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政策咨询研究：聚焦高质量，开启新征程时间： 2018-02-24信息来源：记者 李慧莲 赵海娟 李银雁　作者：qgy_admin　责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2018年2月8日在南宁开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以“聚焦高质量，开启新征程，努力开创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为题作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9日将作会议总结。副主任张军扩、张来明分别主持全体会议，副主任隆国强，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出席。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0余位同志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交流2017年的政策咨询工作，研究探讨2018年的政策咨询工作思路、要点以及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进一步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高质量高水平服务中央决策。
　 李伟在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重要指示，通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提出了2018年的工作思路及要点。
　 李伟指出，201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建设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有关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安排部署，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提升为中央决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形成了一批有较高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新政策新举措，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扩大，为国家软实力建设作出了新贡献。201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扎实做好政策评估和政策解读工作，着力提升国际交流合作的实效，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高质量高水平服务中央决策。
　 在谈到2018年政策咨询研究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时，李伟对以下八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

　 一是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形势。
　 李伟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在忧心忡忡中开局，在增长超预期中收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大范围向好、主要经济体同步增长的局面。中国经济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世界经济复苏带动我国外需回暖，2017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2%，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且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吸收外资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速领跑全国；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与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增长较快。
　 展望2018年，李伟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有望进一步巩固。但他同时强调，全球经济回暖的同时也隐患重重，诸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值得密切关注。一是生产率增长低迷、工资增长缓慢等因素仍困扰发达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财政紧缩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待观察。二是全球资产价格处于高位，金融风险日渐聚集。三是经济议题政治化，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多边谈判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关系和新招频出的贸易关系壁垒。此外大国角力竞争思维的强化，地缘政治风险和局部地区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李伟说，面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将是至关重要的开局之年。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互利合作也是我国整合全球资源、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积极推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等新型区域合作，携手各方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也要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以开放促进改革，以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国际贸易投资竞争新优势，更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发生和蔓延，为可持续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是关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李伟表示，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宏观趋稳、微观向好的积极局面，经济增速趋稳，经济结构发生积极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稳步转换，中高速增长平台基本确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第一，经济增速稳的态势更加巩固。2017年我国GDP增速小幅回升至6.9%，并连续10个季度保持在6.7%-6.9%之间。经济增速已逐步调整至与中高速增长潜力相适应的水平，与就业、物价、效益等指标更趋匹配。
　 第二，增长从以投资驱动为主开始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自200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同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4万亿美元，规模第一次与美国大体相当，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而更加依靠消费驱动。
　 第三，企业经营从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我国政府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了市场调整出清进程，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速下行的适应性逐步增强。企业盈利出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活力不断增强。
　 第四，风险从不断聚集转向逐步释放。通过去杠杆、规范举债行为和严格金融监管等系列措施，我国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放缓。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缓解。
　 第五，市场预期和企业家信心逐步恢复。随着传统部门产能利用率提升、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以及新经济部门快速发展，市场预期和企业扩张产能的信心有所恢复，市场化程度高、内生性强的民间和制造业投资增长由持续下降逐步转稳。
　 第六，世界经济从复苏乏力转向普遍复苏。世界经济复苏范围的拓展，为我国增长阶段转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李伟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关口期，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同时，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风险压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房地产稳定发展局面尚未形成；地方举债需要进一步规范；通胀抬头可能增加政策调整压力；部门间政策协调需要加强。
　 展望2018年，李伟认为，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三是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部署。
　 党的十九大在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新部署。李伟说，这一新部署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由2050年提前到2035年，提前了整整15年。党的十九大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新部署，目标宏大，振奋人心，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但他同时提出，实现这些目标将面对一些挑战，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发达国家现代化快速推进时期，全世界的人口规模较小，多数国家还处于农耕社会，环境容量也远比现在大。而我国的现代化却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全球人口总规模已达到70多亿，比上个世纪初增长了两倍以上；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已接近400ppm，比上个世纪初提高近一半，距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2摄氏度警戒线只有10%左右的提升空间。未来全球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快速现代化行列，全球能源资源需求量和污染排放量也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将超乎想象。从一般规律看，资源环境约束越强，发展的成本越高，发展的曲折性也越强。
　 第二，我国未来的现代化需要平衡的关系更多，也更加复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我们偏重于效率的提升，侧重于经济建设，专注于国内发展。随着发展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将来自于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必须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平衡好以下三大关系。一是平衡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平衡好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三是平衡好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
　 李伟指出，在此背景下，需要研究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起新的发展方式，使之既有别于我国过去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方式，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快速现代化时期的发展方式，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四是关于发挥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李伟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关键还是靠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新动能加速成长，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关键短板，基础研究薄弱、核心技术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如何以创新促进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如何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要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升级和质量提升的技术源头供给。李伟说，当前，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只有美国的1/4，韩国的1/7.今后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布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大平台，强化基础性、前沿性、关键性、原创性研究。另一方面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和企业在方向选择、经费投入、组织管理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第二，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李伟表示，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包括扩大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下放科技成果“三权”、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性。今后要在科研成果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培育和发展专业技术转移机构、落实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政策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让科研成果顺顺利利地转化为生产力。
　 第三，要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动能。李伟认为，我国充分发挥了新技术应用、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有机结合的优势，新动能成长十分迅速，但如何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尚面对诸多挑战，创新型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还面临渠道不畅、门槛较高等方面的问题。这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

