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城乡统筹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时间： 2016-10-22信息来源：赵秀玲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等早就阐述过城乡关系，这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原则。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强调适合中国国情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二是城乡统筹的理论与实践，即在城乡一体化格局中，尤其强调城市对于乡村的反哺。不过，当前中国城乡统筹发展也面临不少困局，这包括照搬西方理论、去乡村化倾向、对人类命运的忽略等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统筹；中国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5）09－0005－06
    　作者简介：赵秀玲（1964—），山东蓬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民主与乡村治理。
 
    　在中国，城乡关系一直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存在，并且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近些年，城乡统筹发展被放在战略高度，成为国家发展及其治理的大政方针和行为指南。与此相关的是，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制度创新，其中，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应运而生。对此，学界多有探讨，也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不过，从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城乡统筹理论的高度，来看中国推行城乡统筹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以此思考中国城乡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尤其是避免中国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上走入误区，这方面的成果并不显著。
 
    　一、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
 
　    一般意义上说，今天在中国实行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无疑是正确的。一方面，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让农村和农民现代化，这是现实的诉求与发展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至2012年12月31日，中国人口总数为13亿5404万，农村人口为6亿741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50.32%。习近平说过，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仍然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他还说：“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要深化城乡统筹，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在此，农村和农民被放在一个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位置来看待的。
 
    　显然，如不能将更多农民变为市民，实现农村现代化，要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那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只有让农民变为市民，才能充分发挥都市优势，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农村的局限。如马克思早就说过：“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恩格斯也表示：“象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二百五十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二百五十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列宁更强调城市的优势：“城市优于农村（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的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一般的必然的现象，只有伤感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现象悲伤。……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越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的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斯大林则预言，“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理论阐述，对于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它们非常有力地说明：面对城市的优势地位，处于孤立和分散的乡村，应该向都市靠近和转化，从而获得其发展性和超越性意向。因此，由农村向城镇化发展的道路设计，是有着理论前提和依据的正确选择，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也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城市化道路。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 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 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在此，毛泽东虽没有用“城镇化”这一概念，但实际上他在70年前就确定了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战略思考和大政方针，也形成了从重视“农村”和“农民”向重视“城市”和“工人”的革命性转向。在中国，“城镇化”首次被党和国家提出，并以正式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是2000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对“城镇化”都有一定的阐述和规定。如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进而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对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有了总体的、战略式设计和布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看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大城市”、“城市群”和“增长极”下的城镇化发展，这是对以往思路的突破与发展。到了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强调应将“城镇化”与信息化、工业化等同步发展，从而形成制度协调优势。同年的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2013年11月12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与以往相比，此次更强调体制机制和协调优化，尤其是“以人为核心”，避免制度的单一和异化问题，从而使中国城镇化建设更趋于实际、高效和人性化。
 
    　从马克思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走过了一条逐渐清晰和明确的道路，即由强调城市的重要性到追求“城镇化”科学发展，这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包括不同时段的中国国情为依据，并进行中国化创造的历史过程。虽然其中经过了风雨曲折， 但前进的方向却是非常明确的。在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表现出道路自信和政治自信，也确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思想和理论。
 
    　二、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将“城乡一体化”作为人类的生活理想，最早可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等著述。在莫尔看来，这个理想场所不存在农业、工业之分，也无农民和市民之别，而是在广大农村到处充满农场庄园， 庄稼成熟后由城市居民收割，农村居民也可直接到城市取用工业产品。因此，在城乡之间，所有物资是共享和自由流通的。在此，莫尔并未直接提出“城乡一体化”概念，但其理念是城乡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站在消除城乡对立的角度来谈城乡融合。如恩格斯说：“彻底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列宁是将“电气化”作为“城乡连接”的关键点，他说：“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电气化将把城乡连接起来，在电气化这种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灭城乡间的悬殊现象，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疾病丛生的状态。”从莫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列宁，他们都没有直接用“城乡统筹”的概念，但其“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城乡连接”中包含的理念与思想，与“城乡统筹”具有本质的一致性，是其生成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于1949年提出“城乡互动”的概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城乡兼顾”的理论。他说：“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后来，毛泽东又讲“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他说：“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渐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这里所谈的工业与农业，实际也是城乡的代名词或置换，反映的仍是城乡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刘少奇和周恩来也都强调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刘少奇强调“城乡一体”，他说：“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周恩来则讲城乡的辩证关系，他说：“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略任何一方面”。邓小平也一直将城乡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这是对只重城市而忽略农村的一种批评和警醒。邓小平还是较早谈到城市“反哺”农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他认为：“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在此，邓小平没有用“反哺”这一概念，但其核心思想对于习近平和胡锦涛的“反哺”理念是有影响的。
 
