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VS人口城镇化：研究现状与展望*时间： 2017-10-29信息来源：张清勇 刘逍遥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之一。纵观全球，这一现象也存在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定量测度、机理以及成本与收益等三个方面，通过比较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有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研究发现：国际学术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我国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较晚，研究也较迟；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视角、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研究可以积极借鉴国外研究的广泛视角，加强理论模型的构建，挖掘微观层次的研究，同时要充分把握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差异，谨慎借鉴已有的理论和观点。
关键词：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城市蔓延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3-0134-10
收稿日期：2017-01-2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政府行为、土地利用与中国经济增长”（13XNJ028）。
作者简介：张清勇，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刘逍遥，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5年的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人（赵展慧，2016）。但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年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1996—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724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357万亩；2010—2012年，全国建设用地年均增加953万亩，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加515万亩。2000—2011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长速度”（中共中央、国务院，2014）。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问题并非我国独有。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财富的增长、大量私家车的出现、公路系统的完善，对回归农业生活、接近自然和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以及“莱维顿”小镇的示范性作用，大量美国城市居民开始向郊区迁移，郊区化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如表1所示，在1982—1997年间，美国城市面积增加了47%，而城市人口仅增加17%（Fulton和Pendall，2001）。类似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欧洲城市面积扩张了78%，而人口只增加了33%，城市紧凑度下降（EEA，2006）。这种现象也大量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墨西哥莫雷利亚市自1975年之后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印度加尔各答建筑区面积的增长率也明显高于人口增长率（Bhatta，2009）。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07》指出，世界上人口超过10万人城镇的平均城镇密度（每平方公里城镇建成区面积上的居民数量）一直在下降，其中发展中国家每年下降1.7%，发达国家每年下降2.2%（UNFPA，2007）。
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是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外一般将此现象称为“城市蔓延”（蔡继明等，2013）。USEPA（2001）认为，“在城市范围内，当土地转化为非农用地或非自然用途土地（non-natural uses land）的速率超过人口增长的速率时，城市蔓延就会发生”。Fulton和Pendal（2001）指出，“如果土地消耗的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个城市区域是‘蔓延’的；反之，如果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土地消耗的速度，那么这个城市区域被描述为‘密集’的”。Ewing等（2002）也将城市蔓延定义为土地开发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过程。国内不少研究也将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称为城市蔓延（张帆，2012；洪世键、张京祥，2012；范进、赵定涛，2012）。
二、定量测度
