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记忆丨陈栋生: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奠基时间: 2024-01-09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6-02-25 18:52 作者:李成刚 责编:XHY
陈栋生 1935年10月出生,湖北应城人。1955年东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毕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专长为区域经济、产业布局。代表著作:《工业布局与环境经济学》、《中国产业布局研究》、《区域经济学》、《中部崛起论》、《区域协调发展论》。
陈栋生用60多年时间研究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不仅对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及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的区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的三大地带划分理论,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区域政策研究的制定,是国家发改委和地方经济工作的重要参考和政策依据。他提前10多年预测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并提前为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而这些主张大多吸收在了西部大开发的规划编制之中。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学科,陈栋生用60多年时间研究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他坚持不懈的研究,不仅对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及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中国的区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区域经济学既是一个边缘学科,也是一个新兴学科。上世纪70年代,埃德加·M·胡佛在其所著的《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说:“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不久前才问世,证实了正式专业学科有过互相隔绝、忽视多学科协作才能探索的某些重要研究领域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直至最近为止,传统经济学家始终完全忽视‘哪里’这个问题,他们潜心研究很多问题,但没有注意分析的空间范围。传统地理学家虽然直接从事于‘哪里有什么’的研究,也还缺乏真正的解释方法,从人的行为方式和惯例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而只得求助于描述和制图。传统的城市规划人员,薄弱环节相似,也还在从建筑物造型和美学的角度全力研究理想化的城市布局。”
地理学要解决“哪里有什么”的问题,区域经济学则研究哪些资源对人类有用以及如何利用才更有价值。中国专门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并不多,陈栋生则是这不多学者中开始时间最早、研究时间最长的一位。
陈栋生提出的三大地带划分理论,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区域政策研究的制定,是国家发改委和地方经济工作的重要参考和政策依据。
陈栋生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主张很多都为国家五年规划的编制所吸收引用,从“七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很多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内容中,都有陈栋生的思想主张在闪光。
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很多人正是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什么是区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他主编的《区域经济学辞典》,直到今天仍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唯一一本工具书。
从生产力布局研究到区域经济学
陈栋生的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武汉,历经战乱,饱尝了国民党政府腐败、经济崩溃带来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苦。这种苦涩的生活记忆,对陈栋生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5年,不满20岁的陈栋生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刚分配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生产力布局组,就被安排参加“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科学考察”课题组,随后又参加了“中国煤炭工业布局研究”、“鞍山地区生产力布局研究”、“大西北建设问题研究”等课题。三年多时间,陈栋生春出冬归,致力于完成考察报告,但最后他自认为结果是“事倍功半”。不过,也因为这些陈栋生感觉失败的调研,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开始系统地学习生产力布局、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些名著,悟出学习上“既要潜入水底,又要及时浮出水面”,“发现既有理论结构与实践的矛盾,是另辟蹊径、探索新思路、提出新思想的契机”。自此,陈栋生开始刻意收集各种“矛盾”。1964年,他草拟了《社会主义工业布局研究大纲》,得到了研究组前辈的肯定。不过,正当陈栋生满怀信心按照新思路研究著述时,“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当时生产力布局组按照上级指令转入中科院地学部所属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他的研究工作陷入停顿。直到1972年,陈栋生才先后参加了“北京重污染企业搬迁的调查研究”和“全国沸腾炉利用低值燃料的调查研究”,作为主笔人,陈栋生起草了后一项调研的报告,并得到李先念的好评。
1977年中国社科院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陈栋生得以重回阔别10余年的研究队伍,他一边“补课”,一边发表了多篇关于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论文。
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等进行了明确论述,但对现实目标的布局战略和对策未有涉及,这使得陈栋生找到了研究方向,他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和对策研究,撰写了一批论文,很快得到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的关注,使他获得了《“七五”和后十年(1990-2000年)中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研究》的任务。1985年11月陈栋生提交了最终报告。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也被吸收进“七五”计划草案。
“十一五”规划编制期间,陈栋生寄给国家发改委一封建议书《区域协调发展及其政策选择》,里面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
一是
论述了区域协调发展是从空间维度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重要内容与要求。
二是
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比较分析了“地区发展水平”、“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居民公共产品享用水平”三类指标,提出地区公共产品的服务能力与居民享用水平,既反映了公民生存权、发展权和实现程度,又从源头决定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欠发达地区需要优先着力缩小的根源性差距。
三是
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演变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将我国区域经济总体态势概括为“三大阶梯、四大板块、三驾马车、三类病灶”。
四是
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需要宏观调控与政策扶持,为有效运用两种手段,需要一个科学的空间组织架构,与区域政策相配套。
陈栋生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很多都被“十一五”规划和国家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所吸收和采纳。
为区域经济学学科建立奠基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从发展到成型,起自1978年改革开放。较早提出区域经济问题的有夏禹龙和冯之浚,1982年两人在《研究与建议》杂志发表的《梯度理论与区域发展》一文较早引入了区域经济的概念。1987年,许维新、许晶心翻译了H·H·涅克拉索夫1978年著的《区域经济学:理论·问题·方法》,成为我国引进出版的第一本以“区域经济学”为名的国外著作。此时,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还没有正式独立的学科地位,还依附于经济地理学、生产力布局学以及国民经济学之下。
1989年程必定主编了《区域经济学:关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探讨》,这是中国第一本探讨区域经济运行规律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几个月后,杨海田著作《优化生存艺术的空间——区域经济学》出版,对区域经济学的过去和现在作了简介。当年12月,周起业、刘再兴等主编的《区域经济学》出版,对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探索。同时,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出版,成为国内较早研究区域经济的专著。可以说,1989年,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开始四处开花,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1993年,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学术升华。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说,陈栋生是中国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和区域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组织编写的《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辞典》等教材和手册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兴起,为中国工业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做了奠基性的研究。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建设实践的大规模开展,一大批经济学者、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及管理和工程技术专家,都加入了区域经济研究的行列。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两个专业合并,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立“区域经济学”二级学科。之后,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迅速增加,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应用经济学科之一。
