长到2013年的1.74%，比2010年提高了0.19个百分点。与此相关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农牧民收入等指标也都显示了相应增长变化。这种突出表现在一些省区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8个边境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379.84亿元增加到587.52亿元，同比增长54.68%；财政收入从2010年的50亿增长到70.92亿元，同比增长41.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4207元增长到6977元，同比增长65.84%，高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均水平187元。其中，东兴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542元，排在全自治区的首位，其余7个边境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大部分排在全区中等水平。也就是说，从广西的情况看，沿边地区已经不处于该区的经济低地。
 
　　当然，在推动兴边富民进程中，一些省区还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做法。比如，甘肃省肃北县是该省唯一的边境县。但作为沿边县的肃北却在甘肃省率先实施户籍改革，取消了城乡二元户口政策，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同时该县不仅结合退牧还草、异地搬迁等工程的实施重视牧民新村建设，还引导农牧民在县城安家落户，牧民在县城的定居率达到75%以上。西藏自治区是全国最不发达的省区之一，但西藏在实施兴边富民政策中，都十分重视对政策实施的组织领导。西藏自治区明确提出，各县县长是第一责任人，负责把兴边富民行动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实到村、落实到户，并且坚持定期和不定期地派出专项工作组深入地（市）、县（市、区）、乡、村，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按要求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黑龙江省黑河市连续数年开展中俄文化大集等活动，推介边境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先后接待俄罗斯、新西兰、法国、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的游客，促进了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
 
　　但就全国沿边整体来说，沿边地区经济不发达状况依然突出。2013年，全国边境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87%，边境县的人均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全国的一半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在一些发展条件差的省区，沿边地区的发展指标更差。比如，2012年，云南省25个边境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5028元，只有云南省平均水平的67.7%和全国平均水平的39.1%，边境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432元，只有云南省平均水平的81.8%和全国平均水平的56%。在云南25个边境县中，有17个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高于云南省平均水平，景颇、佤、拉祜、傈僳等沿边居住民族，都存在着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现实难题。根据云南省民委提供的有关资料，2012年，25个边境县（市）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30%以上的1607个村委会所属17123个自然村中，有406个不通电（含部分农户不通电的自然村），1302个不通电话，1517个不通公路，2732个没有安全饮用水，1523个不能有效接收广播电视，1012个丧失生存条件需要搬迁。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带来新机遇
 
