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发展新趋势研究综述时间： 2017-11-12信息来源：王罗汉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通过对国内外跨国公司相关理论文献的梳理发现，由于早期的跨国公司均来自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其理论带有明显的本土化色彩。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这类跨国公司的建立以及发展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与传统的跨国公司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异。当前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该战略不仅仅体现在对外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更是全局性的，其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的合作模式必然对沿线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而目前还没有一套新的理论来阐释诞生于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因此，这可能是未来需要系统研究的一个重大领域。
关键词：新跨国公司；“一带一路”战略；所有权；新兴经济体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4-0147-10
收稿日期：2017-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业升级与环境管制提升路径互动研究”（14AJY015）。
作者简介：王罗汉，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2488）。


    一、引言
    对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以下简称MNEs）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二战后，随着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热潮的兴起，相应的理论也不断涌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跨国公司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研究对象多来自于发达国家，参见表1。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跨国公司（New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以下简称NMNEs），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类国家，一是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经济体，诸如西班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二是新兴经济体，诸如巴西、墨西哥、印度、智利、中国、俄罗斯；三是发展中国家，诸如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四是富裕的石油输出国，诸如阿联酋、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的MNEs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于之前传统MNEs国际化扩张的道路。这些NMNEs运营的国际化采用多种进入模式，从联盟与合资企业，到独立占有股权等。他们中的一些企业体量较小，生产较为集中和单一，而有的则规模巨大，横跨多个行业和多个门类。相关文献对此也有提及，比如“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Wells，1983）”“后发企业（Mathews，2002）”“非传统跨国公司（Li，2003）”“挑战（BCG，2008）”，以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Goldstein，2007）”等等，这种新兴跨国公司遍及世界，并在FDI和跨国并购方面成了重要的一环（UNCTAD，2006）。
    随着亚洲四小龙、拉美国家、富裕的中东产油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为主的后发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传统MNEs理论并不能解释这类诞生于后发国家的NMNEs，既不能诠释其跨国动机，也不能很好的阐述这类跨国公司的运作模式。甚至于传统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也仅仅只能解释日本本国20世纪60、70年代的MNEs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对日本在80年代以后的MNEs对外行为和实践无法解释（叶莉等，2006）。因而，日本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仅仅是对日本在某段时期MNEs发展的总结和梳理，该理论带有十分浓厚的“日本特色”。
    1977年，约翰·邓宁系统地说明了MNEs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并将其简称为国际生产的“折衷理论”（Electric Paradigm）或称OLI范式（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个优势的组合不仅可以解释一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还能用于分析对外贸易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的选择方式。即只有三个优势都满足时，企业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如果只满足两个即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应选择出口较好。而如果只满足一个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应选择技术转让较为有利。因而，OLI范式高度强调了企业所有权优势在MNEs战略选择中的重要性和决定性。
    传统意义上，诸如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研究MNEs对外扩张和发展时，常常着眼于探索母国公司具体能力的发展，以及逐步国际化后母国与投资目的国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上。而基于这些后发国家的MNEs，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以下问题：这些NMNES的对外扩张模式，是否有别于传统MNEs？有什么优势使得他们的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为什么他们的扩张速度如此之快，其动机又是什么？当前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又会对这类NMNEs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是否会走出一条创新型MNEs之路？
 

