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解决的主要区域发展问题（3.4--3.5）时间： 2019-11-15信息来源：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年1月　作者：主编 陈宣庆 张可云 副主编 孙广宣 周毅仁　责编：qgy

3.4  中部六省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问题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借助区位优势和国家的沿海发展战略，快速发展起来并步人健康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得益于自1999年以来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并由此带来的对西部地区的投人力度加大与优惠政策，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逐步增强；再者，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在东部继续领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振兴的态势下，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社会和政府的共识。而中部六省如何寻求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也就成为了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本章的前三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在发展中所需要解决的主要区域问题，本节我们将集中剖析中部六省的区域问题表现，并着重从中部六省内部来分析造成中部六省经济地位相对下滑的原因。

3.4.1  中部六省的经济地位下滑问题的界定

相对于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问题特征比较突出而言，中部地区是一个问题综合体，这里既有落后问题，也有局部小范围的膨胀问题，还有老工业基地的衰退问题，所以我们用“地位下滑”来概括中部地区的区域问题。

——中部六省的地位下滑问题的提出

早在1992年，在沿海地区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江西就有学者在全国范围内倡导研究中部发展战略问题，并在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后，提出要“谨防中部塌陷”①。

1994年，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集聚武汉，发起了中部发展战略的研究，呼吁全国关注中部发展的特殊情况。

1999年9月，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举办“‘十五’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中部地区的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在分析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时，认为中部地区论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东部，论贫困和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度不如西部，因而中部地区往往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盲点，容易成为被中央倾斜政策遗忘的角落②。

东北部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后，中部地区的尴尬境地更是引起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和讨论。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了战略性的描述和规划，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中部六省的地理范围

中部六省是指江西、山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6个省份，涉及102.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和3.6亿人口（占全国的28.1%)，其在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2088.31亿元，占全国的23.5%。中部六省在以前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中是与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三个省份一起被列人中部地区的，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原有的三大地带划分中的中部地区实际上已经划作多个区域而分享不同的区域政策，于是中部六省就成为新的中部地区的代名词。

3.4.2  中部六省区域问题的主要表现

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各自具有比较突出的区域问题（落后病、萧条病与膨胀病）相比，中部六省的区域问题更多的是综合性的，即这三种问题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中部六省的这三种区域问题，集中体现在城市与工业发展滞后上。下面对这些区域问题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剖析中部六省经济地位相对下滑的表现。

——中部六省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比较突出

中部六省的经济总量人均值较低，仅高于西部地区，并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严重影响了中部六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使得中部六省的城市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中部六省的不少地区，庞大的人口存量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成为中部六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另外，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

（1）中部六省的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值低，且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相对值比较低，并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

①中部六省的GDP总量在全国所占的份额趋于下降，而且降幅较大，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在扩大。

中部六省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中部六省的GDP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三个省份排在前十名，但是中部六省的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以及其相当于东部地区的比重总体趋势仍然是下降的。从表3-13可以看出，中部六省的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最高出现在1985年，达22.7%，此后一直处于下滑态势，在2003年下降至19.44%，2004年虽然止住下跌趋势，但仍然偏低。

 

GDP总量中部六省相对于东部沿海省份的比重从1980年的45.0%一直下滑到2003年的32.13%，降幅达12.87个百分点，2004年虽然回升了0.32个百分点，但仍然足以说明中部六省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较大。

②中部六省的人均GDP比较低，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呈逐年下滑的趋势。

从表3-14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自1978年以来人均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85.3%持续下降到2001年的77.7%，尽管在2003年中部六省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达到了82.1%，但其比重与最高年份1978年相比仍然相差3.2个百分点，且在2004年又作下滑趋势，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为74.8%。而作为衡量人均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中部六省与全国相比人均GDP的比值持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六省人均产出水平的落后程度。

 

