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公开发表在《经济学家》2021年第3期。通过此文排版，我探索出了一个将公式插入微信文章中的方法，而且找到了将图件高清晰化的诀窍，想了解者可加关注交流。
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提高精准度。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西部地区内部南北经济分化的形成，从空间、产业和增长动力三方面剖析了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形成的一般原因，并运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起始点为2010年，西北地区增长极的发育相对不充分、产业结构过于趋同以及增长动力相对不足导致了西部的南北经济分化格局。夏普利分解的结果显示，消费对于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贡献率最高。基于上述发现，促进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应聚焦于提振内需、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极培育、统筹产业规划和经济合作等方面。
关键词： 经济分化；南北差距趋势演化；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1）00—000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愈来愈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地区在既有的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国内国际有利的发展环境下，迅速发展为中国的经济高地，而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则发展相对缓慢。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部署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开始从战略与规划层面着手安排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新世纪初，东、中、东北、西四大板块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份额分别是53.44%、19.15%、9.9%和17.51%，2019年相应数值变为了51.87%、22.20%、5.10%和20.82%，中西部地区所占的经济份额有所提升，东部与东北地区的份额下降，但总体上的区域发展差异仍比较悬殊。除了板块间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外，板块内部的发展差距也逐渐浮现，区域内部差距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依然突出”①。自2000年以来，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2000年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间的GDP总量差距为4639.89亿元，2019年扩大为39249.6亿元，年均增长11.9%②。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是何时开始的？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许多省份属沿边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③，解决好西部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于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加强边疆地区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西部地区覆盖12个省级行政单元，其经济总量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人口总数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解决好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问题是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关键之一。再次，2020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对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进行定位和解释是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学理基础。最后，西部地区是中国面向中亚、欧洲开放的新窗口，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陆对外开放前沿。在国内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内部的协调性直接决定了其对外开放的质量与效益。因此，本文对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进行分析，识别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起始点，探讨分化形成原因，并利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进行贡献率分解。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属于区域发展差距的范畴。关于区域差距的研究层出不穷，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区域差距产生的原因，其中最常见的是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分析区域差距的产生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为研究经济增长和分化确定了一个基本框架。王小鲁和樊纲分别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变革和结构变化五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发现各地要素配置和流动的差异以及制度环境的差异主导了地区差距的总体趋势。[1]孙久文和夏文清从区域战略、产业结构和基建外部性等层面考察了中国区域差距变化的原因，其中区域战略和基建都可从投资层面进行解释。[2]汪晨等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结构变迁与区域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结构变迁会导致区域不平等的上升，其中由服务业所引致的区域差异比重在不断扩大。[3]魏后凯等的研究指出，投资下滑、人口流失和产业结构缺陷造成了中国南北差距的不断扩大。[4]另外，有些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管卫华等发现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下，各要素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短期，区域差异主要由就业和投资决定，但要素差异与区域差距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在中长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十分明晰。[5]孙晓华等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法考察了市场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贡献，发现市场化改革的不同步是造成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6]张鹏飞等从地方主政干部的历史来源这一角度解释了福建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差异，不难发现这仍属制度性因素的一部分。[7]从制度性因素研究经济增长分化的还有任保平和李梦欣，他们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制度供给不完善、技术识别差异和路径扩散共同导致了地方经济增长分化。[8]邓仲良和张可云在空间经济学的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分异，发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主要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三方面的匹配度。[9]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对于区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倾斜，目的是培育全国性增长极，以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板块之间的区域差异。从这一层面来看，区域之间增长极的差异同样可以引起经济分化，这一点在已有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10]梳理已有文献不难发现，在考察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时，制度背景、产业结构以及资本等要素投入往往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为我们分析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提供了基本研究思路。但由于以往研究通常是在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框架下分析区域差距，在这一尺度下，地区间在诸多属性上的差异为区域发展差异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切入点。