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地立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时间： 2018-09-19信息来源：新浪财经 2018年09月16日　作者：德地立人　责编：qgy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

　　“第三届野三坡中国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河北·野三坡举行，主题为提升城市竞争力。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研究员德地立人出席并演讲，演讲题目为：《东京大都市圈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以下为演讲摘编：

 

　　德地立人：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日本城市化的经验，第二是日本城市化的教训，日本走的弯路中国还要走这个弯路，第三是简单提示一下我自己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

 

　　这是日本东京，大家都知道日本东京实际将要成为一个核心，扩展到周边的县城，再扩展到城镇，这些地方加在一起，聚集了日本20%-30%的人口，这种核心区域对各种交通形成了一个物流信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大的国际大都会的大城市，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大都市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为什么人口影响大城市，这张图说明了很大问题，希望大家认真看，这有两个曲线，从1955年到2005年，左边的是从农村流进日本的三大都市圈这个人员，大概从1955年到65年期间，每一年都有65万人的人员流入大城市，到了1970年开始又极具的下降，大家知道有一个金融危机，还有当时写了一本书，他实施的政策是国土均衡发展的政策，大城市发展的非常快，主要国家的资金主要投入在大城市里，开始这些资金流向非大城市里，到了1975年左右，人口就减少到10万人不到，到1990年是经济形成的过程，很快又下降，甚至有流出的现象。

 

　　这是一个人口流入流出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红线，红线和它走的几乎是一样的，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日本最高线和最低线的比较。如果1977年时整个低位的线收入和大的这种高收入的比较差上两倍的时候，到两倍的时候是下降，这个差距在1.6倍的时候，，城乡差别有增速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日本的情况。城乡差别越大，有可能人口流进大城市，如果城乡差别小了就不进来了，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的物价比较高，这是日本情况。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转换的过程中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看以下这个图，跟刚才是几乎一样的，从1950年到2005年，最左边没有数，但是黄的是第一产业，当时有48.6%，栏的是第二产业，21%，还有红色是29.7%。农村人口变成了五分之一，是被谁吸收了，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换，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这块的提高是最大的，而且反过来农村只有五分之一了，但是产出是一样的，其实农村的市场效果提高了五倍。那么从1970到2005年大家看到右边服务业就变成了71%，从1970年的35%降到了25%，农业从10%降到了4%，也就是说在1970以后的转换农业是下降的，但是更多的是从二产走到三产。

 

　　大家知道服务业，什么样的服务业效率是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长最快是1970以前，但是后面的下降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搞清楚城镇化必须是在第二产业过程当中，应该说放大这种生产率的。

 

　　昨天吴敬琏老师说：“在人员，资金，技术聚集的地方能够产生新的理念和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和竞争可以产生技术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所以如果有正确思路和实施，现代城市化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动力。

 

　　我们城镇化的“弊”在哪里？

 

　　大家知道污染，交通堵塞，贫民窟、治安等这些问题是各国共同的问题；非城区农、牧、渔业的产业与社会发展是需要成为国家的新任务。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利弊的过程，一方面不断实现产业自身发展和升级，同时还要不断改善和克服城市化带来的弊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化顺序首先是企业发展—就业扩大—推进城市化—城乡互动，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而不是相反。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规划的制定。城建、基建的规划，资金配套政策原则，必须是合理公平，综合配套，与时俱进。

 

　　第二是协调和实施。刚才讲过城镇化非常好，不管是经济上、产业上都是有关的，所以政府内部要协调，跨地区间和与民间的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些专门的委员会，比如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学者、地方政府、各利益团体的代表参加；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还必须公开，并对政府有较大的约束性。

 

　　第三是执行组织的建立和管理。当时日本有开发银行、住宅公团、道路公团、住宅金融公库等。他们这些对日本经济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总结一下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政府可以发挥极大力量，而无效政府越发挥破坏性越大，而市场导向是成功的关键”。

 

　　和泉洋一总理助理说：“日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伴随的产物，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完善城市建设是对这种总趋势的追认。如果误判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政府主导推进的城市化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在2013年6月16日国家外国专家局建言座谈会上。

 

　　二、 日本城市化的教训

 

　　总结日本城市化的三句话：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市场导向的城市化， 政府顺市场而为的城市化。我没有认为日本做到了，但是至少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就是做了规划。另外我们总结也是按照他总结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只拿这个标准来做。

 

　　我们再看一下拿这个标准来做结果是什么？

 

　　首先跟这个题目有关，中小城市同步发展（严格控制特大超大都市圈发展），有两个例子，一个是成功案例深圳。

 

　　1，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2，深圳自身发展不错的同时还带动周边城镇发展，周边城镇又从产业链上扶持深圳发展，形成了的良好的循环；

 

　　3，政府很开明，支持产业发展但不干预经营，即使企业经营上出现问题一般也不会救济企业（鼓励竞争）；

 

　　4，深圳的工作，居住，文化环境建设有序。

 

　　5，深圳已成为集于电子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一身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最有竞争性的国际城市。

 

　　另外一个有争论的案例鄂尔多斯(8.700, -0.02, -0.23%)。我认为是难以为继的，也让我想起日本搞公路高铁建设，以城市开发导向的大规模城建，使鄂尔多斯曾出现了一片一片的鬼城；城建结束了，其他产业也没有跟上来，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经济难以为继。

 

　　户口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城镇化是人口流动为前提实现的。人为分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它不仅不符合市场决定人力资源分配的原则，实质上也在扭曲市场导向的城镇化进程，应该尽早原则全部放开。

 

　　城镇化率58%中没有城市户口的16%的城市农村户口，不仅受到城市里的“歧视“成为二等公民，实质上也影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度。

 

　　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的问题，最终牺牲的还是农民。

 

　　改革开放前期，在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开发资金时，政府低价收购农田，优先发展工业是有它的经济合理性的。但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土地流转问题还得不到解决，是为悲剧。

 

　　在保障整个农耕地面积的前提下，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将对缓解房价高涨，促进廉租房，经济性房建设等都有积极的影响，应该早日解决。

 

　　最后是“少子老龄”，中国城镇化时不待人。

 

　　大家都知道90前后每年曾有3000万新生婴儿，而到十年后00年时降为一半。16—19岁之间年龄即进城打工的年龄人现已降到了3000万人，而且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些年轻人拒之门外，中国的城市化将受很大的损失。

 

　　老龄化的进度之快，影响着城市的活力，而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严重。

 

　　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重视起来，健全全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尽早纠正扭曲城镇化推进的一切障碍，这是政府必须这么做的，使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