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比较时间： 2016-10-13信息来源：徐宏潇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从城乡对立的表现、产生原因及转化机制三个方面对刘易斯和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进行比较。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立场，其二者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主要分歧在于刘易斯不仅忽视了农业发展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以不争的历史事实检验了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深邃的洞察力和强劲的解释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镇化；马克思；刘易斯；城市经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2—0018—05
    　收稿日期：2015—09—22
    　作者简介：徐宏潇（1985—），女，河北秦皇岛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将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称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新世纪以来，城镇化问题日益引起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2011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也暴露出诸如发展速度波动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凸显等现实问题。如何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不同理论间的争论与交锋持续升温。因二元经济结构的精辟阐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的相关理论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部分学者如蔡昉^[1]、王德文^[2]认为刘易斯的理论为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化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热烈讨论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也有学者如温铁军^[3]、刘美平^[4]等指出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并不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正确认识并客观评价一个理论，采用不同理论间比较的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以唯物史观的深邃视角探究城乡对立的起源和转化问题，对所有城乡关系问题的研究而言都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马克思和刘易斯，虽然都将城乡关系的演进过程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但是他们理论本质和研究目的迥异，对城乡对立表现、产生原因与转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存在较大分歧。通过二者的比较和甄别，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独特优势。
 
    　一、刘易斯关于实现城乡对立转化的城市经济发展论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认为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城市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为代表的“维持生计”部门^[5]，即经典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他认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特征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工资收入的差异。“资本主义工资和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差额通常是30%左右。”^[6]第二，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维持生计部门相对于资本主义部门而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7]。第三，城乡资本积累使用的区别。“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8]“资本主义部门”将资本积累投入再生产过程，“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这种经济中不适用在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9]作者举例，发展中国家的地主阶级将资本积累用于奢侈型消费^[10]，而没有将其投入再生产环节。
 
    　刘易斯对城乡在收入、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使用方面差别的假设或描述，仅为现象层次城乡对立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刘易斯按照以下逻辑分析了城乡对立产生的原因和机制。首先，他指出城乡对立的状况仅存在于发展中的某些国家^[11]。接着，刘易斯抛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存在城乡对立，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而言是稀缺的，劳动力供过于求，即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12]。在此之后，他继续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资本稀缺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态。刘易斯的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具有扩大再生产的特性，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部门过小，维持生计部门过大^[13]，导致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不足，进而引起城乡对立现象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刘易斯认为造成城乡对立的核心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的使用上，即资本积累如果不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导致城市部门过小，就会造成城乡对立的问题。“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4]刘易斯所提到的通过资本积累进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刘易斯拐点理论描述的现象“其实质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分析过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15]套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刘易斯对城乡对立原因的分析仅是从生产力发展层面出发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导致现代部门即城市经济发展不足从而引起城乡对立。
 
    　刘易斯循着这一思路，指出破解城乡对立的途径和动力机制在于城市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随着该部门的扩大，资本积累投入扩大再生产，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刘易斯在1972年撰写的《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理论。在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扩张的基础上，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状态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这时出现第一转折点。^[16]随着城市资本主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我们便达到了新古典学派单一经济的状态。”^[17]第二转折点是城乡对立转化的标志性节点，在此之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终消失，城乡一体化来临。刘易斯强调了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破除城乡对立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注意到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对城乡对立转化的基础性作用，更没有注意到物质条件背后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关于实现城乡对立转化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论
 
    　与刘易斯仅从现象层次描述城乡对立表现不同，马克思则透过现象深化到本质层面。马克思认为城乡对立不仅表现在“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8]及城乡分工的差别，而且表现在城乡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片面发展上，“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9]马克思透过城乡集中和分散、分工差异、城乡劳动能力片面发展的对立，察觉了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城乡利益的对立和阶级的矛盾。马克思虽然关注了城乡对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积极意义，但是主要从城乡对立对人自由实现的消极意义上进行论述的。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全面客观地探讨了城乡对立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20]“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1]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城乡对立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2]。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23]的状况。马克思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24]，同时更加强调了资本主义方式造成的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25]。据此，马克思认为资本增殖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造成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对立的原因。这一阐述与刘易斯认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城乡对立恰恰相反。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城乡对立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城乡对立状况，继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探讨消灭城乡对立和实现城乡对立转化所必需的两个条件。第一，城乡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城乡对立的问题，也要依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奠定实现其转化和消亡的物质基础。“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26]。马克思所指出的消灭城乡对立的物质前提既包括城市的发展，也包括农村的发展；既包括工业的发展，也包括农业的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物质基础，《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27]。这与刘易斯提出的通过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而忽视农业发展的路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易斯本人也承认对其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中忽视农业生产的指责一直存在^[28]，拉尼斯和费景汉^[29]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突出了农业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意义。乔根森^[30]进一步指出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迁移的规模。这些修正更接近于马克思关于城乡统筹发展为消灭城乡对立奠定物质基础的论述。但是马克思的探讨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透过生产力看到了其背后生产关系的作用。据此马克思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条件。第二，生产关系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城乡对立的原因，实现城乡对立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化还需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来实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指出“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31]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城乡对立所反映的是利益对立和阶级对立，因城乡的对立所产生的“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使人的自由个性无法充分彰显，自由发展更无从实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3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的矛盾才能最终解决，全社会的工农业生产才能有机联系起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不再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限制，而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未来社会的目标才能够实现。
 