而就西部地区来看，其内部各地拥有基本相似的制度和政策基础，最大的不同在于省份间的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结构。因此产业结构将是我们分析的重点，而制度性因素则不做过多论述。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孙久文在研究中国区域空间的基本形态时从投资、消费两方面分析了省级发展差异的形成。[1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各地区要合理分工、优化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2]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化已经使其高质量发展受到掣肘，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产业结构趋同也纳入到分析范围内。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分析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过程并识别起始点，其一是对比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变动趋势，其二是运用偏离—份额方法分析西南西北竞争力分量和结构分量的相对变化。除了要回答西部地区的经济分化何时以及为何产生以外，我们还要剖析究竟是何种因素主导了这一分化过程。本文参考孙晓华等（2015）的做法，利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在回归方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进行分解，以考察产业结构以外的因素对经济分化的贡献。类似一般区域差异的相关研究，我们通过过程分析确定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起始点。本部分所使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地区间增长动力的不同最终会演化为区域经济差距，增长动力的直接体现就是增长率。因此，地区间增长率的相对变动趋势可以反映地区间经济分化的趋势，这为确定地区间分化起始点提供了可能性。图1展示了2001-2019年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发展趋势对比④，在2009年以前，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率始终高于西南地区，而2009-2011年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率差距并不明显。但自2011年开始，西南地区的增长率开始明显高于西北地区的增长率并持续至2019年。根据增长率的对比可以初步判断，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分化起始点应在2009-2011年之间。就经济总量而言，二者间的差值在2010年之前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变动趋势，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走势也基本平行，但在2010年之后，两地区的经济总量差值逐渐增大，经济总量走势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区别，西南地区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而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则趋于平缓。结合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对比分析，可以初步确定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起始点在2010年。
图1 2001-2019年西南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对比
（二）偏离—份额分析
仅用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来确定经济分化起始点过于粗略且缺乏稳健性，为此我们引入偏离—份额分析方法，根据西南和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的变化对分化点精准定位。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由Daniel Creamer于1943年提出，[13]其核心思想是选定标准区域后，将特定区域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经济总量变化分解为总体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据此来评价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14]同时，根据连续时期内产业结构偏离增率和竞争力偏离增率的相对变化，判断特定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的动态发展趋势，以此分析区域经济分化的起始点。基于此，本部分利用GDP和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以西部地区作为标准区域，分析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一般来说，可以从绝对增量和增率两方面建立偏离-份额分析式。结合研究需要，本文采用后者构建的偏离—份额分析式如下：
式中，和
分别表示i地区的总增率、西部地区份额增率、产业结构偏离增率和竞争力偏离增率，和
分别表示i地区从t期到t+1期的西部地区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和
分别表示i地区的j产业在t期和t+1期的增加值；
和
分别表示西部地区的j产业在t期和t+1期的增加值；
和
分别表示西部地区的所有产业在t期和t+1期的增加值加总，也即t期和t+1期的GDP。
若，则说明i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慢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长速度，i地区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劣势），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堪忧）。同时，以产业竞争力偏离增率为横轴，产业结构偏离增率为纵轴，可以在四象限图中找到每个地区的准确定位，从而了解各地区在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若综合多个连续时期进行分析，则可清晰地判断各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的动态发展趋势，从而解释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
图2-图4展示了各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在各时期的分布。图中不同标记代表不同地区。我们将2000-2019年划分为19个时期，图中的标号1代表2000-2001年，标号2代表2001-2002年，依此类推，标号19代表2018-2019年。图中的虚线代表，即，虚线右上方代表，即，虚线左下方代表，即。
图2 西北和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散点图
图2展示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在各个时期的分布。可以看出，2001-2010年，一方面，西北地区有8年处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优势状态，且除2009年外，其他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均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以2005、2006年最为明显，分别高出3.95和3.0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西南地区有8年处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劣势状态，且除2009年外，其他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同样以2005、2006年最为明显，分别低了2.48和2.0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1-2010年，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西南地区（2009年除外）。2011年，产业结构优势逐渐由西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低于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状态发生逆转。2012-2019年，西北地区陷入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劣势状态，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西南地区过渡到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优势状态，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均以2015、2017和2018年最为突出。
注：◆为内蒙古，■为陕西，▲为甘肃，×为青海，+为宁夏，○为新疆。图3展示了西北地区各省市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在各时期的分布。虚线的右上方聚集了较多标号在10及其以下的点，表明在2001-2010年，西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虚线的左下方聚集了较多标号在10以上的点，表明在2011-2019年，西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注：◆为广西，■为重庆，▲为四川，×为贵州，+为云南，○为西藏。
