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刘鹤今年并未参会。作为论坛的发起者，刘鹤曾经讲述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

20年过去，樊纲作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在今年的年会上做论坛2017年工作总结和2018年工作主要安排的报告。他说：2018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的第20年，准备做几件纪念的事情。一是召开专题研讨会；二是出一本纪念书籍；三是与媒体合作做纪念论坛成员20周年的系列访谈；四是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理事颁发20周年纪念章。

至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平台，仍然聚集了中国不少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围绕今年年会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出席会议的经济学大咖们，发言仍然犀利、有料。

论坛成员年会合影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

吴敬琏：336项改革，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

谈及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们目前要总结经验教训：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还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这样新的政策才能真正实现要求，不要重复过去一些无效的做法，那就贻误了时机。

他认为，现在，政府对于自己要做些什么，应该做实际的、明确的规定。“我想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好的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讲了336项改革，我们现在要一项一项检查，到底做得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执行不力的。

第二件事情是政府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政策。其中一个总纲，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政府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现在政策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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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劳动力等要素应该自由流动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劳动力的流动是最活跃的，但劳动力流动障碍太大了。”

他举例：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楼继伟说，自己在财政部任上时，曾参与推动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都跟着走”。但最后，“跟学籍走”这个政策并未落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流动”。

谈到劳动力流动时，楼继伟说，“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行为。现在地方政府看重发展开发区、拉高端人口，给高学历人员提供户籍、房子等激励机制。但他认为，“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王一鸣：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十个挑战和应对

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高质量就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率好的这么一种发展模式。

他提出，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十方面挑战，要逐一应对。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特别是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

二是如何推进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要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

四是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要加快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发展城市群和大城市圈，创新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打破地域、户籍、行业对社会流动的限制。

六是如何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扩大宅基地流转范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

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理体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

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效率差距。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该给；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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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是明确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就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个之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现在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农业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二是新的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领域欠账还比较多，乡村整体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四是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

五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农村越来越从一个熟人社会走向一个半数人甚至陌生人的社会。现在回到老家，互相都不认识了，所以农村治理也是一个大问题。”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需要抑制城镇化。”韩俊说，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8.5%，今后10至15年城镇化速度不可能像过去20年这么快，“因为农村能出来的人少多了，农村的机会比原来也多多了”。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另一方面回到农村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乡村如果人口长期过度流失，农村都是老弱妇孺留守，一定会走向衰败。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不能等到城镇化达成熟阶段了再回过头建设乡村，这个路径是行不通的。 

“现在中国农村常住人口还有接近6亿、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这些人的收入改善、乡村发展了，中国的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是越来越的发达城市、越来越衰败的乡村，那发展的高质量就无从谈起。”

高培勇：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在发言中，提醒大家注意中央基建投资，也就是中央预算内投资这个概念。在1998年之前，这笔投资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6千亿了，占到中央本级预算的五分之一强。

“如何发挥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非常关键。”

高培勇说，对照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校正。

比如，基建投资本来是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但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但这笔投资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支出范围就逐步的扩大，实际上已经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支出领域去了。用于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还延伸到了竞争性领域以及其他的，特别是地方事权的领域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培勇认为，伴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对基建投资要进行改革。首先是定位问题，用于拉动内需的就用于拉动投资，做逆周期调节的就做调节。如果是中央基建投资就做中央级别的基建投资。如果是用于地方的基建投资，那就不能转化到其他方面去。

“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的压缩投资，不能每年几百亿的增长”。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 吴晓灵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吴晓灵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品质的提高上。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让生产者努力去满足要求，这样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第二，企业要有能够按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

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怎么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证监会在过去两年中，为注册制的推行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吴晓灵说。

华远集团原董事长 任志强

任志强说：靠提高农村生产效率解决农村问题、脱贫问题，我个人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和城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

谈及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任志强认为，重要是城乡之间界限要打破，才能实现资源的自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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