    　较早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提出“统筹城乡”的是江泽民。他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曾提出过“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说法，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业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此，“统筹城乡”作为一个新概念被明确下来。2004年，温家宝强调：“不统筹城乡发展，不仅‘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城市的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城市也难以更好地发展。”江泽民从正面，而温家宝则从反面说明“统筹城乡”的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于2005年对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强调，以及他在此后一直给予的高度重视。他说：“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筹划，通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实现城乡互补、互促共进、协商发展和共同繁荣。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此，习近平较早提出“城市反哺农村”的概念。他还提出了“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等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深刻阐释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及其特点。与此同时，浙江还制定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城乡统筹”的纲要性文件。2007年，习近平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进一步提出，上海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走在全国前列。由此可见，十年前习近平对于城乡统筹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理解。
 
    　真正将“统筹城乡”进行详细的具体阐明，并以国家文件形式固定下来，还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至此，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并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作为二元对立的两极，城市与乡村具有天然的差异、矛盾和对立，但在马列主义者看来，通过克服阶级对立尤其是社会分工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形成辩证统一与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多的还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统合的理念，有的谈的也不是特别具体。但到了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则将城乡关系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联系，有了从乡村到城市转变，但又不忽略乡村，强调对于城乡互动、兼顾、并举、一体化的辩证思考。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作为明确的概念被党和国家提出来，并给予更清晰、更具时代特征的新的阐释，这就是“城市反哺乡村”、“多予少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既是一个量的累加，更是一次质的飞跃，反映了中国几代领导人在城乡统筹关系建设上的理性自觉与成熟智慧。
 
    　三、走出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困局
 
    　就目前情况看，在中国的城镇化实践中存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照搬西方理论，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致使许多地方和不少学者盲目崇拜西方，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是，在城乡发展中有本本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倾向。最典型的表现在，城乡发展言必谈西方，一味地按照西方的理论来改写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实践。对此，朱镕基早有警示，他曾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中国的城市建设为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确实呈现出都市的繁荣景象，不要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就是一般的县级市甚至是乡镇，也都给人高楼大厦林立、广场宽大的都市印象，以至于许多人到了乡镇或县城，亦如身处都市的感觉。但是，另一方面，以更高的标准，即富有个性、地方特色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现代都市，又给人以千篇一律的生硬感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模仿西方、复制西方，不顾中国的国情和特点，更缺乏创造性与美感。大连市城建基本上是西方的翻版，而许多城镇不论差异，一律发展宽大的广场、西化的雕塑。这就导致了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一个误区：以西方理念来翻版西方的都市格局，而不顾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于是全国各地城镇毫无特色和个性可言，也就没有多少文化和审美价值了。
 
    　二是“去乡村化”自觉不自觉成为人们的理念和追求。中西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强调“统筹乡村”，城乡的不可偏废，要发挥其各自优势，如恩格斯早就说过：“只有通过城市与乡村的整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邓小平甚至提出：“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广大农村虽面临着不断向城市转换，但它却是不可忽略的一元，甚至具有“第一位”的排除“污毒”的功能。但实际上，在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不论是实践还是理念都一直存在着“去乡村化”的局限和偏颇。其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乡村以加速度的方式消失，据统计，每天有近百个村在消失。第二，不是将“城中村”作为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缓冲地带，而是看成必欲清除而后快的“毒瘤”，于是不要说城市内部没有“城中村”，就是城乡之间的“结合部”村庄也被扫荡一空。第三，农民工的大量入城，既是对城市建设的支持，也是对广大乡村的抽空，尤其是乡村精英的逃离更加重了乡村的空乏与凋零。第四，有许多新农村建设，往往以随意地“撤村合并”为前提，于是形成了乡村的不少异化现象。第五，与中国农村融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风卷残云般被扫除，许多民间戏剧、工艺、建筑等消失、失传，这是乡村文明被连根拔起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去乡村化”是在城镇化发展观念下进行的，其隐蔽性和危害性更应给予高度重视。而没有乡村维度的存在，没有乡村信念的根基，所有的乡村治理都无从谈起。
 