图4展示了西南各省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在各时期的分布。虚线左下方聚集了较多标号在10及其以下的点，表明2001-2010年，西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虚线右上方聚集了较多标号在10以上的点，表明2011-2019年，西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各个省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优劣势地位的发展演变，使得在2010年左右，西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而西南地区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则开始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发生反转，因而导致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分化的出现和延续。因此，结合前文对经济增长率和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的分析，最终确定2010年为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起始点。
在外部环境一定的情况下，区域内部出现分化的原因可以从空间、产业与增长动力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本部分从增长极、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三个方面探寻西部南北经济分化形成的一般原因。
现阶段，最典型的区域增长极是城市群。目前，国务院共批复了10个国家级城市群。其中成渝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位于西南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⑤、兰西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位于西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南北经济分化是否由增长极——城市群间的分化引起？该问题的检验思路如下：首先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拆分为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两部分，然后分别对比两地区城市群部分和非城市群部分的经济变动趋势。若仅有城市群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而非城市群区域无分化或分化不明显，则可说明西南西北地区的增长极分化造成了西部地区的南北分化⑥。
图5 2000-2018年西南与西北地区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区域对比
图5展示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城市群区域与非城市群区域的发展差距对比。首先，相较于城市群区域，西南与西北地区非城市群区域的经济变动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一致，仅在2012年后出现了一定分化，在2017年后分化趋势逆转。而西南西北城市群区域的经济分化自2007年左右就已经出现。更重要的是，城市群区域的分化趋势与西南西北的总体分化趋势一致，而非城市群区域的对比则并未表现出与西南西北总体变动一致的趋势。其次，城市群区域的GDP总量要远远高过非城市群区域，这也意味着城市群区域的经济变动趋势将是其所属地区总的经济变动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可以认为西部地区南北增长极即城市群的分化影响了西部地区的南北经济分化。
高质量发展是西部地区的必由之路，高质量经济的特性是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协同、互为需求的产业活动。[15]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决定了资源型产业将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省份在主导产业选择时均围绕资源做文章，这造成了近年来西部地区部分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过高的产业结构趋同度会导致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丧失。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不同地区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16]，当区域内部各子区域的产业结构过度相似时，产业内部的过度竞争将使区域整体的经济布局偏离最优解。此外，相似的产业结构会弱化区域在交易市场的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进而使区域整体竞争优势丧失，经济发展滞缓。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从产业高质量发展层面探讨西南西北分化的原因。基于比较优势，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度越高，经济越偏离高质量发展。在衡量产业结构趋同程度时，所使用指标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该指标的计算方式如下：
|
（6）
|
（6）式中，i和j代表地区，n代表某产业部门，
代表产业n在地区所有产业中所占比重，通常以产业增加值或从业人员数计算。数值越大，代表i和j两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越相似。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计算了2003年至2017年西南与西北地区内部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所用指标为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由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虽然西南和西北地区都存在某些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的现象，但就绝对值来看西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总体上要高于西南地区。2003-2017年间，西北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平均值约为0.925，西南地区的该数值约为0.846。第二，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西南和西北地区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前者呈现下降趋势，后者则不断上升。2003-2007年间，西南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年均下降2.1%。而西北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平均值年均上升0.48%。第三，西南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有两个比较大的波动。第一个出现在2017年，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出现了明显的大幅度下降。第二个则恰好出现在分化起始点2010年。2010年之前，西南地区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变动趋势不明显，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平稳推进的态势。但2010年几乎所有省份间都出现了产业结构的去相似化。而西北地区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则在2011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向上跳跃⑦。总体来看，西北各省份间的产业结构过于趋同，而西南地区各省份间则呈现出错位发展的态势，避免了内部的过度竞争。与西南地区相比较，西北地区的发展质量不高，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二者间的经济差距遂随之扩大。作为传统意义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相对差距直接反应地区增长动力差距，对于地区经济分化的贡献也最为直接。为在宏观上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产生的原因有一个直观的观察，分别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进行分析。图6展示了2000-2019年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的差值变动趋势，在2008年左右西南与西北地区在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方面的差值就开始上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净出口总额差值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跃进，且在2008年后西南地区的净出口总额便一直高于西北地区。同样地，西南与西北地区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在2008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扩大。相对而言，西南与西北地区间的消费差距变动相对平缓，仅在2009年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扩大，西南地区的消费总量一直领先于西北地区。