测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蔓延）的指标可以分为单一维度指标和多维度指标。最常用的单一维度指标是人口密度，可以简单地用城镇人口除以城镇面积得到。较早使用人口密度指标来研究城镇化的文献有Brueckner和Fansler（1983）、Peiser（1989）等。Fulton和Pendall（2001）以人口密度为评价指标，以美国281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1982—1997年美国城市蔓延的态势，引起比较大的影响。不过，不少学者指出，城市面积取决于城市边界的确定，会随着城市边界标准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口密度并不是十分有效的衡量指标（Galster等，2001；Malpezzi和Guo，2001）。其他常用的单维度指标还有人口密度梯度（Lechner和Maier，2009）、香农熵（Yeh和Xia，2001）、紧凑性（Horn等，1993）、基尼系数和莫兰指数（Rahman，2012）、人口—土地增长弹性（Sierra Club，1998）等。这些指标比较容易计算，但难以全面反映人口和土地在城镇扩张过程中的复杂特征。
为了克服单维度指标的局限，不少研究转向多维度指标。例如，Galster等（2001）从八个维度考察城市蔓延：居住密度、城市建设用地连续性、城市建设用地集中度、集群度、居住用地相对中心商务区的集中性、城市多中心程度、土地利用多样性、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的邻近程度。他们利用GIS对空间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各个城市各个指标，加总得到综合蔓延指数。Hasse（2002）则用了12个城市蔓延的地理空间指标（GIUS）：人口密度，建设用地不连续蛙跳式开发程度，土地利用的分割程度，区域规划的不一致性，高速公路带状发展程度，道路基础设施的无效性，社区的不通达性，新增道路设施的无效程度，重要土地资料的损失，敏感性开放空间的侵入度，单位面积不透水面层的增长，城市增长轨等。GIUS测量法为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稳健的分析方法。Ewing等（2002）用代表城市开发模式不同方面的22个变量来衡量城市蔓延，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将22个变量归为4个方便测算和分析的蔓延指标：居住密集度，住宅、就业和服务的混合程度，中心区活力，以及道路网络的可达性。他们计算了83个城市各因素的得分，加总得到每个城市的总体蔓延指数。此后，测度城市蔓延的研究不断涌现。例如，Tsai（2005）从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布局均衡度和聚集度等四个维度衡量城市的空间形态，而香农熵、基尼系数和莫兰指数分别是衡量土地综合利用、城市布局和城市集聚的指标。Jaeger等（2010）提出了选取城市蔓延测度指标的13个需要符合的标准。
国内也有不少测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性的研究。王新生等（2005）采用城市外围轮廓形态的紧凑度和Boyce-Clark形状指数，衡量1990年和2000年全国31个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的主要建成区紧凑度。陈海燕等（2006）以城市人口净密度，即非农人口和城市建成区之比，作为衡量城市人口密度的指标。范进和赵定涛（2012）以城镇人口增长率和城镇土地增长率的比值构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指数。尹宏玲和徐腾（2013）采用离差系数（人口增长率和土地增长率的标准差与方差的比值）来度量城市土地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偏差。一些研究也开发了多维度的测度指标。刘欢等（2016）分别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两个目标层面构建了包含13个指标层的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蒋芳等（2007）提出基于地理空间指标体系的城市蔓延测度方法，指标体系由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农业、环境和城市生活等13项组成。陈凤桂等（2010）构建了包括12个指标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互关系的评价指标体系。张琳琳等（2014）、丛晓男和刘治彦（2015）则利用多维度指标分别分析了杭州、北京城市蔓延的动态变化。总体上看，国内文献对于城市蔓延的定量测度起步较晚，多以个别城市为样本，城市间的比较分析较少。
三、城市蔓延的机理
对于城市蔓延的机理，已有研究主要有三类。其中，“自然演进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城市蔓延是有序市场化的过程；“逃离衰败区”（flight from blight）理论认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向郊区迁移，促进了城市郊区化；“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则认为政府的财政动机决定了土地的利用方式，从而导致城市蔓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文化因素、个人因素以及自然因素等角度探讨城市蔓延的机制。
第一，自然演进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出现城市蔓延的现象起，学界就对城市蔓延的形成原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最初，很多学者认为城市蔓延打破了土地利用的均衡，将珍贵的农地转化为毫无吸引力的城郊区域。一些学者则认为城市蔓延是一种有序的市场化进程，合理地分配了城市用地和农业用地。最早将这一观点模型化的研究是Alonso（1964）、Muth（1969）和Mills（1972）。随后，Wheaton（1974）提出城市空间大小是由一系列外生变量决定的。在此基础上，Brueckner和Fansler（1983）证明了城市蔓延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一个有序的市场化过程：城市规模的大小是由人口、收入、农地租金和通勤成本决定的，人口越多，收入越高，农业用地的价格越低，交通成本越低，城市区域越大。Mieszkowski和Mills（1993）将这一理论称为“自然演进理论”，认为城市郊区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收入和人口增长、交通改善、消费者偏好以及土地使用方式竞争的结果。Richardson和Gordon（1993）认为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市场能够发挥良好的主导作用：消费者和商业会向土地价格更低和人口密度更低的地区扩张，现代通信系统的发展削弱了商业聚集的必要性，交通成本的降低扩大了生活区和工作区的距离。他们认为，分散化的居住模式是市场有效的，市场失灵的唯一来源是鼓励远距离驾驶的机动车辆补贴以及不支持土地高密度和混合利用的地方土地使用管制。后续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自然演进理论。例如，Alig等（2004）发现人口密度和个人收入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主要原因，Glaeser等（2004）论证了汽车和城市蔓延的关系。也有研究实证检验交通系统的改善以及道路便利性提升对城市蔓延的促进作用（Baum-Snow，2007；Duranton和Turner，2011）。