（2）中部六省的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人口转移压力巨大。

中部六省的城乡差距较大。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比处于下滑的趋势，远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人还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其次，中部六省多数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仍然偏高，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人口转移与其他地区相比压力更大；最后，中部六省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和贫困人口数量都较大，仅次于西部地区。因而，“三农”问题在中部六省表现得尤为突出。

①中部六省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人水平差距较大。1987-2004年，中部六省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总体上在持续扩大，且两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

中部六省的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比值，基本上处于下降的趋势，只是与东部地区的比值在2003年略有回升，但随后在2004年又小幅回落了0.08个百分点，这样充分说明了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中部六省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年为88.3%，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此后则持续下跌，2003年降到了83.8%，与1990年相差4.5个百分点，2004年虽然小幅回升，但与历史最高水平比仍然偏低。历年的情况见表3-15。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相比差距扩大。从表3-17可以看出，尽管中部六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相比总体上趋于下降，但相对于中部六省的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来说仍然是大幅度上升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人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此重，从1987年的8.6%下降到2004年的34.1%，降幅达14.5个百分点，说明中部六省的二元结构比较突出。

从表3-17和表3-18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2001-2004年，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安徽三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河南2001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达63.0%，2004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在中部六省中，山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低，其次是湖北和江西①。

中部六省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量较大，最多的河南省达到了3245.7万人，最少的山西省也有645.1万人，中部六省的土地承载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从表3-18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部六省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例高于全国3.3个百分点。但2004年其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则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部六省的就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而且相对值略低，又由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其绝对值较大。由于农业对季节等自然因素依赖性非常强，往往会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从全国情况来看，2002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4.98亿，而且其后平均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人，而2004年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员为35269万人。据专家科学测算，在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农村将有近3.5亿剩余劳动力存在。在拥有9058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中部六省，特别是剩余劳动力均超过了千万人的河南、安徽和湖南三省，如何对这些劳动力资源进行转移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

③中部六省的贫困问题也比较突出，国家级贫困县数量多，贫困人口比例高。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国家级贫困县内。1985年以后，我国共确定公布了三批国家级贫困县。最新的调整是在2000年作出的，这是国家根据十多年的发展，东部的一些省份的贫困县相继脱贫，调整后的国家级贫困县如表3-19所示。

 

从表3-19可以看出，中部六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数达151个，占全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25.51%，是东部地区的两倍还多(东部仅占12.00%)。以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来测算，则东部地区约占10%，中部地区约占28%，西部地区约占62%。以河南为例，目前在全省109个县和县级市中，尚有44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国家级的31个，省级的13个。这些扶贫开发县的总人日为3517.35万人，占县域总人口的43%，其人均GDP仅为378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17元，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差距是相当大的①。

（3）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

中部六省的外贸依存度比较低，进出口商品总值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而且市场化水平比较低，与其他地区差距也比较大。

2004年全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70%，而同期中部六省中最高的山西省的贸易依存度也就只有14.65%，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8%；六省平均水平中，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只有5.9%和3.86%，经济外向化程度比较低，详见表3-20。

 

中部地区进出口商品均值与全国均值及东部地区均值的比值呈下降趋势。

从表3-21可以看出，中部的进出口商品总值均值与全国均值相比的比例相当低，1995年略有上升，之后又出现了较大的降幅，2000年这一比例为16.1%，2004年继续下降到15.6%，从1995年到2004年，降幅达7.2个百分点，而且其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额也从1992年的90.1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836.45亿美元，说明中部六省的对外经济贸易水平比较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不充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则差距更为明显。

 

中部六省的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市场发育缓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有的以国家为主的一元经济利益主体逐步为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等多元经济利益主体所代替，而在地区利益主体的地位不断加强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何种措施来进行合理引导与化解冲突就成为了关键所在，但是中部六省在市场化进程中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妨害市场化进程的种种措施。迄今为止，中部六省的市场化水平远低于长江三角洲，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从表3-22的区域市场化总指数来看，中部六省在1999年和2000年均低于全国和东部的水平，而且其排序除了安徽省进人全国前十名以外，其他五省均在15名之后，最低的山西省在1999年和2000年分列第25名和第26名。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中部六省如此低的市场化水平必然会妨碍其经济的发展。