　　基于市场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规律，曾经是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在包括缪尔达尔、赫希曼在内的老一代发展经济学家那里，区域经济发展通常被视为两种效应博弈的结果，前一种是涓滴效应或者扩散效应，后一种是回波效应或者极化效应，当前一种效应大于后一种效应时，有利于不发达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当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时，则有利于发达地区发展。一度，人们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一国范围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也被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在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和条件后，不少经济学家包括缪尔达尔等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表示悲观，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因此引申到对不发达地区的前景悲观。不过，赫希曼则认为，要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可以弥补市场不足。也就是说，不发达地区或者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前路未必一定会在市场经济中被封死。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出现了惊人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间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发生了截然迥异于以往的增长对比。其中，东亚地区出现波浪式的快速增长，也就是日本学者所谓的雁阵式增长。高速增长先是出现在日本，而后出现在亚洲四小龙，再后出现在中国。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00年时，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印度、俄罗斯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为31.3%、3.65%、14.29%、5.74%、4.03%、4.54%、1.45%、0.79%，但是到2012年，这些国家的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分别为22.35%、11.32%、8.20%、4.71%、3.599%、3.41%、2.56%、2.77%。在西方国家占全球比重下降的同时，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近几年的趋势是，东盟出现了相对较快的增长，而非洲则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后起之秀崛起的区域。这种轮番式增长变化，使得人们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这就是绝对地认为一个地区必然维持长期的快速增长进程或者区域之间回波效应永远大于涓滴效应的情况是不符合现实的。这提供了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诸多可能。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区域，只要善于把握机遇，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在国家或者区域之间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当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哪些因素又对区域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学术界见仁见智的问题。经济学家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曾经列举了8个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收入水平、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地理因素、储蓄和投资、贸易与汇率政策、自然资源禀赋、政治因素都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3]。在这里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简化为5个方面：制度、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发展环境与条件、政策支持，这5个因素都对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世纪后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的统计分析表明，个人对财产的占有和对外开放是影响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地理位置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经济学家研究还发现，全球温带靠近沿海的地区是经济要素密集区；就我国来看，沿海的地理区位、工业基础和市场经济意识是改革开放后沿海获得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一定时间段内，增长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原有的发展基础能够支撑未来的进一步增长；法律基础、尊重创业、营商环境良好，市场预期稳定，市场投机得到抑制，都是实现增长必要的环境与条件；当然，在不少案例中，增长还离不开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一个地方经济的稳定兴起，也往往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要素投入、收益增加的市预期稳定，市场投机得到抑制，都是实现增长必要的环境与条件；当然，在不少案例中，增长还离不开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一个地方经济的稳定兴起，也往往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要素投入、收益增加的市场激励最终把经济导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假如一个区域在某一个方面或者多个方面发生合乎规律的改变，往往可以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上述分析思路可以延伸到沿边地区。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理解，沿边地区不发展，体制机制上落后是重要原因，沿边地区缺乏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不少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比较落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经济还不够活跃，普通农牧民流动转向其他产业和区域的意愿还不够高；沿边地区的起步条件较差，自主发展的能力还不强；沿边地区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还比较薄弱，不少地方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难以满足生产与百姓生活的需要。而沿边地区的地理区位和政策支持，在以往都是比较薄弱的。通常而言，市场经济越活跃，对人口和资本的吸引力会越强，更容易出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种变化中，沿边地区不占优势。按照经济同心圆的分布模式，越是沿边地区，人口与资本等要素越稀疏，要素集聚成本也相对较高。所以，在以往的发展进程中，沿边地区的比较劣势突出，而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但如今，沿边地区出现了明显而积极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推进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是其重要内容。在这种开放过程中，原来的地理区位由劣势转为优势，沿边地区处于两种国家经济体系的接壤区域，可以把两个不同国家的优势在沿边地区结合起来，这种开放对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拉动作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提出^[4]，更加紧密地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起来，促进生产要素更加充分地流动，进一步释放分工合作潜力，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互利共赢。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沿边地区处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互联互通前沿地位的作用被进一步发掘，沿边地区首当其冲地处在更加有利的开放开发区位。
 
　　在政策和地理区位的作用下，新的改变将会波及其他诸多方面：对外开放将倒逼沿边各地政府深化改革，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将有更多的外地企业甚至外国企业进入沿边地区，带来沿边地区相对短缺的企业家资源与资本资源；在各类产业因企业家和资本进入而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产业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将有所增强，有助于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劳动力转向更加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通过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增加城市和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可见，新时期的开放会带来地区制度层面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沿边地区的经济基础。由于沿边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在土地、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和沿边地区开放和政策支持下的吸引力增强，市场化力量有助于一些稀缺资源和要素向沿边地区流动，在从传统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中，沿边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条件也会进一步改善。
 
　　兴边富民政策是沿边地区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重要助推器。根据笔者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兴边富民规划课题研究，在“十三五”期间，兴边富民政策将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相结合，围绕着沿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就业增加、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持续反贫困、促进民族团结与边境安定、扩大对外开放、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积极努力，这既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相衔接，同时又在新的改革背景和新的开放条件下赋予许多新的政策内容和含义。在党中央、国务院日益重视沿边地区发展的背景下，兴边富民政策将有助于推动沿边地区 的加快发展，更好地实现边兴民富的政策理想。
 
　　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兴边富民政策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国实施各类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笔者认为，在推进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应该坚持改革创新精神，使兴边富民政策在“十三五”时期取得更好成效。
 
　　首先，创新规划制订机制。要认识到我国沿边地区涉及的范围较大，东北、西南、西北沿边地区的差异性极大，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从国家层面制订相关规划时，既要考虑到沿边地区发展建设的共同性问题，同时又要注意解决各个地区的差异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要按照兴边富民政策的建设目标仔细对比各地的差距，寻求弥补沿边各地的建设短板，以有效组织资源寻求缩小兴边富民现实与理想目标的差距；应注重自下而上的规划，在沿边民族省区制订“十三五”发展规划时，应该注重制订兴边富民政策规划；应尽可能适应规划体制改革的要求，注重开门制定规划，并且推行多规合一，提高规划的指导性与可实施性。
 
