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发展要从“爬高山”转向“填洼地”时间： 2018-12-02信息来源：凤凰网财经 2018年11月25日 作者：刘世锦 责编：qgy 郑雨婷 PF08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2018年11月24日-25日，“中国智慧·筑梦中国”致敬四十年盛典暨2018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汇聚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国深化改革之路。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本次活动由舍得酒联合呈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但是重点要有所转移，要从过去的“爬高山”转向“填洼地”。
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山底下的“洼地”还很多，主要有“效率洼地”和“分配洼地”两类。“所谓效率洼地，就是那些还没有放开准入，还缺少充分的竞争，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的领域；所谓分配洼地，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地。”
刘世锦指出，针对效率洼地我们重点可以从三个领域加以推动：
首先，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促进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重点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铁路、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降低能源、物流、通讯、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降成本的同时能够带动这些领域中有效投资的增长。
第三，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重点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
而针对解决“分配洼地”问题， 刘世锦认为，应该关注三个领域：
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这个对宏观经济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第二，农民工进城要给他们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住房消费，因为有些研究所显示，如果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很多消费就跟着来了，而且这批人是中国下一步，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潜力最大的一个部分。
最后，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应该转向医疗、养老、教育、设备、基础研究等短板领域，这些领域其实也是需要搞基建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搞基建的话，应该把这些领域中间的基建放在优先位置。
刘世锦特别强调，要加大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以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全社会，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
以下为刘世锦演讲实录：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想讲这么一个题目“增长阶段转换的逻辑与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刚才两位金融界的领导都已经讲了目前的形势，都讲到一个词，就是“不确定性”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以为我们更需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短期的问题，这样才能看的比较清楚，我们心里才能有数。当然，怎么理解中国经济目前的局势，今后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在过去经历了大概将近8年的时间，我们大多数时间我们的经济是在减速。对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怎么看？我们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由过去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当然我们也讲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其实是在转换期。转稳了以后新的增长平台其实就是中速增长。在这背后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机构依次的转换。
首先我们会看到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像房地产基建一些重要的消费品，以及相应的生产品，他们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来看，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我称之为“历史需求峰值”已经相继出现，出现了以后，增长速度就开始逐步回落。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高速增长，从需求侧来讲主要是“高投资”，而高投资有三大需求的来源：出口、基建投资和房地产。这三大需求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这样的话，他们就逐步的开始回落，回落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基本上能够稳下来，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需求侧逐步触底。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三大需求，我简称“三只靴子”已经陆续落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历史需求峰值之后，后峰值期，如何能够平稳的回落？并保持稳定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从供给侧来讲，当需求侧回落以后，供给侧反应的比较慢，于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就提出来要去产能。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去产能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既有政府的作用，同时我特别强调，其实市场的力量还是起的基本的作用。去产能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它理解还是不够的。去产能实际上就是当需求侧放缓以后，通过供给侧相应的调整，在新的增长平台上达到一种新的供求平衡。这样的话才能使企业摆脱经营的困境。
应该说去产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的标志就是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PPI在2016年9月份以后恢复正的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涨幅，以至于我们讨论它是不是已经有泡沫了。工业企业的利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以后，在2016年下半年也恢复了正的增长，最近一两年整个企业的利润情况还是不错的，和供给侧的调整直接相关。现在供给结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很多。首先是那些低效的企业能不能退出？另外现在上游和下游利润分配是不均的。为什么这种局面能够长期保持呢？如果说市场是有效的话，通过投资产出的调整，应该是大体上能够实现均衡的分布的。之所以不能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在上游行业的产量投资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或者市场垄断性的干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民营企业现在经营状况，有一部分不太好，日子比较难过，和这种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接下来金融结构的调整，当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相应调整以后，杠杆率是不是就显得比较高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杠杆就显得高了，第一步需要稳杠杆，在稳杠杆的基础之上逐步的降杠杆。但是杠杆率的变化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人以为只是一个数字的调整，这样的话可能就忽略了杠杆率的背后实际上我们需要经历的是金融结构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刻的变革。
另外我们对降杠杆的时间，长期性、复杂性可能也需要有足够的认识。从国际上来讲杠杆的变动具有长周期的特征，降杠杆在有些国家经历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确的或者说好的去杠杆应当是在稳杠杆，稳正常经营的同时，着力解决高杠杆背后的体制政策问题，由过渡扩张的模式转向稳健或谨慎经营的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效率，逐步将杠杆率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相反，如果我们只是力图在短期之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而注重解决杠杆率背后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不抓必要的改革，或者像有些地方那样过多的采用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很可能达不到政策的初衷，甚至事与愿违。比如说我们看到由于政府信用支撑的不对称，最应降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反而承压能力比较强，而民企受到的冲击要更大一些。部分地区和行业用“一刀切”的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引起了信用的收缩，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我们应该认识到降杠杆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改革，也需要金融创新，其中包括我们要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转变政绩评价机制，因为很多地方大家会看到为什么杠杆率那么高呢？是为了保持一个高的增长速度，有时候高速度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还要支撑，一定要通过加杠杆。所以你回头一看实际上还是政绩评价机制在起作用。第二我们要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