 

——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整体水平不高，中心城市过于突出，存在膨胀的隐患，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

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数量，特别是大城市的数量上，也表现在城市的实力、类型方面。此外，六省的城市化水平差异也比较大，地域分布不平衡；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中部地区主要年份的城市化水平见表3-23。

 

（1）城市的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化率比较低。

中部六省中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超大大城市有两个。目前全国设市城市共有661个（见表3-24），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规模结构的比例是1:6.8：221.1，而同期中部六省中城市化水平高的江西省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比例是1：20：752，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只有一个南昌市，其余城市人口规模均不足50万，这与江西省的人口总量大是不相适应的。中部其他省的情况大同小异。由此可见，中部六省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远没有形成，这必然影响到整个城镇体系功能优势的发挥①。

2004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41.80%，中部六省的城市化水平除了湖北省，其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最低的河南省只有28.90%，低于全国12.9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的低下说明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实力比较薄弱，从而其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经济辐射能力有限，制约了中部的经济发展。

 

（2）城市职能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市整合区域内与区域间联系的能力不强。

中部六省的城市，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仍然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中心为主要职能发展起来的，缺乏像东部的以经济中心为主要职能的市，如山东省的青岛市、江苏省的苏州市等。这种缺乏较明确的职能分工的况，严重影响着中部六省产业集约化和城市经济实力的提高。另外中部六省的城镇等级体系以及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也缺乏合理的定位，不同等级城市，主要是以纵向的行政管理和商业服务性活动为纽带联系的，缺乏像东部沿海地区城镇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

中部六省的城市之间为争夺发展的主导权而导致资源内耗，比如武汉与州争夺所谓中部六省的“领头羊”——即中心城市问题。另外，如前所述中部六省的城镇体系并不完整，从而使得其内部联系松散；而且中部六省的二元经济结构对立的问题比较突出，城乡之间联系不紧密，这都说明中部六省的内部联系仍然比较弱。

（3）中部六省内各类城市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省际城市化率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差异比较大，某些省份中心城市过于突出，对周围区域的极化能力比较强，存在着膨胀的隐患。

河南省的城市数量在六省中虽然比较多(38个)，但大多数为中小城市，只拥有一个人口数在200万-400万的大城市，缺乏可以带动全局的特大城市。应该说，六省中城市体系比较合理的是湖北省，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从总体上来看，中部六省中城市化率最高的与最低的相比较差距达15.9个百分点。

中部六省的城市经济实力差异巨大。2001年南昌市（含市域县）人GDP达11086元，城市化水平达到53%，而上饶市人均GDP仅为3000元，城市化水平为17%，分别只相当于南昌市的27%和32%。同时，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京九铁路北段和浙赣铁路西段沿线15个市县城镇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分别达到13个/千平方公里和45%，而206国道南段沿线及附近地区15个县市（属赣州市和抚州市的市县）城镇密度只有3个/千平方公里①。从中可以看出，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具有极大的极化作用。在这种极化作用下，南昌市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膨胀病，但如果不能合理地调整城市体系和城市发展思路，则极有可能出现膨胀的趋势。

（4）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

中部六省均为农业大省，县域人口占78%以上，其县域经济的GDP占全部GDP的一半以上，因而在整个中部六省的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虽然有较快发展，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中，中部地区仅进入5个，而东部地区有93个。其中，中部六省人围最靠前的河南巩义市，排名49位；其次是湖南长沙县，排名第65位；河南的偃师、山西的河津、湖北的仙桃均在90名以后。2003年，中部六省县域人均GDP在4340-6310元之间，低于全国县域人GDP6770元的水平，相当于苏南一些县市的1/8-1/6。特别是如前面所分析的，中部六省还存在一批国家级贫困县和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而近几年来，在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上，中部六省与东部和西部地区也存在不小的差距。2003年，全国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4.28%，东部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5.03%，西部为14.28%，而中部仅为12.84%，低于东部2.19个百分点②。