    二、研究视角
    理论的形成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假设条件，在模型的设定上又各有侧重。但在模型的设定上都必须经过一定的实证检验之后，才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得到确认或者说得到令人信服的认可。正因为如此，早期邓宁的假说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时代的局限性显得十分明显。且所研究的对象还是发达国家的MNEs，故而从现实的实践上看，无法解释现有新MNEs的海外成长路径和发展。但随着主要假定和新理论模型的不断深入研究，自然也带来了全新的采用定量化、案例化实证研究、定性分析等各种新手段、新方法来验证各自新理论和新假说的研究。当前，在研究MNEs理论方面，本文主要从当前MNEs的对外投资（FDI）、所有权归属、跨国动机、母公司生产率变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四个方面，来回答前文的问题。
    在过去发达国家研究MNEs时，较多关注其高新技术以及母公司在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研究（Li，Li&Shapiro，2012）。早期经验实证主要考察了MNEs的FDI行为和他们对本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企业投资收购美国企业（Kogut & Chang，1991），就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企业的FDI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其中的研发（R&D）部分。他们发现，日本的MNEs喜欢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与美国大企业加强联合，从而提升日本自身企业的技术能力，进而提升其生产率和竞争力。因此，之后发达国家在研究MNEs时，往往先验的认为这些来自于后发国家的MNEs在对发达国家进行并购与合作时，其动机与日本当年的动机类似。然而进一步地，他们发现，不论是传统的MNEs还是NMNEs，在对外投资时，其动机和行为与先前的日本企业并不一致。Braconier，et al.（2001）就发现，瑞典的MNEs在FDI与国内生产率方面，不论是采用公司层面的数据还是产业层面数据都没有相关性。而Bitzer & Gorg（2009）通过使用17个OECD国家的产业层面数据测算了他们的FDI逆向溢出效应，发现从均值上看，FDI与国内的生产率呈负向关联。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国别间FDI与本企业在国内的生产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传统MNEs的FDI与国内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尚且出现混乱，这些NMNEs的FDI与他们国内生产率的关联问题，则更是鲜有研究。
    1.对外投资（FDI）的研究
    Markusen（1984）发展了基于多样化企业运作的MNEs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经济体在海外并购中以独立的MNEs的分支结构形式出现。由于他们增加了技术进步，从而促使了在海外的扩张。进一步研究认为，决定FDI的关键是，公司决定如何服务外国市场反映了“接近-核心的权衡交易”。从现在的贸易成本上看，当这些市场很大的时候，公司更可能趋向于从当地的生产便利出发去投资外国市场。
    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的FDI多投向那些制度较好、政局稳定的国家或地区。而由于通常情况下MNEs能对外进行投资的多是发达国家。因而，就产生了一个公开的话题，是否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或者可以推广到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然而，绝大多数的有关中国的对外FDI的研究，都聚焦于把中国作为投资的目标对象国，而不是FDI的来源国（Filatotchev，et al.，2007）。
    Buckley，et al.（2007）对正式批准的（approved）投向49个国家的中国FDI进行了研究，使用1984—200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对外投资，往往投向那些制度较差的国家（诸如政治风险较高），而自然资源（该文主要测算矿石和金属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在所有的样本中则显得并不重要。将样本划分成两个时段后，结果显示只在1992—2001年间，制度因素和自然资源才显示为比较重要。另外，中国的FDI对东道国是否有较高的GDP数额、高通胀、高出口和进口份额以及是否认同中华文化更感兴趣，而对于诸如专利、汇率、与中国距离远近甚至总FDI占一国GDP份额大小等指标，关注度并不高。
    Ivar Kolstad and Arne Wiig（2009）提出三个观点，一是中国投资于海外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投资决定更多地出于政治目的，而非仅仅是利润最大化考虑的私有化的MNEs了。另据《财富》杂志的排名，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2007年为30家，2008年为35家，2009年为43家，其中在200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进入全球前20强。而在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企业中，又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情况具有更大的特殊性也确属事实。二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在对外FDI上存在十分不同的制度环境（主要指依法程度，Rule of law institutions）。大量的研究表明，国内的制度环境才是影响他们竞争力的关键（Belloc，2006；Levchenko，2007； Costinot，2009）。三是中国对外FDI主要受东道国是否有巨大的市场，是否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糟糕的国内制度来决定。相对来说，前者更多地涉及发达国家市场，而后者多为非经合组织国家。作者没有得出与Buckley（2007）有关中国对外FDI无条件的受制度影响的结论。相反，他们认为，投资目的国制度的好坏与该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FDI存在相互影响，即如果该国制度环境越差，比如非洲的安哥拉，中国就更看重该国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
    Pablo D. Fajgelbaum，et al.（2011） 研究了FDI模式在跨国间的贸易运行，发展了一个非同质化的特征模型，该模型偏好于质量和垄断竞争，而这种偏好主要聚焦于纯需求驱动以及对服务外国市场到底是出口还是FDI做出决定，而该决定依赖于一个相对集中的权衡交易（trade-off），刻画了FDI和贸易的结合模式，即当国家间在收入分配和规模上有差异时，显示出FDI更可能发生在有相似单位资本收入水平的国家。