第三，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打开更多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服务的通道。最后想提一点，刚才两位金融界的领导都讲过类似的问题，我们想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更好的利用国家信用，可以考虑增加发行低成本的长期建设国债，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最近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有很多讨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政策上的目标，金融体系特别是正规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要与民营经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这方面我以为也可以提出具体的指标。但是最近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有一些担忧。我以为，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政策目标，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不应该，也不可能主要是靠行政性办法，而是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尤其是要有针对性的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并支持那些能对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业态、产品的发展。这个可能是重点。
金融体系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不是要降低经营标准、放松风险控制，而是提出了加快金融改革开放的紧迫要求。刚才其实我讲了一个增长阶段转换的逻辑，他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相继调整的三部曲。由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在过去六七年的时间已经调整初步到位，所以在2016年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第一次触底，开始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我过去多次讲过触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次验证。但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触底反弹一度成为比较强的期待，也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新周期的说法，事实上正像大家已经看到的，我们以前多次进行过分析，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者U型的增长，更不可能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但是稳定的进入中速增长还有一段距离。下一步我们继续推进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的下半场的重点的工作，特别是我刚才讲的一些挑战，同时可能重心要放在加快金融结构的调整。在稳杠杆的基础之上，逐步的降杠杆，把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金融结构三大结构打通，新旧增长动能、激励制度、政策体系实现系统的转换，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很可能是稳定的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一个标志。进而要实现中速平台加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我们的分析模型预测，2018年，也就是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上半年整个形势应该还是可以的，中端需求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年中以后，随着治理地方隐患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放缓。此外，不考虑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速的回落。而且今年马上就快到年底了，今后一段时间，随着房地产基建投资下行，并寻找新的均衡点，产业分化重组，低效产能退出，稳杠杆的基础上适度降杠杆，中速增长平台重心将会有一定幅度下移，我们希望它能够趋于稳定。
明年还有后年，也就是2020年以前的这两年，我们每年保持6.2%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5-6%之间，或者5%左右。对这样一个速度，有些同志可能认为速度是不是低了？其实并不低。我是想我们以后看速度要有一个新的观察的角度，一定要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挂钩来进行判断。过去30多年，我们在高速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大概在10%左右，那个时候增长7%就是低速度，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潜在增长率其实就是5%左右。如果你能增长5-6%，其实也是高速度，何况中国经济现在体量已经很大了，即使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每年的新增量仍然全球是最大的，中速增长平台形成以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以持续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样就会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打下重要的基础。
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刚才已经讲了，房地产基建已经过了历史需求峰值，潜力不大了，收益也在递减，所以中国经济还有没有大的增长潜能？还有，还很大。但是，重点要有所转移，由过去的主要是爬高山转向填洼地，为什么说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呢？因为历史需求峰值都看见了，实际上已经站到山顶上了，但是你回头看一看，山地下洼地还很多。“洼地”有两类：一类是“效率洼地”；再一类就是“分配洼地”。所谓效率洼地，就是那些还没有放开准入，还缺少充分的竞争，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低的领域。所谓分配洼地，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人力资本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地方。所以我以为下一步对效率洼地我们重点是从三个领域加以推动：
首先，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促进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的很清楚了，中国这两年大都市圈在加快发展。另外还提的概念叫做乡村振兴战略，其实现在有振兴潜力的乡村可能相当大的部分是处在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所以大都市圈发展和乡村振兴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现在城乡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什么呢？农民想进城，城里边人也想下乡。大都市圈的发展，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资金、人员，特别土地从什么地方来？这个我们必须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解决集体土地入世，宅基地流转、小产权房能否和如何合法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好的话，我以为这将是中国下一步增长潜力最大的领域。
第二，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重点是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铁路、金融等领域放宽准入，降低能源、物流、通讯、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降成本的同时能够带动这些领域中有效投资的增长。
第三，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重点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
分配洼地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潜力是更大的。同时，如果他的消费提升了，他的人力资本也可以提升，所以是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也在增加供给。我想也是三个领域：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这个对宏观经济的意义就在于，它有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第二，农民工进城要给他们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住房消费，因为有些研究所显示，如果他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很多消费就跟着来了，而且这批人是中国下一步，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潜力最大的一个部分。
最后，我们现在讲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应该转向医疗、养老、教育、设备、基础研究等短版领域，这些领域其实也是需要搞基建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搞基建的话，应该把这些领域中间的基建放在优先位置。我还要特别强调指出，要加大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力度，以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升全社会，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