   　 三、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核心分歧及史实回应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刘易斯和马克思都注意到了实现城乡对立转化的物质条件，但是刘易斯既没有看到物质条件中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认识到物质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作用。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和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虽然都从动态进化的视角研究城乡关系演进问题，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理论分歧呢？这还要从其迥异的研究目的进行探究。正如刘易斯在1972年撰写的《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中提到的那样，他的模型仅是为一国经济发展初期的特定现象提供解释，他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探讨的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关键是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扩张。与刘易斯不同，马克思通过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使人的自由个性无法充分实现的严厉批判，直指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详见表1。
   　　理论的吸引力来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解释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曲折发展历程的鲜活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刘易斯和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鉴别。针对刘易斯和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两点核心分歧，我们做以下考察。
 
    　分歧之一：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发展是否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以我国“大跃进”前后城镇化发展状况为例进行考察。“大跃进”期间，随着大量工业项目开工投入生产，工业企业吸纳就业迅速增加，仅1958年一年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人数就达到1 104万人^[33]，这期间城镇化率迅速提升，由1958年的16.25%，快速攀升至1960年的19.75%。但是“大跃进”结束以后，城镇化率却出现急剧回落，1963 年下降至16.84%。原因何在？“大跃进”期间，受政治运动冲击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害双重影响，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农业减产。随着“大跃进”政治运动的结束，受制于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工业超高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1961年、1962年工业总产值回落，1965年才勉强接近1960年水平），与工业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也必然不能保持。由此可见，刘易斯忽视农业发展对城乡对立转化作用的分析是缺乏史实依据的。
 
    　分歧之二：生产关系调整对城镇化进程是否具有影响？我国在“文革”结束以后，农村领域的改革率先推开，农村土地坚持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以及城市改革的不断推进，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林毅夫的测算，1978—1984年间，制度变量在各种解释变量中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大约为46.89%^[3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一扫“文革”期间停滞和衰退的局面，城镇化率迅速提升，由1978年的17.92%上升至2014年的54.77%。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放活经营权的改革路径不断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确保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全，给二、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没有造成农民失地、流离失所等社会动荡问题。有人将改革成效仅仅归功于放活农业经营权，如果放弃土地集体所有性质，进行私有化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并为城乡对立转化奠定物质基础呢？我们以俄罗斯自1991年开始的农业私有化改革为例进行考察。俄该次改革的举措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农地所有权进行私有化改革；二是对农业经营权进行非集体化改革。改革导致了1992年后俄罗斯农业生产大幅萎缩，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统计，俄罗斯农业生产连续6年负增长，1994年最大降幅达1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俄罗斯农业人均增加值（以2005年价格计算）由1992年的3 651.29美元最低降至1998年的2 701.07美元，当年的粮食生产指数创1968年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农业产量下降导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在居民支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占比显著上升，据俄统计局数据，1990年俄居民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31.7%，1999年最高升至52%。“2000年时，整个俄罗斯亏损的农业企业达到51%，其中12%的农业企业已经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35]改革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引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中俄农业改革正反两方面的案例说明，生产关系调整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巨大反作用，没有城乡生产力发展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毋宁说城乡对立的转化，就连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都无从谈起。脱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变革，不破除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机制障碍，空谈城市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恐怕会离城乡一体化越来越远。由此可见，刘易斯忽视生产关系对城乡对立转化的作用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缺陷。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关于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分析得到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持，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对于理解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提供了强劲的理论解释框架，也为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四、结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通过对刘易斯和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比较我们发现，刘易斯只强调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积累和城市工业发展对城乡对立转化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不但看到城乡生产力发展对城乡对立转化的基础性作用，更指出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意义。通过历史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马克思对城乡对立转化机制的分析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在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和根本点就是坚持“以人为核心”。要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方面，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36]。通过“四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断实现城乡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逐步破除造成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例，必须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放活农业经营权，有效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配套改革，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均等的社会服务。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处着手，持续健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才可能实现，和谐的城乡关系才可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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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杜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