图6 2000-2019年西南与西北地区增长动力对比
总体来看，西南和西北地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分化均出现在分化起始点2010年之前，西北地区在2008年后的增长动力缺失使得其与西南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尽管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净出口总额的相对差距变动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次之，但由于各因素的数量级差别巨大，难以分离各因素对于西部南北经济分化的具体贡献，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使用分解方法对经济分化按各因素进行分解，以量化其各自贡献度。在导致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诸多因素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每种因素的具体贡献是多少，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这是完善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政策的前提。基于此，我们构造了关于经济分化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探究不同要素对西部地区南北分化的具体贡献。在本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将西部不同地区视为不同个体，其经济总量GDP视为结果变量，考察不同要素对于西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度。夏普利值分解的前提是构造回归方程，将对地区差异具有影响的因素纳入到回归方程中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夏普利值分解以确定所感兴趣的各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总体贡献。为此，我们构造了方程（7）和（8）。
式（7）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y为地区生产总值，consumpt、invest、export和fdi分别代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净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前三个变量分别代表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投资和出口。考虑到早期对外经济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将该指标纳入到回归方程之中。x为控制变量的集合，涵盖了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包括铁路运营里程、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货运总量。为了便于分析，所有变量均作了无量纲处理。
和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方程（8）是（7）的差值形式，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替换为了各指标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差值。方程（7）和（8）分别考察了各因素对于西部地区总体的经济分化和西南西北两大区域经济分化的影响⑧。
表1 夏普利方程OLS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1汇报了方程（7）和（8）的估计结果，其中面板A的分析对象为西部地区各省级行政区，就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来看，消费对于各省份的经济总量影响最大，其次依次是FDI和出口。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所有变量后，固定资产投资的估计结果不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各省份的某些特征存在相关性。⑨净出口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可能与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有关。面板B为差值回归的估计结果，直接考察了各要素对于西南西北经济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西南和西北地区在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两方面的差距与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差距的方向相一致，这与本文一般原因分析中的结论相吻合。但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估计符号为负，说明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差距越大，二者间的总体经济差距越小，该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差值的变动趋势有关。与消费差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差值的持续上升态势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差值在2014年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⑩。在表1面板B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西部地区的南北经济分化进行分解，计算出所关心的各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差距的具体贡献，以把握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寻找破解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促进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解决方案。此处使用Shorrocks（1982）的夏普利值回归方程分解法对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进行分解。[17]夏普利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夏普利分解
|
夏普利方程
|
方程（8）
|
|
因素
|
夏普利值
|
贡献率
|
|
消费
|
0.152
|
15.18%
|
|
固定资产投资
|
0.149
|
14.89%
|
|
净出口
|
0.034
|
3.44%
|
|
外商直接投资
|
0.123
|
12.31%
|
|
控制变量
|
0.541
|
54.18%
|
|
分组分解
|
夏普利值
|
贡献率
|
|
消费
|
0.309
|
30.93%
|
|
投资
|
0.307
|
30.75%
|
|
净出口
|
0.068
|
6.76%
|
|
控制变量
|
0.315
|
31.55%
|
分析表2结果不难发现，消费对于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贡献率均位于各核心因素的首位，其后依次是固定资产投资、FDI和净出口。在分组分解的计算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块”的形式合并为投资进行计算，结果仍然显示消费是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主要贡献因素。综合本部分分析和一般原因分析来看，西北地区的消费乏力是造成其经济发展落后于西南地区的重要原因，最终演化成目前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空间格局。本文分析了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起始点以及可能引起分化的原因。初步分析发现，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起始点出现在2010年。偏离—份额分析的结果显示，2010年之前，西北地区基本处于较为明显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优势地位，但2010年之后则在较多年份陷入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双劣势的发展困境，而西南地区则恰好相反，最终证实2010年是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起始点。造成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西南与西北地区的增长极即城市群存在明显的差距。二是西南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有着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三是西南西北增长动力存在差异，在以“三驾马车”为增长动力的分析中发现，西北的增长动力处于全面落后状态。夏普利分解的结果显示，西南和西北地区间的消费差距对二者间总体经济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总是要体现在具体的空间，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解决好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分化对于实现中国总体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促进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释放西北地区消费潜力。