事实上,自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再次呈现万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而与此相适应,在体制转轨的快速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伴生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东西差距拉大、老工业基地衰退、新一轮重复建设增加、地区结构趋同、生产能力过剩、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在某些区域开始显得异常突出,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和困惑、新的成就与经验吸引、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工程技术专家投身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绩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成果。例如韦伟等人的《中国地区比较优势分 析》(1992年)、杨开忠的《迈向空间一体化》(1993年)、刘再兴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1993年)、孙尚清等人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994年)、张泽备等人的《布局梦》(1994年)、刘树成等人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1994年)、魏后凯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1995年)、胡鞍钢等人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5年)、陆大道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95年)、徐国弟等人的《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1996年)、陈栋生等人的《西部经济崛起之路》(1996年)……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可以说硕果累累:一是出成果,精品佳作不断涌现。二是出人才,许多年仅30多岁能挑大梁的年轻人才成批涌现。”陈栋生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从事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研究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例如最早把西方区位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王守礼教授,在他八旬高龄之际,抱病坚持把德国学者奥古斯特·勒施的名著《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译完,待1995年该书正式出版时,王老已辞世三年。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册名著译本,还是学人孜孜以求至死不侮的诚笃风范。”
学以致用: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
陈栋生最早提出、论证了“三大地带划分”理论,并使之正式写入国家“七五”计划。
陈栋生在承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课题——《“七五”和后十年中国生产力战略研究》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地带”划分的理论,并提出了“三级梯度、三大地带、东靠西移、横向联合、中心开花、极核先抓、墨渍扩散、辐射联系、产业走廊、纵横交错、空间网络、运转灵活”的发展思路。后来,他又补充提出了“适度倾斜、协调发展、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结构递进、动态耦合、以点带面、连点成带”的发展思路。这些很早以前提出的思路,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耳熟能详。
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学习“七五”计划文件问题解答》,收录了陈栋生的两篇文稿,一篇为“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另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结合起来”。
在文稿中,陈栋生介绍了划分三大地带的根据和范围,与国家正式文件对照,其范围与东部地带完全相同;中部地带略有差异,包括陕西、宁夏和四川东部地区;西部地带少了陕西,只包括四川的西部地区和内蒙古的西部地区。陈栋生提出,正确处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三个地带各自的优势,进一步发展他们相互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经济全面振兴,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地区经济布局的基本指导思想。
陈栋生预测,21世纪初国家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当时认为,西部地带面积辽阔,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人均土地资源为全国平均值的四倍,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能源、矿藏资源、森林和瓜果、山货土特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今后随着大规模开发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逐步就绪,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将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陆续地由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1995年,经过系统研究西部开发问题,陈栋生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并以《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为题正式出版,这部书也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之后,陈栋生以“大战略、新思路”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树立新的发展观,以人为本,走经济—社会—自然三维交合,系统协调发展之路,坚持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印证了陈栋生10多年前预测的准确性。
陈栋生在《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出:要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整合三股力量。“在西部大开发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种手段都应发挥作用。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对推进西部发展的积极效应。”
2005年,陈栋生又撰写出版了《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主编了《西部大开发干部参考读本》,系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思路、产业重点、空间布局和政策建议,成为国家制定西部开发政策的重要依据。此时,他已70岁高龄。
在为西部大开发进行了理论先导的研究之外,陈栋生还系统地研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布局理论。他先后撰写了《论工业布局》、《生产力布局与经济效果》、《环境经济学初探》等论文。
1984年1月,陈栋生在专著《工业布局与环境经济学》中,系统论述了工业合理布局的意义与任务、工业布局的主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布局的变化与成就、工业布局的主要环节与问题、改进工业布局的主要途径、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环保工作和环境经济问题等。
陈栋生认为,“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是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速度实在、效果较好、人民受惠更多的新路子的前提之一。”“合理布局工业,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保持,有利于保障适于人民生活的清洁、卫生、优美的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的自然物质基础。”“环境和生态系统,既是经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的提供者,又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各种排泄物的承受者。两者之间复杂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决定了经济再生产过程如要顺利进行,既需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也要遵循自然经济规律。”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陈栋生不仅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奠基者,也是环境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是较早认识到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的重要影响。他给环境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寻求经济发展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和动态平衡的科学。他认为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寻求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的途径,为保护和提供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物质基础服务。
30多年前,陈栋生以一位经济学者的研究,为中国环境保护敲响的警钟,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今再回首,环境制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我们感叹“有水皆污”,当我们质疑农产品安全,当我为雾霾困扰的时候,我们再看30多年前一位区域经济学者的呼吁,是否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反思?
责任编辑: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