——中部六省工业发展水平不高，存在着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隐患

一方面，中部六省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产业的虚高度化比较突出，而且国有经济比重普遍比较高，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不高；另一方面，中部六省的资金供应能力比较差，科教文卫支出比较低，其人力资源表现出中学生比较多，而高层次人才，比如研究生的比例不高的特点；再者，中部六省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并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发展速度已经落后于西部地区。

（1）中部六省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中部六省的工业化目前存在着水平不高，部分省份工业化虚高度化等问题，从而导致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不大。而且中部六省国有经济比重较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普遍不足。

中部六省的人均工业增加值低于全国水平，但其占全国的比重总体重是上升的。同时，六省内部发展不均衡，最高的是湖北省，2004年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是江西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

中部六省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整体上第一、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而第二产业比重较低，说明工业化进程滞后。

首先，中部六省均为农业大省，其第一产业的比重除了山西省之外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25。虽然从1978年至2004年其比重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但是与全国水平相比较，其比重仍然相当高，最高的湖南省为20.6%，六省中只有湖北省（15.2%）和山西省（8.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2%）。这说明其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其次，中部六省的第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水平与一、三产业差距大，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严重。其中又以江西省最为特殊，其产业结构持续呈见“三、二、一”，这似乎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三次产业比重大次序由“一、二、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变化。但结合上面分析过的人均GDP指标和人均工业增加值可以发现，江西省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和人均GDP与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低，说明其工业发展水平的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这种情况在中部六省的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水平不高，从2003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来看，中部六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排名落后，均位于17-27名之间，甚至还不如西部的某些省份。从工业企业缴纳的税金总额来看，中部六省均没有进入前十名。①2004年，中部六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4.3%)，最高的湖南省也只达到了149.8%，而最低的江西省只有130.3%。其中，总资产贡献率中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河南省(12.3%)和湖南省（12.9%）；而能够体现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中部六省无一例外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26。这说明，中部六省的工业企业水平仍然比较低。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中部六省的国有经济比重普遍偏高，民营经济发展明显滞后。

（2）中部六省的资金供应能力不足。

资金投入不足也是影响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通过对地方财政收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三个指标的考察来分析中部六省的资金供应能力存在的问题。

中部六省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其差距急剧拉大。

从表3-27的数据分析可知，中部六省自1987年以来，其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中的比重就处于持续的下滑状态中，从最高年份1987年的98.1%持续下跌到2004年的79.4%，落差达18.7个百分点，说明了中部六省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在不断下滑。

 

中部六省与东部沿海省份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1987年，中部六省的财政收人还相当于东部的65.2%，而到了2004年只有46.7%，尚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半，这反映了中部六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发展不力、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地下滑。

中部六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绝对值大幅度扩大而相对值不断下跌，显示出其社会资金供应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在护大，虽然在2004年大幅度回升，但绝对值相差仍然很大，见表3-28。

 

中部六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改革开放之初较高，相当于同期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水平的61.90%和全国平均水平的95.03%，此后便一路下滑，而且中部与两者的关系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均是在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仅为48.90%和80.52%，而后止跌回升，到2004年仅分别相当于同期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国平均水平的60.2%和93.4%，虽然在2004年中部六省逐渐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东部相比仍然差距相当大，绝对差额已经达到1382.4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受限，制约了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

中部六省的外资利用水平在逐步的上升，但是其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高。

从表3-29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利用外资的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是在逐步上升的，但利用水平和数量还是比较低的，与东部的差距仍然较大。截止到2004年，中部六省利用外资的总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达到了334142.58万美元，只占东部沿海地区的23.5%，即只有1/5多一点，而中部六省占全国的最高比重是2004年的52.5%，这对于拥有占据中国国土面积10.7%和人口28.1%的广大地域来说，是相当不成比例的。

