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黄河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围绕如何统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

■济南百里黄河风景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您认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新时代黄河治理有哪些重要变化？

杨开忠：治理黄河，除害兴利，是极具挑战性的伟大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夙愿。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筑牢美丽中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大江大河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原因，黄河流域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低谷和高碳区域。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带动流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同时将有力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更好地保护地球美丽家园。此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可以更好地弘扬黄河文化，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更好地发挥黄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黄河治理不断与时俱进。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相对过去，新时代的黄河治理最重要的变化是方针的转变。过去，黄河治理建设方针是保障工农业生产。1964年，周恩来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1984年，原国家计委批复的《修订黄河治理开发规划任务书》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今后的治黄建设，要“使黄河水沙资源在上中下游都有利于生产”。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黄河治理要坚持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活的河，使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所指出的：“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哪些因素突出制约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杨开忠：观察和分析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要立足流域内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黄河流域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生态多样、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经济社会发展已严重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要从生态耦合、空间耦合、时间耦合三维框架来揭示制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因素。

黄河流域水资源较为匮乏。“水”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的短板、瓶颈。据统计，黄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905立方米，亩均水资源量381立方米，分别是全国人均、亩均水资源量的1/3和1/5。为缓解黄淮海流域的缺水矛盾，国家着力实施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给水，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短缺的问题。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作为我国“能源流域”，黄河流域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相对集中，经济物质代谢模式长期局限于“资源—产品—废物”直线型上，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矛盾突出。因污水排放量增加，水生态破坏、水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黄河流域空间格局低效。相对长江流域来讲，黄河流域远离东亚经济地理中心，黄河中上游地区更是深处欧亚大陆腹地，对内对外空间交往成本相对高昂，缺乏规模经济，难以有效发展。

黄河流域资源和投资驱动不足。黄河流域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初级资源和投资驱动，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经济活动相对集中。受观念、规模经济、转换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局限在传统路径上，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适应全国创新驱动发展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您认为未来应该从哪些方面着力？

杨开忠：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与自然共生的主体自然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突破行政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打开一体化的战略视野，共抓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树立流域系统观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理思路，更加注重基于流域系统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要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首先，以水定性质和功能。调整有利于生产的用水战略，留足生态用水，优先保证生活用水，控制生产用水。加强农业节水，着力发展水循环经济，建设高质量节水型社会。其次，以水定发展区位。打破黄河流域核心—边缘地区间水资源分配的低效路径依赖，回归人随水走、逐水而居的高效路径，促进形成高效可持续的空间格局。最后，以水定发展体量。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实施生态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要加快建设黄河流域能源互联网。抓住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历史机遇，打破对化石能源的路径依赖，发挥黄河流域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优势，加快建设以智能电网为基础、特高压电网为关键、清洁能源为根本的黄河流域能源互联网，打造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引擎”。

要推进别具一格的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支持黄河流域优先布局国家级创新基础设施，积极建设黄河流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提升黄河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包括独特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在内的资源转化能力。将经济物质循环代谢纳入创新维度，优先支持纳入经济物质循环代谢的创新计划，努力建设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基地，确保实现经济物质代谢向循环模式转变。

要实施信息网络强河战略，加快黄河信息带建设。把信息网络化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优先位置，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传统产业信息网络化改造和信息网络产业发展，建设信息黄河、智慧黄河。同时，把流域减灾防灾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加快构建智慧流域防灾减灾体系。

要推进流域经济深度一体化、全球化。首先，构建便捷高效、互联互通的流域交通体系。统筹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上游地区注重补齐交通短板，中下游地区注重大通道和枢纽建设。通过优化运输结构，缩短流域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时间距离，强化流域内以及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其次，实现流域内制度一体化，打破有形和无形障碍，消除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和空间上的合理集聚，以形成紧凑型高效城市群和紧凑型流域生态经济带。最后，在三江源水源涵养区、陕甘渭河跨省流域上下游、沿黄九省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省内流域等生态补偿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发展水权、开发权、排污权交易市场，增收生态补偿税，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形成流域内全面、统一、公平、高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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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