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体雁：重构生产力布局，建立健全现代产业链治理体系时间： 2020-04-22信息来源：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 2020-04-18　作者：沈体雁　责编：qgy

各位老师，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重构生产力布局，建立健全现代产业链治理体系》。

此次疫情危机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将对我国区域经济布局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物安全、生命安全、生产安全，特别是产业链安全，即所谓“三生安全”作为重要的区位因子，在企业区位选择和地区生产力布局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了，未来的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力布局将会更加注重在获得市场比较利益与追求“三生安全”之间追求某种平衡。建立“安全和韧性”内生的区位理论模型，将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任务；以追求最大活力和最强韧性为双重目标的地区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治理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一、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重构”：

第一，区域竞争优势重构。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逆全球化、投资贸易领域的逆自由化、尖端科技和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再国家主义化、生产力布局的再区域板块化等趋势将改变全球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重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总体而言，六类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将持续上升，即自然资源密集的地区，特别是铁矿、铜矿、锂矿、钴矿等我国自给率较低的矿产资源密集的地区，如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优势明显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大学、科研院所和大科学装置等国家配置型资源密集的地区，比如北京；地方创新网络发育成熟的创新先锋地区，比如深圳；新基建建设和数字化转型领先的标杆地区，比如杭州；以及交通和市场中心性的地区，比如武汉。而某些沿海加工贸易型地区、创新能力不足或治理能力不强的制造业集中区、国际贸易枢纽地区以及某些门户型地区，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如应对不力的话，这些地区竞争优势可能会出现某种不确定性或明显的下降。

第二，产业链重构。全球产业链将出现本地化、集群化、数字化、协同化趋势，打造智能型、创新型、敏捷性产业集群，构建地区企业间和产业间伙伴关系、网络关系、共生关系，实现精益创新，提升地区核心能力将成为提升地区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第三，地区发展动能重构。在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外源动能上，以全球可贸易性产业为主体的全球化动能相对下降，以国内可贸易性产业和本地不可贸易性产业为主体的本地化动能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持续上升。本国和本地市场需求对产业链培育和转移的作用加强。国家对高端人才、核心技术、重要战略资源和物质、关键供应商等高级生产要素和战略性产业环节的控制程度进一步提高。全球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链将在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动能驱动下追求市场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和产业链安全目标驱动下追求关键资源和核心技术可控性最大化的“新国家主义”之间分化组合，出现更加多样化、多极化和多种组合的产业链布局形态。

我们掌握一个数据，2012年美国可贸易性产业集群以占全美30%的就业，获得了全美51%的企业盈利91%的专利。相比于不可贸易性产业而言，可贸易性产业具有更高的工资、生产率和创新，是美国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是维持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石。然而，美国可贸易性产业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为服务对象的，其增长潜力是由全球市场持续增长来设定的。因此，在一个逆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可贸易性产业集群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和激烈的国内竞争，而出现产业链重构。同样地，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中国可贸易性产业集群也将面临产业链重构和产业链区域分工体系的重构。

第四，区域经济格局重构。随着全球市场的集团化和板块化，中国市场重心和经济重心从长期来讲将会进一步向内陆地区转移，特别是想国家地理中心和人口中心转移。因此，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在国家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提升。经略大武汉，提升中部地区在全国产业链网络中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能力，对型构后疫情时代我国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区域分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国家与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治理体系中的作用重构。城市或地区经济将更像一个小型的“国家经济体”。在决定企业盈利的要素禀赋、制度条件、宏观政策、微观小生境等“竞争力四边形”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进一步减弱，要素禀赋和制度改革的地区差异对地区经济影响增强，以产业链集群为特点的微信小生境对企业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性日渐重要。中央政府重在打通新基建（5G等软硬基础设施），弥补新短板（特别是扶贫、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等公共服务短板），实现新放权（实现“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网通行”，打造“数字轨道”之内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新赋能（提供高质量产业公共服务，厚植国家“产业公地”）。而地方政府则需要充分发挥领导力和治理能力，特别是精准决策和精细施策的能力，明确地方的价值主张，培育本地创新生态系统，妥善管理地区产业链的创新力和安全性，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精准施治、辩证施治和综合施治。

二、提出六个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产业链安全评估制度，并纳入国家重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结合国家经济普查，建立产业链统计体系，开展重点产业链安全普查。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产业链图谱和产业集群地图系统，提升国家产业链精细化治理能力。

第二，按照“开放、创新、低碳、韧性”的原则，打造相对独立、配套完整、互联成网、相互支撑的现代化产业社区，筑实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层组织和“产业细胞”。借鉴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经验，按照产业链演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省级以上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等功能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建设2万个左右现代化产业社区，使其经济产出占国家GDP的70至80%，成为支撑国家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实现“智慧创新”增长的支柱型空间载体。

第三，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要基于区块链重建产业链上、下游和侧向、旁向各个成员单位的信任关系，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支撑中央向地方、政府向民间、体制内向体制外进一步放权、确权和赋能。

第四，结合新基建建设，规划建设“脑-云-端”一体化的国家产业链治理基础设施，建立健全现代产业链治理体系。打破条块分割的产业管理体制，推动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协同管理、协同规划、协同运行、协同应急保障、协同资源匹配等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国家产业链公共服务水平。

第五，实施总投资2万亿元的“经略武汉”疫后重建行动，把湖北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疫后重建示范区和世界级的生物安全示范区。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湖北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良好的自然环境优势、密集的科教资源优势以及总成本领先优势，再建设十所不同类型的世界高水平大学，通过新型大学建设带动湖北经济快速恢复和持续振兴，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将湖北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新兴创新极，支撑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和科教强国。

第六，建立“中韩钢铁联盟”、“中日韩钢铁联盟”、中日韩-东盟矿产资源和战略物资联盟等新国际合作平台，探索疫后国际产业链治理的东亚新模式、“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东亚新形态。比如，辽宁鞍山铁矿储量超过100亿吨，按照现有开采模式，还可以开采100年，能否构建中国鞍山与韩国浦项（世界最具技术竞争力的浦项钢铁所在地，也是韩国第二大城市）钢铁产业联盟？危机危机，转危为机，借鉴欧盟1950年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的做法，探索中韩、中日或中日韩钢铁产业联盟或其他产业链国际综合体，为在疫后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寻找新的合作动力提供新的契机。

我就谈这么几点建议，仅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