吴先明，黄春桃（2016）选取2003—2012年中国对55个东道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从逆向投资和顺向投资比较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全球化的动因，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发现不论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中国企业都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
    总体而言，当前在研究MNEs对外投资（FDI）的问题上，尽管国内外所用的数据和方法很不一样，但基本的假设条件和基本结论比较相似，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的判断：一是后发国家的MNEs，由于国内的法制环境和融资渠道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规范，或者存在政府背景，金融融资渠道并不透明。二是由于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很不规范，在国内就存在“寻租”等空间，因而在对传统发达国家未曾涉足的诸如非洲、拉美等政权不稳定地区投资时，具有先天的政治斡旋技巧和与东道国政界进行平衡的能力。三是这类诞生于后发国家的NMNEs，在对外FDI上或是逆向对发达国家采取兼并和并购，其目的在于获取品牌、资产、市场甚至核心技术等；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则主要为了获取自然资源，诸如原油、天然气、各种矿产等。
    不论从制度环境还是为了开拓资源，发达国家的研究学者在对NMNEs的研究上多带偏见，其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在采用面板数据的指标上，多采用并不真实的合同（approved）FDI而非真实的FDI波动（Ivar Kolstad &Arne Wiig，2012）。而在本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友好程度上，多采用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社交次数、签署的友好合作文件等作为数据（Tjandradewi & Marcotullio，2009）。在测度东道国制度好坏上采用政治替代的风险，或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对国别进行的一些测算数据的排名（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Kesternich & schnitzer，2010）。通过MNEs本国的排名与东道国排名来看，如果同属发展中国家，其基本假设就认为这些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MNEs在同法治落后的政权或是更替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社交上，有其天然的优势（Cuervo-Cazurra & Genc，2008）。而从经贸指标上，多采用诸如东道国人均GDP大小、人均收入、自然资源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等指标，其模型借鉴了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将两国的GDP近似地看成两个质量的大小，（Tinbergen，1962），从而默认两国经济贸易同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引力，故而进一步在研究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中采用引力模型来研究双边贸易等问题（Hejiazi，2005）。考虑到国别间距离的远近对投资成本的影响，在CEPII数据库中共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方法测量两国的距离，将距离也作为对外的一项固定成本。而在文化距离的相似度上采用相同语言，或是本国人口占东道国总人口的比重等指标，如果两国都用同一种语言，则说明两国文化距离最近，反之则距离较远。在回归模型中，这类文化距离会影响母国对外FDI的规模和多元化，而对外投资的规模与多元化又反作用于两国文化，故而往往存在内生性（Desbordes &Vicard，2009）。MNEs本国侨民占东道国人口比例越高就说明东道国与本国文化距离越近等等（Naray，2008）。
    可见，当前在研究MNEs的问题上，特别是对于NMNEs的研究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偏见，在理论分析上借用诸如引力模型等物理学的分析范式，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类产生于自然科学中的引力模型，对经济理论也同样适用。在技术分析方法上，诸如文化距离的测量就有四种不同的方法，而对于文化距离等看似模糊的概念，是否也能定量处理，又如何科学地测量也处在摸索阶段，由于数据和方法的不同，故而结论也相差较远。
    目前对于产生于新兴经济体或者后发国家的MNEs而言，其共同点在于：一是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后来者，其游戏规则的制定早已经完成，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依然有效，比如在技术垄断、所有权垄断等方面，故而它们并没有太多优势。二是在开拓海外市场时，一方面要利用自己并不强大的资金优势、资源禀赋和一些稀少的战略潜力去开拓广袤的陌生市场；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强手如林的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三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NMNEs在企业内部没有历史制度的限制，故而学习能力比较快，改革效率较高，但可供他们进入的市场并不多，多是政治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开采，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进入等。它们怀着掌握核心技术的动机与发达国家MNEs合作，利用本国的市场换资源等方式，寄希望于获得自身能力的提升。但许多时候，由于经验不足，往往丧失企业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因为控制权是排他性的，对于使用和处置企业稀缺资源具有强约束性（Demsetz，1997）。
    2.所有权（控制权）研究
    跨国合资企业难免发生各种不稳定，特别是MNEs在东道国进行投资之后的经营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争夺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尴尬境地（Inkpen和Beamish，1997）。最先提供复杂分析框架以及对外国投资进行系统分析的是Stephen Hymer（1960），其最主要洞见是MNEs必须拥有确定的所有权优势，这就跟纯国内公司相分离开来，有助于克服所谓的“外国责任（liabilty of foreignness）”，重要性在于区分垂直扩张和水平扩张。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了两个领域：其一，MNEs对合资、共享控制权模式的选择（Yiu & Makino，2002；Brouthers，2002；Cho & Pad?manabhan，2005）；其二，MNEs与东道国合资方对合资企业控制权的争夺（Makhija & Ganesh，1997；Yan & Gray，2001；Yan & Child，2004）。