中部六省利用外资的投资项目比较小，平均利用外资规模在2001年也不到100万美元，而同期全国平均规模为176.36万美元；外资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外资投资主要集中于一般的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国有大中型企业传统产业改造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较少。

 

 

（3）中部六省的科教事业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东部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进行的投资建设，中部六省拥有一批专业的技术队伍和高素质的教育团队，但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中部六省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也即科技市场化的力度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技术市场体系不发达，这妨碍了科技对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中部六省的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较低，教育投入不足，而且其整体的人口素质不高。中部六省中人力资源结构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学生的数量多，而大专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比较少。

从表3-30可以看出，204年中部六省的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分别占全国的26.1%和26.8%，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5.1%和55.9%，但同期的教育经费只及全国的19.2%、东部地区的33.9%，充分说明其在教育上的投入明显不足。  

此外，中部六省的人口素质整体不高，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不强，降低了其经济发展的潜力。2001年中部六省初中文化程度以上人口比例只有53.0%，低于东部地区57.2%的水平，而其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达到了8.4%，不仅高于东部地区，也高于传统的中部地区，说明其人口的整体素质不高。2004年，中部六省中不识字的比例除了安徽和湖北之外，其余均已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它们在教育发展方面呈现出了可喜的进步。

不过，从表3-31所显示的各个类别的比例来看，截至2004年年底，中部六省中高等学校以下的学生数的比例明显偏大，其为高等学校学生数的平均水平在17倍以上，最低湖北省也有10.39倍；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占全国的比例平均水平为4.48%，而小学生、初中生数及高中生数占全国的比例均明显高于该比例。因此，中等学生人数比例过大是中部人力资源的比较鲜明的特征，但同期高等教育的止步不前，使得中部六省缺乏高层次人才，这必然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中部六省技术市场总体不发达，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较低，研发经费投入也不足，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4年中部六省的专利申请受理量为29548项，但与东部地区的197111项相比显然较少，只相当于其1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六省的专利申请量仍然比较低，只占10.6%。而相比于2004年全国19万项的专利授权量，中部六省比较高的河南省也就只有3318项。中部六省的专利、科技发展方面与全国和东部相比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表3-32。

 

由表3-33可知，2004年中部地区R&D经费内支出较低。中部六省中除了山西省和湖南省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不予讨论外，其余四省中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了60.30亿元，但相对于该年度全国1843亿元的R&D经费来说，显然是相当低的；另外，从技术合同的成交额与合同签订量来看，相比于全国1334亿元和26.5万项的量来说，中部六省的技术市场不发达是显而易见的，最高的湖南省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只有40.83亿元，最低的山西省只有5.99亿元，而如果再考虑到中部六省庞大的人口总量（2004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8.1%)，那么可以认为，中部六省在研发和技术市场体系的开拓与培育方面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

 

（4）中部六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与同期全国相比基本稳定，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基本上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其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

中部六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基本稳定，而占同期东部地区的比重却在总体上呈下滑趋势，见表3-34。尽管在2000年有所回升，但很快又降至2004年的62.9%，与1987年相比低于9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部六省的基础设施发展相对于东部来说比较滞后，发展水平不高，在过去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只是保持着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的状态，这与中部六省占有全国10.7%的国土面积的比例来说是不相称的。

 

3.4.3   中部六省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中部六省的区位优势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中部作为我国重点建设的区域之一，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东北振兴战略的先后实施，中部六省逐步陷人了发展的困境，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先后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不断扩大。

