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经济社会体制安排时间： 2020-03-10信息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2020-03-08　作者：曹远征：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反思经济社会体制安排　责编：qgy

在全国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3月7日下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体系治理变革”专家网络座谈会，座谈会由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傅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等知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并发言，就推进公共卫生体系治理变革积极建言献策。现将专家发言实录整理发布如下。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促使我们反思，重新审视经济社会体制的安排问题。

    第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疫情始终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工业聚集也是城市，城市因人口密集使疾病传播更为容易，形成流行性疫情。随着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疫情也国际化了。疫情由此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越发达，这个现象越明显。其实这次疫情的发病率就与各省经济发达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病共生，相互博弈成为常态。过去十几年，SARS、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就是国际性疫情。不仅有这些新病种，而且传统病种也有可能流行。去年北方地区的鼠疫以及海南的登革热就是例证。传染病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伴随者，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需要警钟长鸣，常备不懈。传染病防控要纳入到一个正常的治理体系中，而不是作为应急事项，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应急时应对突发事件，其最高原则是不要出现全面的紧急状态，尤其是全国性的紧急状态。就传染病而言，平时的防治是属一位的。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其发展疫情，尤其是全国性的疫情，这必须明确，从而使防治不仅仅是卫生系统的工作，而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日常工作。

    第二，这次疫情爆发也暴露了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些短板。这些短板共同构成了社会管理体制过于僵硬。因此，从这些短板入手，深化改革，建立一个有弹性的管理体制就十分重要。

    从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涉及公共卫生的基础性短板需要持续性的补齐。第一，流行病是人传人的，因此人口流动性的控制最重要。这次疫情一下子从武汉扩张到全国，反映的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板。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低，农民工没法定居城市，家庭不能团聚导致跨省流动量大且频繁，所以很容易将疫情扩散到全国。为此，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控制人口跨省流动措施。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明显提高，能够定居化，那么跨省的人口流动就会减少，至少疫情也不会扩张到现在这种程度，复工复产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因此，一定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促使农民工定居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可能是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工作，需要高度重视。此外，社区、村镇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细胞组织。它既是支持社会功能运转的基层，又是公共卫生的第一线。基层细胞能否良好运转直接决定整个治理体系的状态。昨天武汉市的一个事情（群众在领导视察社区时揭批基层造假）暴露了基层细胞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基层细胞组织改革的必要。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基层组织究竟是行政性组织还是自治性组织。从各国的经验看，自治性具有弹性，反应最快。在传染病面前，能较好地把基层的分级诊疗、家庭医生的能力整合起来，在应对过程中不仅能做到早防治，而且在善后中较少出现后遗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的新加坡经验值得重视。目前，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有业主委员会，完善其治理结构，改善其治理能力，应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公共卫生系统的机制塑造问题。目前，公共卫生系统可分为两个系统，专家系统和行政系统。这是两个系统，似乎是平行的，专家不能介入行政决策专家仅是提供咨询；行政负责决策，但由于行政不了解专业，会造成时机贻误。这次武汉疫情最佳窗口期的错失就暴露这一问题。如何形成专家介入决策的机制成为公共卫生系统改革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在公共卫生系统疾控中心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也需梳理。事实上，患者会到医院就诊，医生是在发现疫情的第一线，第一时间上报十分重要。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疾控和医疗两张皮。或许一个好的办法是赋予基层医疗机构防疫的功能，通过全科医生，签约家庭医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第四，厘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因武汉防控系统疏漏引起的全国性蔓延。但从事后看来，更多是恐慌的蔓延。但各省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最高响应机制，封路堵车，造成了人流物流的呆滞，给复工复产带来了很多困难。这暴露了一个问题，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各级政府的权责是什么？需要立足于工业化、城市化、全国一个整体的现实，重新厘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这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应当总结去年北方地区鼠疫和海南登革热的防控经验，剖析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处理，借鉴并形成制度。

    总之，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一方面城市化程度在提高，大城市，城市圈，城市带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已占GDP的56%，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有弹性的社会体制，而不能仅就公共卫生谈公共卫生。事实上，SARS给我们带来教训是就公共卫生谈公共卫生。刚才傅卫主任特别讲到了平战结合。我认为就物资和资源储备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就社会体制而言，平战结合最重要的是平而不是在战。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体制能使预防的关口始终在前面，尽力避免进入战时状态，这才是有效的平战结合体制。体现在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上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在“平”字上下功夫，防止再次出现SARS十七年后出现新冠肺炎的情形。

    最后一句话，随着经济社会转型，过去的改革更重视经济体制，现在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唯此，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