    　三是对于人类命运和发展方向的忽略。马列主义者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乡村”的“第一性”和“本根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在农村“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面对师生的提问，他更强调中国环境问题所具有的集中性、结构性、复杂性，因此只能走一条新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为孙子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习近平已突破了农村和农业的附庸地位，而是从根本角度看待乡村“青山绿水”的重要意义，那就是：“青山绿水”是“金山银山”，它甚至是远比“金山银山”还重要的“资本”，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长远发展大计的重大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在处理城乡关系时仍有着将城乡关系颠倒过来的观念和思维，即认为人类最后的目的是向“城市”迈进，城镇化程度越高，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人类也就越接近幸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许多地方的乡村治理出现这样的困局：盲目追求城镇化发展速度，毫不顾惜古文化遗产保护，甚至出现以拆除速度作为乡村治理考核的标准。同时，以牺牲乡村环境生态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经济指标，于是污染严重、土地板结沙化、饮用水困难、植被受到滥砍滥伐，生物和动物无容身之地，这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面临的最大破坏与摧残。其实，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古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仅仅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思想与智慧，而且也为人类文明打下了雄厚的地基，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换言之，人类的都市文明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以农业文明代表的大地为基石，都市文明虽然一天天壮大，并以其高耸的姿态直入云霄；然而，人类万不可忘记，没有农业文明的基座与生命滋养，城市文明既不能生长，即使长起来也会轰然倒塌。有学者曾提出“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他说：“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文化的认同。”从这方面说，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就是这样的“种子”，它可以“继续文化的认同”的。因此，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以及怎样科学地研究城乡比例发展，尤其是在保存城乡优势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二者的互补互惠、共同发展，这是相当重要的。其中，更要确立乡村的本根性与目的性，即一面是城镇化的过程与追求，另一面是乡土化的本位立场与坚守精神。这里就牵扯到一个“进”与“守”的辩证关系问题：开拓进取是向都市包括大都市发展，坚持守一是保住乡土文化的血脉。而乡土文化的血脉则包括：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熟人社会的安宁诚信、农民性格的坚毅质朴、自然万物的生命灵性、天地大道的永恒智慧，等等。这往往是中国乃至于整个人类不能放弃的根本家园。
 
    　四是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创新性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与西方建立在海洋和商业基础上的文明国家不同，中国是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虽然进入近现代以来，我们奋起直追、向西方现代国家学习和看齐，并以反对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基调和价值追求；但应该清醒的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无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根本，更不能离开或随意地将之抛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业文明的价值观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我们的立足之本，也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优势所在，还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原动力。这就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发挥我们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像城乡关系的互补融通发展理念，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处思想，这就避免了城市与现代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异化问题；二是吸收古今中外的特长，进行融通再造和进一步创新。我们毕竟不能受制于传统文化的沉重，而是要结合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实行新的创新，以突破城乡统筹的固有模式。这就要求在处理好城乡辩证关系的同时，让城市更多一些乡村的美好，让农村更多一些现代性因素，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中国的城市建设可否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尽量保持中国传统的园林特色、柔性美学和地方文化特长？这样，就使得中国的都市总体风格一致，但又各不相同。又如中国的乡村建设，可否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尊重自然和熟人社会的同时，多注入一些诸如西方社区的现代性因素？以避免农村和农民的封闭、保守甚至狭隘。总之，城乡统筹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文化、环境生态、审美方式和现代意识的问题，尤其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这一重要关系。否则，我们就难以避免两种颓势：一是唯西方马首是瞻，加速度地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拘于甚至匍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上面，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与世界潮流相去甚远或者是背道而驰。因此，守住传统、大胆向世界学习、立足于创造，这是未来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词。
 
    　马克思所开创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是当下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成为我们的理论法宝和思想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时期与高度，进行了自己的创造，从而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过，由于理论阐述的纲领性和战略性，也由于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更由于中国现代实践的复杂性与探索性，在中国城镇化道路尤其是乡村治理中亦出现不少问题，有的还是根本性的瓶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研讨和纠偏调整，以便少走弯路，更要避免走上歧途，这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尤其是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责任编辑：孙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