从宏观大环境角度分析，造成这种发展困境的原因在于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区域政策不完善。分析中部六省经济地位相对下滑的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有三个基本角度：第一，应该从统筹区域发展角度来看中部地区问题，不能单纯就中部地区的发展来讨论中部崛起；第二，应该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中部地区问题，不能从单个地方发展的局部需要角度来研究中部地区问题；第三，应该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分析中部崛起问题，而不应该静态地讨论中部地区发展。上述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这里不予赘述，只是对国家区域战略的变动对中部六省的影响作一略述、然后着重从中部六省内部来分析它目前处于发展困境的原因。

一一国家区域政策不完善，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处于困境的大背景

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中部六省与东部和全国的差距不是很大，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持平或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之后整体上就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之后实行的沿海开发战略，到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2年的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六省在全国的区域格局中一直处于低谷，没有被列人发展的战略重点区域。相比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其他区域存在的落后病、萧条病与膨胀病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中部地区，但中部六省并没有享受到合理的区域政策支持，而且单纯依赖于中部地区自身的力量又无法完全解决这种综合性的区域问题。这正是中部地区长期徘徊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崛起”的概念，同年12月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到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近几年来，促进中部崛起摆在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而在理论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就提出并研究了“中部崛起”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就提出了“牛肚子理论”，并将其作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①。1994年，湖北省正式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1999年，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比较全面地讨论了“中部崛起”问题②。可以说，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是推动中央政府重视中部地区问题的重要力量之一。

——中部六省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导致其市场化水平不高与经济发展活力不够的重要原因

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充满活力的根本动力。这种改革国家并不是强制地采取全国一盘棋的“一刀切”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强制性与诱导性相结合，通过示范、试验而带动各地区的改革，因而各地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同时也就产生了体制改革的时间差，直接影响到其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及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六省的市场化水平明显偏低，民营经济发展不力，这种由体制差带来的活力差影响了中部六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体制改革领先的优势，为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比中部六省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国内资源的利用和市场的占有方面就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有利于其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国际资金和技术，而中部六省仍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或者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发展和经营上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区际流动的不平衡性，是造成中部六省经济地位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素往往按照收益率的大小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向收益率高的地区转移。目前，东部地区已经迈过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门槛，并正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部六省的市场化水平仍然比较低，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这导致了在国内市场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主要倾向流向东部地区，尽管中部六省正在采取措施来减缓这种流动的不平衡性，却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态势。在前述分析中，我们分析了中部六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和外资引入的情况，明显可以看出中部六省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

中部六省基本上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了中部六省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升温的民工潮，大部分来自安徽、河南等省份，但这种民工形式的劳动力输出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减缓其劳动力就业压力，而且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中部六省来说，最为严重的是高层次人才的流出。由于东部地区拥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个人发展空间，大量的高素质的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流向东部地区，对于沿海地区来讲是一笔宝贵而又相对廉价的财富，是推动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中部六省来说，这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无疑会妨碍其经济发展。

——中部六省经济结构效率较低，是其经济发展处于困境的另一关键原因

这里主要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三个方面分析经济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不同的所有制经济自身的经营机制和受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约束程度存在着差异，因此，各自的经营灵活性和经营业绩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践证明，由于国有经济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比较严重，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中部六省国有经济比重远远高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普遍发展不力，从而使得其在与东部地区竞争中处于劣势。

一般而言，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技术层次高，产业之间的联系和规模配合得当，关系协调，那么区域的资源经“加工”之后，所产生的效益是比较高的，其经济增长也就会加快①。如前面的分析，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虚高度化问题比较严重，第一产业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产业结构使得中部六省的经济产出值不高，整体发展能力不强。

中部六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相当突出。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镇体系不合理，大城市过于突出，而与此同时，农村的发展又明显不足，与城镇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作为城市与农村结合纽带的县域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大量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困难。

3.5   本章小结

统筹区域发展要求解决的主要区域发展问题包括：西部地区以及其他贫困地区的落后问题、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和萧条问题、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的膨胀问题以及中部六省的综合问题——地位相对下滑。

