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21年5月8日，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兼副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受邀参加“2021首届中国国际消费高峰论坛”，并做了题为《拥抱消费驱动时代》的总结讲话。本期【专家成果】将推出郑新立主任的讲话全文，感谢郑主任的分享！

经过一天热烈讨论，各位领导、专家、企业家围绕如何发挥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献计献策，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概括，有以下八个方面的精彩观点和收获：

第一，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写入十九大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发表 《共产党宣言》距今已有173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能力，社会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森同志在发言中，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目标，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个阶段，围绕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的目标，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第三个阶段，将围绕实现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的具体任务相结合，产生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需要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来扩大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自由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兴趣和潜力，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目标和保障，只有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自由发展包含在全面发展之中，全面发展较之自由发展具有更多的内涵。因此，十九大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对《共产党宣言》关于人的自由发展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坚持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迅速提高人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健康水平，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14亿人口的人力资源优势，既可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又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刘森同志的发言，从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强调了当前加快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满足人民对教育和健康需求的重要意义。这是本次论坛的第一大成果。

 第二，从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历史经验看，最终消费率的提高正处于一个长周期。改革43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经历了前30年缓慢下降、近10年逐步提高的过程。当前的最终消费率与改革初期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如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在90%左右，我国目前仅为53%左右，提高最终消费率，还有很大空间。从2010年开始，由于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消费率不断提高，投资率则不断下降，预示着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驱动的时代到来。今后十几年以致到2050年前，我国最终消费率都会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改革开放40多年，第一个十年我们把消费资料生产搞上去了，第二个十年我们把生产资料生产搞上去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把基础设施搞上去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把服务业也搞上去了。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基本完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进入一个缓慢提高的长周期，不会再出现大的下降，这是一个客观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扩大消费的重点要放在服务消费上。刚才魏天顺同志讲，今后要扩大软消费，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软消费就是服务消费。昨天黄海同志讲，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消费总额的67%，中国占50%，预计2021年我国市场商品零售总额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包括服务消费在内的消费总额，商务部预测到2035年才能赶上美国。服务消费将成为未来我国消费的增长点，包括旅游、保险、法律、信息、教育、医疗等，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18%，购买保险的支出占GDP的13%，而我国的这两个比重仅为5%和3%。所以，未来消费的增长主要应当靠服务性消费的增长来拉动，服务业发展蕴藏着巨大商机。

第三，未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主要是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数字型消费。马克思把人类消费的升级，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三个类型。当前，我国生存型消费已经得到满足，生存型消费为主的阶段已经过去。紧接着就应进入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为主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信息、金融、法律、咨询等产业将进入快速增长时期。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型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方式并迅猛增长。2020的新冠疫情，成为数字型消费的催化剂。云商贸、云教育、云签约、云服务和线上会议、网店等数字经济出现跨越式发展。凡是能够把传统生产、流通、消费活动搬到网络上来进行的，都能获得意料不到的成效。随着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新的经营模式和消费方式将大量涌现，极大地提高社会效率，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

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制约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和农村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久前，在周志兴同志主办的南京溧水发展论坛上，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把土地出让金转变为乡村振兴的强大杠杆——从去年土地出让金收入8.4万亿元所想到的”。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去年创历史新高，8.4万亿元从哪里来的？本质上是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价值上转移过来的。政府低价从农村征收土地，经过“几通一平”简单整理，然后“招拍挂”，每亩地的价格从几万元升值到几百万元。在农民、政府和企业之间，这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央文件反复提出，要建立城乡市场之间要素平等交换、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方式，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当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平等入市。这些重要政策至今没有得到落实，农民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否则，去年的8.4万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就不会出现，这笔巨额收入就会转化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三亚国际消费研究院应当研究这个问题，宣传党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鼓与呼。

第五，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满足65%的中国人住独栋住宅的用地需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对资源型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应当包括土地在内，土地是重要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资源。目前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共计占用22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占用5万平方公里，农村宅基 地占用17万平方公里。农村人均占用的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均占地的三倍多。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还会增加。结合乡村建设进行村庄建设用地整理，可节约用地60%以上。如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把农村减少的建设用地调整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占补平衡，不仅可以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降低城市房价，而且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吸引社会资金进行乡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党国英同志经过认真研究测算，认为只要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潜力挖掘出来，经过空间布局调整，可以满足65%的中国人住独栋住宅的用地需求。他的研究成果是可信的。

第六，逐步推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居民消费的必要改革。我国目前实行的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收政策，是在过去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制订的。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拉大，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实行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制度势在必行。美国来自直接税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达70%左右，来自企业的流转税仅占全部税收的30%左右。我国则正好相反，来自企业的税收占70%，个人所得税仅占30%。这样的税收结构，降低了税收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应当逐步加以改革。现在，对出台房地产税的议论较多。从长远看，开征房地产税是必要的，但近期会不会捅破房地产泡沫？对金融安全将带来什么影响？必须全面考虑，论证清楚，并有应对各种连锁反应的预案。周天勇提出与消费研究院进行长期合作，运用他们掌握的计算机和数学模型，对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正面负面影响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第七，田园生活方式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可为高科技发展提供宜业宜居的环境和生活条件。石培华总结硅谷、深圳、浦东的经验，就是良好的环境能够吸引高科技人才聚集，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海南要建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自由贸易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必须集聚高科技人才。为此，应当努力建设优美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成功的人才拥有一套独栋住宅。海南有这个条件。可先从农场开始，农场占有很好的地方，职工居住条件比较差，如能率先进行改革，引入人才和资金，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康养旅游业，就能带动农场和当地农民的发展。

第八，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殊政策，发展离岸金融和国际种业市场。海南省是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应当充分利用自由贸易港政策，办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如发展离岸金融，包括离岸贸易、投资结算和跨境电商结算，离岸资产交易等，使海南成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此外，我国目前外资流入的渠道比较畅通，但是人民币流出的渠道不畅。应研究在海南建立股市交易的国际版，允许境外企业到海南股票市场上市，允许外国政府到海南金融市场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可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或在中国投资，也可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汇出。通过这个渠道，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支持。

三亚国际消费研究院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还要研究国际经济，研究如何办好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三亚国际种业交易中心、国际金融交易中心。要向日本野村证券学习，办好“双头鹰”式智库，即以研究带动咨询，以咨询支持研究，与企业共生共长共享。要向布鲁金斯学会学习，把研究成果质量、独立思考和智库影响度作为评价我们智库的三条标准。我们还要对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为中央服务、为海南省服务、为三亚市服务，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这次国际消费论坛开的很成功，实现了多年的梦想。研究院要有自己的研究基地，要有完善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设施。我们已有良好的开端，今后任重道远，希望各位努力再努力。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中国城市与区域实验室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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