　　第二，创新政策运用机制。适应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提高兴边富民政策支持对象识别的精准性与政策工具的精准性。兴边富民主要任务范围很广、政策涉及的部门很多，政策面对的范围又差别很大，必须强调精准选择政策对象，精准选择政策工具，因地制宜，准确施策。比如，棚户区的问题不是各地都存在的现象，不必所有沿边地区全覆盖地实施棚户区改造政策，否则既导致政策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出现既享受到国家政策支持优惠同时又不恰当地开发商业地产的现象，应该正确选准政策工具。政府支出、税收、利率等工具都能用于兴边富民，但任务不同采取的政策工具也应有所不同。比如，沿边各地资源要素禀赋适合于发展不同形态的特色优势产业，但是采用政府财政补贴形式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通常不是好的选择，还易于出现套取国家财政补贴等逆向选择，可以选择税收、利率等政策工具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与此同时，继续落实兴边富民专项资金，严格限制专项资金的民生用途，但可把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纳入兴边富民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根据各地民生问题主要缺口确定资金使用方向。政策扶持对象与政策实施工具“双精准”模式的更好利用，有利于提高政策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创新工作实施机制。沿边各地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夯实基层政策执行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各地县委县政府作为实施兴边富民规划的基本单位，应加强对兴边富民政策实施的了解和 监管，加强兴边富民政策实施的专题调研，了解兴边富民政策推进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把推进兴边富民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重要内容。要在实施兴边富民政策中加大改革力度，以深化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简政放权、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在简政放权中规范行政审批管理制度，接受好中央和省区下放的审批事项并按照改革精神建立良好的管理规范；转变政府职能，协同推进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土地流转等政策；在推进兴边富民中实行规范合理、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实施范围，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全面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科学有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要更加重视推进沿边地区的反贫困行动，更好地解决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就业、劳动力转移、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学等方面的民生问题。
 
　　第四，创新开放推进机制。要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在与周边国家“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中，进一步强化沿边地区的开放前沿地位。要通过跨国合作、跨地区合作，形成内外联动、工贸联动、边地联动的广泛合作格局。要进一步深化商务领域的体制改革，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和外贸投资便利化。注重创新海关、检验检疫、边检等查验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要在规范管理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基础上，重视经济技术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提高园区建设质量；建立跨境合作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会晤机制，加强边境两边公共产品合作提供、公共问题合作治理与公共安全的合作维护，合作打击恐怖活动，形成、活边相对应的稳边、安边的新形态。
 
　　第五，创新部门合作机制。规范政府部门工作规程与流程，建立起相互协调与分工协作的机制。国家民委负责兴边富民政策的规划、协调和实施的监督检查。国家民委根据行政管理权限，加强与中央相关部委的协作，了解兴边富民的政策需求与规划实施状况，并把兴边富民政策推进进展及时上报党中央、国务院，通报各部委。各有关部委应该根据工作性质与政策管理范围，把推进兴边富民作为部门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入调查研究，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兴边富民规划的具体政策措施，及时指导沿边各地解决规划实施的具体问题，并注重加强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第六，创新地区援助机制。国家鼓励经济较发达省市、大中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援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在对口帮扶制度下，鼓励帮扶省份更加关注受帮扶省区边境地区发展；鼓励发达地区的县与沿边地区的县建立结对帮扶相互合作关系；鼓励、引导、争取各类民营企业、大院大所、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挥其各自特长，依照资金援助、智力支持、专业服务等形式支援边疆建设，边境省区也可组织开展省区内针对沿边地区的对口帮扶。
 
　　参考文献：
　　[1]乐长虹，刘永佶，张志刚．兴边富民——兴边富民行动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85－99.
　　[2]王文长. 兴边富民行动：理论和方法[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6.
　　[3]德怀特·H·珀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4－55.
　　[4]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EB/OL].（2015－03－28）[2015－03－30]. http://www.sdpc.gov.cn
 
　　作者简介：周民良（1963—），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区域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董积生；校对：鲁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