    主要的观点认为，一是MNEs与中方合资者对合资企业控制权争夺的本质是双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李维安，李宝权，2003），是双方资源博弈的结果（Yan & Gray，1994；Young & Olk，1994； Inkpen & Beamish，1997）。二是资源与控制权之间的互动是控制权向MNEs一方偏移的关键（Geringer & Hebert，1989；Mjoen & Tallman，1997； Chen & Park et al.，2009）。三是尽管MNEs能够收回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但在收回之后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包括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不认同以及内部员工的不配合（崔淼等，2013），因此往往只是在名义上收回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但没有收回实际的控制权（Tirole，2001）。
    以往研究对于控制权多假定为排他性，又由于控制权决定了公司的战略方向，这就使得控制权成为投资各方争夺的焦点，控制权的配置也因此成为控制权研究的核心问题（李斌，孙月静，2011）。早在1995年，Fields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公司倾向于在国际化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上采取自己设立贸易公司的方式，在许多案例中还有背后政府的支持和金融赞助。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出口的一小部分到达外国市场的产品，是通过分包和建立韩国公司销售渠道完成的，而到了80年代，几乎50%以上的出口产品已经完全国际化了，换句话说，由出口商自己解决了（Cho，1987）。关注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跨国合资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方面，主要从资源视角展开（Gering?er & Hebert，1989；Mjoen & Tallman，1997；苏晓华，张书军，2010）。
    Preet &Ray（2015）通过建立风险行为视角，在考察了印度公司在拥有企业所有权之后表明：在2002—2011年间搜集到的印度500家对外投资企业样本显示，在印度掌握了公司层面的资源和能力后，公司CEO们的国际化经验、发起人持股以及在外国市场上的投资者都对公司并购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3.跨国动机
    Mathews（2006）指出，诞生于后发国家的NMNEs之所以发展迅速，其动机在于他们为了更快地缩小与传统MNEs在市场占有度和全球化上存在的差距。一方面对于进入比自身更发达的市场，其动机主要是为了有利于自身企业能力提升；而另一方面，对于进入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帮他们更好地获取市场规模和企业运营经验，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之所以它们可以通过组织上的创新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面临过传统MNEs较长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的羁绊，变革的成本很低。而正因为没有较长企业发展历史的束缚，反而造成了这些NMNEs什么都可以试，什么都可以改（Guille’n &Garc?’a-Canal，2008），如表2所示。
  

    对于国际扩张，NMNEs通常采用并购获取无形资产，特别是获取技术和品牌的观点，在20世纪70—80年代并不是很重要，但在随后开始变得越发重要（UNCTAD，2006）。对于并购，并不是唯一获取无形资产的方式。例如为了在企业并购管理上实现技能加速，西班牙就在政府管控的行业中进行大型公司的重组，故而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国际化扩张广受批评。发达国家认为西班牙MNEs的做法仅仅是为了同发达国家开展竞争（Guille’n，2005）。因此，为了规避这类批评，NMNEs的国际扩张往往还伴随着自身能力提升，其速度甚至快于国际化的步伐（Garc?’a-Canal，2002；Bonaglia，2007；Rui，H.，& Yip，G. S. 2008）。
    全球化的联盟与并购，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既可以避免在海外的目标国家的相关责任，又可以提升他们在当地的市场影响力和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便利。特别是在跨国管理能力的提升阶段，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只有从这些组织的联合中，才能获取外来的知识和资源等价值 （Kale et al.，2000； Zollo & Singh，2004）。
    4.对母公司生产率影响
    Chen&Moore（2010）在Helpman et al.（2004）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建立的多国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各企业产品需求的国别差异，阐述了企业异质性在MNEs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指出了具有不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企业将选取不同的国外生产区位，效率高的企业比效率低的企业更偏好于对具有较小市场需求以及较高生产成本的市场进行FDI，而这一结论在对法国制造业的企业数据中得到了一定的实证检验。
    田巍，余淼杰（2012）在准确衡量“走出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考察了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实证发现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投资呈正相关关系。
    蒋冠宏等（2013）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FDI对其生产率的影响。利用数据匹配的方法为对外投资企业挑选了可供比较的对照组，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发现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FDI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通过检验“生产率效应”的滞后作用，发现技术研发型外向FDI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倒“U”型；利用偏向得分匹配，计算了以对外投资企业为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显著高于非对外投资企业。
