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近日推出特别策划《新格局 新动力——经济之声对话经济学家》。针对当下财税热点焦点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接受了总台央广记者的专访。

01  财政风险对冲其他风险取得阶段性成绩

央广记者：2020年中国经济年度“成绩单”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应该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撑，在各项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打头阵”“挑大梁”。回过头来，2020年我们提高了赤字、扩大了债务，用财政风险对冲其他风险的目标实现了吗？

刘尚希：面对疫情这一公共卫生风险以及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勇于担当，发挥其对冲风险的基本职能作用。我们不能只看到赤字、债务提高了，财政风险扩大了，而是要看到，财政风险尽管有所增大，但是疫情的风险、经济的风险、社会民生的风险被对冲了。

从整体来观察、从宏观来看，我们国家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防控，为经济不断复苏提供了更确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显然是走在前面的，近期出炉的年度“成绩单”就是一个有力证明。这对中国来说，赢得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先机。

02  宏观政策调整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央广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如何处理好2020年这一特殊之年与2021年这一“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政策过渡问题？

刘尚希：我觉得还是一个字，要“稳”。但是“稳”也不是一点都不变，还是要根据“十四五”要求在开局之年做一些优化调整，“转”还是必要的，只是不能太急，更不能打乱预期。

为了稳定社会预期、市场预期、消费者预期、投资者预期等各类行为主体的预期，一些阶段性政策安排要尽快明确退出的时间表。稳定预期应该摆在政策调整和完善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要充分考虑到对相关主体预期的影响。如果政策预期不明确，比如企业就很难进行下一步的安排，就会陷入观望等待之中，就有可能耽误时间，经济的内生动力就起不来。

另外，还要把政策的调整与完善跟改革措施结合起来，最好把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镶嵌到相关改革方案当中，以改革作为引领，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我们常说政策有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就是建立在体制基础上的。如果说体制基础良好，那么政策的传导性就相对较好，政策发挥的作用就相对好一些。从这点来看，我们要把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寓于改革方案之中，把短期和长期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预期。 

03  过“紧日子”最有可能推动相关改革

央广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年要继续过“紧日子”。所以过“紧日子”已成为一种常态了？

刘尚希：政府过“紧日子”，我认为这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倒逼出来的一条措施。这个措施应当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我认为这条措施是最有可能推动相关改革的。

疫情冲击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冲击了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有些地方出现断崖式下降，毫无疑问，收支缺口就扩大了。收支缺口扩大，可能大家会想到我们可以增加赤字、多发债，当然这是弥补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是赤字、债务的扩大，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没有成本的，更不是没有风险的。我们要把财政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从这点来看，我们不能一味地、毫无顾忌地去扩大赤字、债务，还是要在调整支出结构上下功夫，不能敞口花钱，要让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要花的有效果。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强调预算绩效。预算绩效既有宏观的绩效，也有微观的绩效。从宏观上说，我们要把钱分配好，比如科教文卫、产业创新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支持，那么如何在这些大的领域、部门之间把资金配置好，就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最终会反映到治理效能上。在资金得到合理配置的前提下，如何让每一笔钱在每一个项目上花好，这又涉及到微观的绩效问题。宏观的绩效、微观的绩效都要做好，这样才能算花钱有效果。微观有绩效不等于宏观有绩效。

政府过“紧日子”不仅仅是口号，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来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调整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背后，实际上是要倒逼政府转变职能，把政府该干的事情干好、不该干的事情彻底不干。

04  财税和金融是“连裆裤”不可分割

央广记者：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表述，叫做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这个新表述背后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

刘尚希：单从表述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新表述，把财税和金融放到一起来说。我的理解是，财税和金融本来就是一体的，过去学界有一个说法，说财政金融是“连裆裤”，财政和金融是“连裆裤”的两个裤腿。

国债收益率曲线为资本市场的定价提供基准，财政的金库由央行代理……这些例子都说明，财税和金融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就像“连体”的一样。所以，无论是财税还是金融，都不能过分强调各自的独立性，否则不利于财税金融政策形成合力。

效率导向、市场导向毫无疑问是金融需要从大方向上去考虑的，公平导向、社会导向则是需要财税从整体上去把握的，两者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内生动力，既要提升效率，也要促进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所以需要财税和金融共同发挥作用。

05  新型城镇化要破解“群体性差距”难题

央广记者：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提到推进新型城镇化，并且点明“新型城镇化”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核心”。我看到您近期发表的一些观点，您对“群体性差距”还是比较担心，如果不解决好，可能会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对吗？

刘尚希：“群体性差距”是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农民工这一群体，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将近3亿人。“农民工”这个概念表明，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他们在城市里不能享受到同城待遇，他们的收入偏低，这对共同富裕，以及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说，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障碍。

从需求侧来说，我们要扩大内需，但这个群体规模庞大、收入却不高，扩大内需就会受到制约。再从供给侧来看，创新要建立在创新生态的社会基础之上，但是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在能力上存在鸿沟，这就会阻碍创新社会生态的形成。

我们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壮大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解决“群体性差距”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当然，这个问题解决的难度也非常大，牵涉面非常广，既牵涉到政策，也涉及到城乡分治体制机制。

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那就要着力抓住“群体性差距”这一问题，缩小群体性的收入差距，缩小群体性的能力鸿沟。鸿沟缩小了，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循环才能畅通，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这样的良性循环才会形成。

作者简介：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尚希观察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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