就西部地区经济分化的分解结果来看，消费对于总体经济分化的贡献率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说明相对西南地区而言，西北地区的消费水平较为落后。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高于西南地区，表明西北地区不是无法消费，而是消费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鉴于此，可通过税收、补贴等方式提振西北地区的消费活力，扩大西北地区的消费总量，由此产生的内需拉动作用将有利于缩小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差距。（2）大力推进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西北地区一方面应积极破解产能过剩局面，提高能源资源型产业的绿色开发、高效利用水平，注重增长质量，持续推进传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应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引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产业，同时依托西北地区的特色优势，重视发展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提高产业竞争力。（3）加大对西北地区城市群的扶持力度。解决西南西北经济分化的重点应放在解决西北城市群增长动力不足上面。具体来说，将资源集中在优势地区以获得最大发展效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低附加值、低效率产业，培育高附加值、具有产业链深度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4）统筹西北地区产业规划。西北地区各省份间过度趋同的产业结构使得区域间的合作空间受到挤压，且会造成在外部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下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西北地区各省份间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统筹进行产业规划。其中的关键是要发挥政府的统筹能力，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5）加强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西南和西北地区虽位分南北，经济发展面临不同的资源约束，但同属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受到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政策的指引，从而存在较多可能的合作机会和可以相互借鉴的发展经验。为此，西南和西北地区应注重从省级、城市群、都市圈、城市等多个空间尺度加强合作互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研究的空间尺度不够细致，若能从更细的空间尺度下就西部地区南北经济分化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此外，尽管西南和西北地区具有相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背景，但其内部各省份可能受到不同的更为细致的政策的影响。因此，数据化各地区的政策背景并将其纳入到区域发展差距的研究中也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洋志，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孙鹏，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颖，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①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0年5月17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05/17/content_5512456.htm。②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空间尺度对应，本文研究对象为西部12省份，其中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陕西省，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③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1月3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④差值数据由西南地区相应指标减去西北地区相应指标而得（下同）。所用GDP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做了平减处理。⑤北部湾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覆盖了部分西部外的地区，在进行分析时，上述地区予以剔除。⑥西部地区的五个国家级城市群的批复设立时间均在2016年之后，但我们认为各城市群所辖城市在2016年前的指标对比仍具经济意义。原因在于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往往在城市群正式获批之前就早已存在。⑦即使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调整的影响，西南与西北地区的变动趋势仍然呈现相反的态势。⑧由于夏普利回归方程分解法不适用于引入固定效应的回归方程，因此方程（7）的估计结果无法直接进行夏普利分解，但其估计结果可以视为方程（8）的稳健性检验并提供一些基本的分析证据。⑨在不引入地区固定效应时，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⑩净出口差值存在相似的变动趋势，这可能是导致其系数估计值不再显著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王小鲁，樊纲.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04(01): 33-44.
[2] 孙久文，夏文清. 区域差距与亟待解决的问题[J]. 改革. 2011(06): 48-53.
[3] 汪晨，万广华，张勋.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1978～2016[J].管理世界. 2019, 35(06): 11-26.
[4] 魏后凯，年猛，李玏.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05): 5-22.
[5] 管卫华，林振山，顾朝林.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原因的多尺度分析[J]. 经济研究. 2006(07): 117-125.
[6] 孙晓华，李明珊，王昀. 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06):39-55.
[7] 张鹏飞，李国强，侯麟科，等.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再反思:历史起因与演化逻辑[J]. 经济学(季刊). 2018, 18(01): 151-166.
[8] 任保平，李梦欣. 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地方经济增长分化的理论解释[J]. 经济学家. 2017(10): 31-41.
[9] 邓仲良，张可云.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异为何存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解释[J]. 经济研究. 2020, 55(04): 20-36.
[10] 刘瑞明. 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J]. 经济研究. 2011, 46(S2): 16-27.
[11] 孙久文.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与演变趋势[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1): 26-61.
[12] 习近平.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求是. 2019(24): 4-9.
[13] CREAMER D. Shift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National Resources[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14] 张可云，张颖. 不同空间尺度下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J].经济地理. 2020, 40(07):1-11.
[15] 杨虎涛. 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J]. 学术月刊. 2020, 52(04):35-44.
[16] 蔡之兵.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形成路径：基于区域优势互补的视角[J]. 改革. 2020(08): 132-146.
[17] SHORROCKS A 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J]. Econometrica. 1982, Vol. 50(No. 1):193-211.
[责任编辑：肖磊]
微信号：zkevind
Email：zkeyun@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