    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利用数据匹配法为761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运用倍差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企业的技术研发型外向投资不一定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较大影响。
    周茂等（2015）借助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形成的企业财务信息与企业对外投资信息，实证考察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认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在对外FDI选择并购的概率大，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明显倾向于并购模式，而研发能力强的企业则对FDI具体采用何种模式并不敏感。
    袁东等（2015）采用扩展的Olley-Pakes（1996）方法来估算企业生产率，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考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结论是：其一，企业的生产率受FDI的影响比较明显，即企业的生产率会高于没有对外投资的企业；其二，投资的国别不同，则企业生产率的获益也不同，具体来说，OECD国家要高于非OECD国家；其三，肯定了绿地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但认为兼并收购对母公司存在风险和挑战。
    朱荃和张天华（2015）利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样本，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和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生产率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有正向影响。另外对企业对外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正向影响，故而不存在中国大企业对外FDI的“生产率悖论”。
    5.“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影响
    当前正值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机遇期，中国MNEs将如何开展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特别是MNEs的合作，甚至还要直面“老牌”发达国家MNEs的挑战？由于传统MNEs理论多从竞争的角度、零和博弈的视角出发，以垄断竞争的方式来对待同行。中国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其MNEs自然带有十分明显的NMNEs特征，见表3。市场寻求动机、效率寻求动机和自然资源寻求动机依然是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较高的关税也是诱发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孟庆强，2016）。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中国的NMNEs不论从模型的设计上还是方法研究路径上，都有别于传统的诸如寡头垄断和所有权垄断等理论。因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是共同“做大蛋糕”，而不是“分更多蛋糕”，企业又多产生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故而研究视角也有别于发达国家。但研究的重点还主要集中于经贸往来等对现状的阐述。在理论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外，更多的是引入地理学、物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技术，在理论创新方面还存在不足。
    谢娟娟，岳静（2011）将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以及电子商务的应用作为贸易便利化的衡量指标，运用引力模型对2008年中国与50个贸易伙伴国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回归系数远远大于关税的回归值。
    刘育红（2012）运用动态计量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了自1980—2010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
    孔庆峰，董虹蔚（2015）拓展了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69个亚欧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以及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得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地区之间的贸易潜力大于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
    王美昌，徐康宁（2015）以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角，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连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Ｒ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Wang等（2015）通过空间计量分析，通过对187个国家的同步性经济波动周期的追踪研究得出贸易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的传导性和关联性，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的空间溢出效应。
    双边贸易，仅仅是MNEs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现有理论还鲜有从NMENs的角度来设计今后的MNEs，特别是沿线国家的MNEs该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相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如果仅仅谈国别间的贸易，从企业层面来讲，则仅仅是出口型企业。具体到企业层面，到底从事出口贸易，还是进行对外投资（FDI）更符合本企业的利益？中国MNEs能否搭乘“一带一路”战略做大做强，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别国企业能否也可以搭乘“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做大做强？同属NMNEs，两者在发展上又会有什么区别？现有理论都还没有为其母公司产生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MNEs“量身打造”出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范式，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中国的企业哪些应该“走出去”，以何种形式（出口贸易还是直接FDI）走出去。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又适合于哪类MNEs？当前，由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虽然提出了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前提假设，但并没有涉及诸如“一带一路”战略这样重大的外生变量假设，而毋庸置疑的是，该重大战略必将对中国及沿线国家的NMENs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以新新贸易理论代表的前沿理论，还能否诠释未来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发展起来的NMENs呢？