　 五是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对住房制度提出了新的方向，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明确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总要求。李伟表示，新的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后房地产市场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的必然要求。2018年，要重点研究和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租购并举”为重点，研究如何加快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李伟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存在着“重新建、轻存量”“重买房、轻租赁”的问题，商品房市场与租赁市场发展不平衡、“售卖一条腿长、租赁一条腿短”的问题十分突出。加快发展租赁市场，盘活存量住房市场，培育和促进专业化、机构化的长期租赁，应当成为大型城市的政策着力点。一方面要研究和制定金融、税费、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引导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大型租赁企业、各类机构投资者和个人住房拥有者等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多高品质、可负担的租赁住房。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承租人平等享有同产权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第二，以“多主体供应”为导向，研究如何促进住房供应结构调整与优化。李伟说，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招拍挂”出让土地、房地产企业开发建设的住房供应体系，对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促进大规模住房投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推动了土地及住房价格刚性上涨等问题。对此，中央提出“多主体供应”这一改革导向，加快促进土地供给、住房开发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以“多渠道保障”为目标，研究如何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李伟强调，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仍然需要坚持住房制度市场化的大方向，政府的责任是提供住房保障、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快形成“多渠道保障”的格局，关键是要厘清各种保障方式的定位和相关联系，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和效率，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合理精准的住房保障。与此同时，要更加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住房规划、土地使用、保障方式和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等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以形成更适应本地特点、更有针对性的住房保障政策。

　 六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破”“立”“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8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围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李伟提出，不破则不立，不降则立而不稳，“破”“立”“降”是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
　 第一，“破”的核心内涵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李伟建议从深入研究如何消除生产要素流动重组的各种障碍特别是制度性障碍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依靠法制化和市场化手段，分类施策，精准发力。与此同时，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依法规范债转股和破产清算等行为，构筑好社会保障网，妥善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做好就业安置和再就业工作，让无效供给和过剩产能愿意退也退得出，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夯实基础。
　 第二，有破就有立，立要立得住，立得稳。李伟说，“立”的内涵是“立新”，就是大力培育新发展动能，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服务型制造发展，是我们实现后来居上、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历史契机和必由之路。可喜的是，我国制造业在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浪潮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近年来，我国每年研发投入增速、发明申请数量、发表国际论文数量等创新指标都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
　 第三，“降”，核心任务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李伟表示，我们要研究如何消除和大力整治现有名目繁多的地方性涉企收费项目；研究如何巩固已有的降成本工作成果，防止前期已经降下去的成本出现反弹；研究如何推进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法制化和规范化工作，实施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制度；研究如何运用信息化平台，让所有收费项目、范围、依据、流程、标准和经费去向更规范、更透明。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继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建立开放公平、有效竞争和功能完善的能源市场和运输服务市场，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七是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李伟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为此，从2018年到2020年，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和试点经验为基础，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要披荆斩棘、大胆创新，真正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进一步搭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制度体系。李伟指出，这其中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比如，如何打破二元土地制度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聚宝生金；如何合理利用农民的闲置农宅，让沉睡的资产实现应有的价值；如何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让收储价格更好反映市场供求；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如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李伟强调，在农业农村改革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和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

　 八是关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李伟表示，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也是治国理政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价GDP规模从1978年的3678亿元扩大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已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开始缩小，基尼系数从2008年0.491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0.465，贫困人口大幅度缩减，党的十八大以来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以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显著增强。
　 但李伟同时提醒，我国还有4000万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收入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现象依然突出。在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和要素供求格局的转变从宏观层面要求提升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劳动报酬占比，刺激消费需求较快增长要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李伟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提出了通过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扶贫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但如何将各项战略落到实处，仍需要深入研究，既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创新、把握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更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策研究，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8日下午，与会代表分四个小组进行了讨论。9日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振宇、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将分别就“全要素生产率（TFP）告诉我们什么”“中国特色减贫之路”“防范化解风险，开启金融高质量发展”“关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几点思考”“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等问题作专题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丛将进行专题发言。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杨时民，湖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卞鹰，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李强，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作为分组讨论召集人也将分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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