第一，西部地区及其他贫困地区的落后问题。

落后问题是西部及其他贫困地区的主要区域发展问题。西部地区是我国的落后区域。从总体上讲，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谷”，2004年人口36774.91万人，占全国的28.29%，国内生产总值27585.11亿元，占全国的20.21%。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发展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同时还应注意到，西部地区广大落后区域的面貌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落后”依然是西部地区经济的主要病症，治理落后病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从城乡发展格局来看，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从民族经济发展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问题更为严重。从城市化进程看，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城市化水平。从投资环境建设来看，西部地区投资硬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软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从生态环境来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西部地区落后的原因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原因主要有：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实行的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全国区域分工体系中，西部地区位于全国产业链的低端。内部原因主要有：西部的区位条件及由此带来的封闭性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首要内部因素；投融资机制单一以及对外开放层次不高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工业化过程中竞争性工业发展不足是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制度落后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思想意识落后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关键性主观原因。

第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地区的衰退和萧条问题。东北地区是我国建国以来主要工业基地之一，为全国工业化作出过突出贡献，曾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但是，随着东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老化，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的衰竭，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东北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衰退和萧条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投资比重以及工业增加值比重看，东北老工业区在全国的相对地位下滑；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工业比重大，采掘和原材料工业占很大比例，传统产业丧失比较优势，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在国有经济方面，东北地区国有工业比重大，外资、私营工业比重小，而国有资产质量又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在失业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高，失业救济人数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严重；此外，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后备资源不足、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混乱、环境压力大等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选择了以企业资本的国有化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形式。在1949年到1978年“统收统支”的30年中，东北老工业基地一直承担着较高的指令性计划和较重的财政上缴任务，资金积累和技术更新改造都比较缓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国家投资体制从直接拨款变成实行“拨改贷”，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技术升级改造的步伐缓慢。同时，随着国家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台，尤其是价格体制改革和对沿海地区政策的倾斜，使得东北老工业地区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改革成本。其次，在结构方面，从产业结构看，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整合程度较低；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经济比重过大造成产业升级改造面临较大障碍；从市场结构看，社会分工不发达，资源不能根据市场调节自由地流出流入。在政策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更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给予东北地区的特殊援助政策极其有限，许多重大项目都放在了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结构转换的承重超过了其自身能力的范围；在思想观念方面，长期以来，东北地区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了思想观念的束缚，缺乏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自立创业精神和参与竞争的进取精神。

第三，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的膨胀问题。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相对增长缓慢，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继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了城区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房价高速上涨、就业竞争激烈、公共交通设施略显不足、环境污染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的膨胀问题初露端倪。

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的膨胀问题集中体现在人口总量膨胀，人口密度过大；工业运营成本偏高，企业运营环境质量下；降房价节节攀升，城市住房紧张；交通体系不堪重负，交通问题亟待解决；生态环境与资源恶化等方面。

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膨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二元的城乡管理体制以及历史发展因素等方面。

第四，中部六省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问题。

在东部继续领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振兴的态势下，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社会和政府的共识。而中部六省如何寻求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也就成为了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中部六省是指江西、山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6个省份，涉及102.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和3.6亿人口（占全国的28.1%），其在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2088.31亿元，占全国的23.5%。

中部六省的区域问题主要表现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值低，且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相对值比较低，并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人口转移压力巨大；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城市的规模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率比较低；城市职能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市整合区域内与区域间联系的能力不强；中部六省内各类城市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省际城市化率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差异比较大，一些省份中心城市过于突出，对周围区域的极化能力比较强，存在着膨胀的隐患；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在工业化发展方面，中部六省的工业化水平较低；资金供应能力不足；科教事业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东部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与同期全国相比基本稳定，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

中部六省发展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区域政策不完善，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处于困境的大背景；中部六省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导致其市场化水平不高与经济发展活力不够的重要原因；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区际流动的不平衡性，是造成中部六省经济地位持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中部六省经济结构效率较低，是其经济发展处于困境的另一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