    三、结论与展望
    跨国公司（MNEs）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二战以来以S.Hymer为主要代表的“垄断优势论”到J.H.Dunning的“折衷主义论”的转变。由于受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当时的理论研究是以发达国家视角来进行研究MNEs的。因为在二战后的前30年里，也只有发达国家企业才有雄厚的财力和技术去进行海外开拓和进行国际化战略。因此，这种建立在发达国家视角上的理论也只适合于其母公司产生于发达国家的MNEs。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壮大，出现了一批诞生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企业，我们将其称为新跨国公司（NMENs）。因此，这类NMENs是之前传统理论所不能解释和概括的。
    而正当研究NMENs成为热点之时，我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必将对中国的MENs产生重大影响。而沿线的大量国家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也必然带来重大外部影响。那么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MNEs，中国的NMENs会不会再走上一条有别于其他NMENs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NMENs？抑或者该战略带来的是普惠的大战略，即对沿线国家所有MNEs的发展都将产生相似的积极效果呢？那么带来的这个积极的效果与“一带一路”战略又将有怎样的关联呢？
    当前的研究还没有提出一套其母公司诞生于后发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另外，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也主要基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两个视角，而现有的较为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并没有考虑诸如“一带一路”战略这种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外生前提假设。因此，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发起国的中国，我们又将以怎样的研究范式和全新的理论去诠释和抽象出一套符合国情的跨国公司理论呢？这套理论与“一带一路”战略之间又将是怎样的关系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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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f 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Wang Luohan
Abstract：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the reflect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rough card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literatures from aboard and domestic， we find that as all the earl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y, those theories present obvious localization. And due to globalization, there have been emerged lot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while these kinds of company whether from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r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the domestic and abroad are obvious different and discrepancy from the early ones. What’s more, not long ago, China put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which include not only the aspect of the foreign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ut all around. Therefore,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models of cooperation must make significant impact to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of thes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hile most of them are emerging economie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new theory to explain tho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which born in emerging economies. So it must become to the major area which deserves systematic research.
Key Words：New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Ownership; Emerging Economies    （责任编辑：文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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