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燃油灯祭先生时间： 2017-12-09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作者：李青　责编：qgy_admin

编者按：2017年9月22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栋生研究员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陈栋生教授，追思他的崇高品格和学术思想，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于9月22日上午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陈栋生研究员逝世一周年追思会”。陈栋生教授作为“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首创者，为我国区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是为优化中国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发展不懈求索的一生，是矢志不渝为国家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服务的一生。他不仅为学界留下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也为后人留下了用脚做学问的治学精神。为了学习陈栋生教授的学术思想，践行他的学术精神，推动区域经济理论创新，我们特刊发一组纪念文章，以表达对陈老师的缅怀与纪念。
关键词：陈栋生；区域经济学奠基人；区域经济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6-0147-06 收稿日期：2017-09-29


    陈栋生先生虽不是我的直接授业导师，但我却是他言传身教的弟子。
    听到陈栋生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在西藏岗巴县乡间调研途中，当下悲从中来不能抑制，泪湿衣襟。先生去得太快，竟然没等到我回北京，而我也竟然没能在出差前去医院看望他，当时以为先生那种沉睡平静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世事非人算，至今我都为没能在先生逝世前去看望而深感内疚，也为没能最终送别先生而遗憾。
    9月的高原已十分寒冷，当时云暗天苍，雪山无色，犹如心境。听到陈先生逝世的消息十多分钟后，见空中一道彩虹，车内同事说道：“你老师驾着彩虹桥走了，应该高兴才是！”我情愿相信这是陈先生灵魂的回望与示现，是他最后的告别。当天我们下午到达岗巴县海拔5100米、建于吐蕃王朝时期的曲登尼玛寺，在寺院燃灯焚纸挥泪祭奠了先生。
    虽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我和陈先生的接触不算很密切，但在内心中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亲近的前辈和为学的榜样。
    陈先生自1950年代起就从事生产力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的研究，数十年致力于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之后研究成果丰硕，他主持了《“七五”和后十年中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研究》《九十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等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重大课题，承担了许多国内不同类型地区的发展研究课题，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期间他出版了《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等专著，合著了《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主编了《中国产业布局研究》《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起点》《中国区域经济新论》《中部崛起论》等书，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区域政策制定具有突出贡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奠基者。
    陈先生是以脚做调查、以心做研究、以学术知识为基础、以致用社会为目的的求真务实的学者。数十年来他坚持深入实际，亲眼看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从来不做也不屑于闭门造车、做纸上文章，而是努力用理论解释现实、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并不断探索新理论、新政策。他认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各有特点，应用课题研究并不低于基础理论研究，这不仅是它与实际密切关联，直接产生的社会价值可能更大，还能为基础理论的研究奠定基础。
    我和陈先生一起调研的机会不多，其中一次时间比较长一点的是1990年代后期，因中部五省发展研究课题，和陈先生一起调研了湖北等地，他对各地情况的熟悉以及调研时的专注、对问题的敏感和切中要害的意见，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曾在几次学会年会上和先生见面，犹记他的亲和力、他对问题的鲜明观点和对后人的殷切教诲。
    陈先生有个笔名叫“边鼓”，他不做媚上文章，他愿意在决策之外发学者之言，他愿意以学术给决策建言，他愿意以知识给现实纠偏，他能在应时应景之外发一家言、敲边鼓。虽然如此，但在改革开放后若干重大区域战略决策中，陈先生实际上都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他是国内率先提出“梯度论”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被“七五”计划纲要所采纳；再比如，在世纪之交轰轰烈烈西部大开发的氛围中，他认为，西部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简单速成的，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投入力度，也需要广泛推进东中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推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资产重组，但更需要的是加快西部改革开放步伐。    1990年代初，他怀着更贴近了解西部、了解区域经济运行实际的目的，在50多岁之龄挂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这种为求实求是而率然前往的精神，至今都少有人能及。
    陈先生虽不热衷于行政事务，但却关心区域经济学研究队伍和网络的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1990年他主要发起成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并长期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1995年他倡议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并为第一任主任，带领和指导区域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了若干重要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区域经济领域所研究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区域经济学界刘再兴先生、陈栋生先生等前辈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注意到地区差距问题，行走万里城乡，为中西部的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不仅是以他们的学识所发现的重大现实和战略性问题，更表现出他们经世济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仅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长久铭记和尊敬。
陈先生是以诚挚心、正直心、平等心、澹泊心处世的学者。1994年我重返校园，师从刘再兴先生读博士，遗憾的是，我入学时刘先生因脑血栓而身体受到极大影响，无法指导弟子们的学习，我的硕士导师杨树珍先生也在同年去世。在此特殊难度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郭振淮教授、张敦富教授等老师，以及刘先生的同行知己们，有序而自发地承担起培养我们的责任，无论是当时还是多年后的现在，我都感动和钦佩前辈们的仁爱、慷慨和担当。在那段时间里，陈先生不时会到我们宿舍看一看、聊一聊，话题很随意，但大多不偏离现实问题和学术。我毕业论文答辩时，陈先生是我的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中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邬翊光先生、北京大学的魏心镇先生等前辈，他们都是刘先生的同行好友，也是我求学时代所敬仰的学术前辈，都慷慨地给予我有益的指教。记得陈先生开玩笑说，看着我写的东西怎么也和我的样子联系不到一起，还勉励我要做得更好。
    陈先生从不在意当官赚钱，甚至会对学生从政从商感到惋惜。1990年代初他从呼伦贝尔副盟长挂职回院之后，被安排在院里的中咨公司做经理，陈先生是学者经商，主要时间仍放在研究上，师母说他嫌BP机吵得不能看书，遂弃而不用，后来便回到所里专心做研究。
    我虽住得离先生家近，但平时拜访却少。记得第一次去陈先生在华威西里的家，他怕我不认路，骑着自行车出来接，当时他已70多岁了。五年前陈先生被检查出喉部有疾，两年前住院直到离世。喉部疾病严重影响了先生讲话功能，常常是哑音和写字并用，但他仍十分关心时事。一次我从西藏回来看望他，他正在阳台上看报纸，转身坐在沙发上写字问我，西藏怎么建成小康社会，他对外面的一切仍充满着好奇与关心。   2015年初冬和肖金成教授一起去医院看望陈先生时，他在纸上写有口不能言、不能食，喉病把他逼到死，我观之泪流，深知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痛苦。先生病前思维敏捷活跃且十分健谈，身体与语言的限制确能置人于死地。
    时常面对喧嚣而浮躁的环境，更感陈先生等前辈学者无心于功利，奔忙为社会、造诣出自实耕、澹泊出自性情是多么可贵可敬，他们留下的何止是学术遗产，更是正直、诚实、勤奋、清高与济世利众的品格，我想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贵吧。至今仍清晰记得先生的眼睛，超出常人的明亮，甚至还有天真，那是至老至终都不曾世故的眼睛。
    鞠躬告别陈先生，致敬那些在我们年少时给予我们专业启蒙的前辈们，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遥远时代。燃灯祝祷陈先生在彼方彼土安息！
 
作者简介：李青，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责任编辑：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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