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为编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供了依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的最大亮点。

一、“双循环”是中国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重大战略抉择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国际大循环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基本涵义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外市场。引进国外的资金和资源，包括管理和技术，将产品生产出来销到国外。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刚刚起步，所以外贸依存度还比较低。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到10%。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外贸依存度提高意味着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的提高，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也就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国际市场的扩大增加了就业，提高了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沿海地区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说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高外贸依存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获取巨额利润，但核心技术尤其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尖端技术不会转移到中国，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或全球价值链的末端，也就是说技术、核心零部件在国外，然后到中国组装，利用国外企业的品牌在国外销售，中国赚取的只是加工费，虽然国外市场到处是中国制造，但中国获取的价值不足50%。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国外的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到中国加工后再出口，赚取的仍是加工费，但牺牲的是环境，占用的是土地资源。在经济欠发达阶段，这些都是无奈之举。越过这一阶段之后，必须走创新驱动之路，应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与此同时，国际上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出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和产业，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并动用各种手段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美国更是“明火执仗”打起了贸易战。虽然，我们不能放弃国际市场，并要不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但应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可持续，而且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国人民。因此，双循环不仅是中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重大举措，也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战略抉择。

二、不断扩大国内需求，优化国内需求结构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继而波及全世界，但中国却是“一花独放”,原因是中国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战略举措，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内需求不断扩大，虽然国际市场受到较大冲击，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但经济增长继续维持高增长。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201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下降至32%，已经转换到以国内需求为主，但是国内需求主要还是以投资需求为主，“十四五”时期要从主要靠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为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1998年，东南亚货币危机当时就预测到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额将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扩大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的扩大并不容易，扩大消费需求第一要靠收入水平的提高，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当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受到了制约，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有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农民工要求的报酬很低，企业可以以很低的报酬标准招到农民工。第二受到消费结构的制约，中国当时的城镇化水平不到40%，也就是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很低，农民工在城市挣的钱主要用于盖房和节日消费。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全球需求萎缩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提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是国内消费需求依然乏力，不得不采取扩大投资需求的措施。中国推出了4万亿元投资举措，大搞“铁公基”，就是铁路、公路、城市基础设施，效果比较明显。所以在2008年美国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是靠投资需求来拉动的。

2018年，发生了中美贸易战，又对中国的外贸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此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超过60%。1978—200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呈上升趋势，从10%提高到60%多，此后逐年下降，201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30%多，已经转换到以国内需求为主，但是国内需求主要还是投资需求。未来，要从以投资需求为主逐步转向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一定要提高劳动力的报酬。消费需求受制于收入，因为收入决定消费，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的话，要扩大消费需求也是不现实的。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同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的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扩大内需，扩大消费需求，一定要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水平。

很多学者认为提高劳动者的报酬会增加产品成本，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劳动力成本到底在产品成本里面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占很低比重的话，提高一点不会影响国际竞争力。比如中国生产的打火机，零部件很多，在欧洲单价为1欧元，欧洲人都认为太便宜了。也就是说，提高劳动力的报酬，不一定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力成本过低，导致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相互压价。不能以劳动者低报酬作为中国的优势，这样对中国的劳动者是不公平的。

结构性因素阻碍消费需求的提高。1998年，因为农村的消费结构和城市消费结构不同，农民工挣了钱主要用于盖房子。最早盖平房，黏土砖加木料，基本上不需要工业品，现在盖二层楼、三层楼需要一些钢筋和水泥。农民盖了很多房子，但是不消费文化用品，服装买得也很少。城市的消费主体是妇女和儿童，服装是主要消费，但农村不是这样，这就是消费结构的差异。要扩大消费需求，一定要提高城镇化水平。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2009年超过了50%，2018年超过了60%。但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消费需求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很多农民工的家属在农村，还要在农村盖房子。他没有把全家转移到城市来，是因为他的收入不足以养全家。马克思说，劳动者的合理报酬应该包括他本人的消费支出、抚育子女的支出、自身教育和子女教育的支出，要把这些支出都算进来，他的报酬才是合理的。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他把全家都搬到城市来，他的工资报酬养不了全家，别说去买房子和其他消费了。

2007年，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后来改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就是让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社会福利。有人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把户籍迁到城市，但农民工现在不太想转户口，因为户口转到城市也养活不了全家，不但买不起房子，甚至也租不起房子。另外，在农村还有各种权益，宅基地、承包地，还有各种补贴。改变户籍并不是很重要，更加重要的是提高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如果农民工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有很大提高，他愿意把全家搬到城市来，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收入的大部分将用来消费。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也很低，因为中国人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确实存在观念问题，喜欢节俭，有旧衣服不穿新衣服。但是更多的人存款是为了子女上学、养老、保障医疗开支。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所以要存钱。现在储蓄存款很多，即便是收入很低的农民工，也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要存款供子女上学。现在M2很高，M2是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现金的总和。定期存款占比很高，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意愿不强，把钱存到银行去了。不仅个人消费意愿不强，连企业的投资意愿也不强，有了钱存到银行或去理财，很多企业发现理财比投资风险更小，所以把钱转来转去，本来用于搞实业，建工厂生产产品，后来把钱拿去搞金融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金融行业赚钱，其他行业都不赚钱，企业投资意愿不强，老百姓的消费意愿不强，国内需求如何提高？当前理财报酬率较高，意味着资金价格高，市场上资金供给不足，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需要通过理财取得所需资金，所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通货紧缩，资金价格才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才会提高，应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国内资金供给。“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不能走美国的路，全民搞金融，搞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要靠金融来支持，资金价格不能太高，融资成本不能太高。

三、修复国际供应链，构筑国内供应链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比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未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主趋势，应通过“一带一路”，提高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加强国际区域合作与国际次区域合作，拓展国际新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供应链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复工复产，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但国际订单有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依托的是国际供应链，疫情暴发肯定引起国际市场的萎缩。另外，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产业，有很多需要国外的零部件配套，他们能不能及时生产出来？能不能及时运过来？都要有足够的认识。如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了，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定单减少了，即使劳动者到位了，生产出来怎么运出去？卖给谁？外部的零部件运不进来，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卖不出去，因此外贸和经济增长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国际供应链受到冲击或者出现断裂，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外向型产业要采取对策，一方面修复国际供应链，另一方面由外向型转向内向型。通过构筑国内供应链，扩大国内市场。原来国外配套的零部件能不能在国内实现配套？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能不能面向国内市场？一方面，生产的产品由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与中西部的供应链进行对接。中国有14亿人，这是一个大市场，过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产业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如果中西部需求市场扩大的话，供应链应面向中西部来构建。

作者简介：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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