第二，“逃离衰败区”（flight from blight）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中心低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导致了城市向郊区扩张。Tiebout（1956）构建了一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型，提出在迁移成本为零的假设前提下，郊区能够提供较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促使人们从中心城市移向郊区。Mieszkowski和Mills（1993）将此概括为“逃离衰败区”理论，指出高税收、公立学校低质以及政府服务水平低，种族矛盾、犯罪、拥挤、恶劣的环境质量等因素，使得城市中心的富人移向郊区，导致市中心的生活质量和财政形势进一步恶化，引发更严重的城市蔓延。“逃离衰败区”理论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检验。例如，Cullen和Levitt（1999）发现高收入、白色人种以及有18岁以下小孩等因素提高了家庭对犯罪率的反应激烈程度，城市中心生活质量的降低不仅对人们离开市中心的意愿有直接影响，而且对住宅区的房屋价格有间接影响。South和Crowder（1997）证明了郊区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高阶层家庭要和低阶层家庭分离居住而迁移。 Brueckner等（1999）证明居住位置取决于城市中外部设施的空间格局，当城市中心的外部设施优势比较弱或者设施条件更差时，富人就会倾向于住在城郊。Bayoh等（2006）发现城市和郊区社区质量的差异是导致城市郊区化的主导因素。Sridhar等（2016）利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失业率之比作为“逃离衰败区”的衡量指标，证明中心城区的衰败导致了印度古尔伯加的城市郊区化。
第三，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不少研究指出，财政动机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决策，从而决定了城市发展模式（Lewis，2001）。对于“土地利用的财政化”，Misczynski等（1986）将其解释为地方政府制定土地利用管制政策来增加地方的收入，Kotin和Peiser（1997）则将其定义为“社区根据税收收益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一种倾向”。Slack（2002）认为城市蔓延与地方的公共财政结构和税收依赖相关。更具体的研究发现地方房地产税收带来的财政效应会降低土地开发密度和人口密度，促进城市蔓延（Brueckner和Kim，2003；Song和Zenou，2006）。Wassmer（2008）认为政府的土地利用决策更多是从财政方面考虑，城市边缘地区的政府拥有更多的未开发土地，他们更有可能从收益的角度考虑土地的利用方式，指出“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是除“自然演进理论”和“逃离衰败区”理论之外，可以用来解释城市蔓延现象的第三种理论。 Hortas-Rico（2014）发现，政府在协调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和开发收益时存在的道德风险促进了城市的过度蔓延。概言之，“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强调地方政府会选择最能增加政府收入的土地利用方式。已有研究探讨了不同税种对城市蔓延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可见，地方政府的财政动机影响了城市蔓延，但其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却是比较复杂的。
还有学者尝试从文化、自然、个人偏好以及空间互动等角度来解释城市蔓延。 Bengston和刘丽（2004）认为长期以来对于城市中心的厌倦促发了美国人向往郊区单栋独立住宅的美国梦，而美国梦是造成城市蔓延的根本原因。一些研究认为地形和气候也显著影响城市蔓延（Harvey和Clark，1965；Burchfield等，2006）。与生活在高密度的城市相比，人们更愿意生活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区（EEA，2006）。Osman等（2016）研究发现蔓延模式受到七个驱动力的影响：地理特征，生活设施的可用性，经济激励，土地需求和供应，人口增长，行政功能和发展计划。Gómez-Antonio等（2016）利用空间方法，证明西班牙邻近城市之间的蔓延存在空间互动作用，即地方政府在开发新的郊区居住点上存在竞争关系，从而推动了过度的城市蔓延。这些研究为理解城市蔓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对于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机理，已有研究多关注制度缺陷，包括二元土地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和行政绩效考核机制等（蔡继明等，2013；陆大道等，2007；陶然、曹广忠，2008；蔡继明、程世勇，2011；范进、赵定涛，2012；李力行，2010；Ye和Wu，2014）。熊柴、高宏（2013）用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李子联（2013）发现一省的财政收支水平越高，则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就越严重。也有研究从交通、经济等角度探讨。例如，张帆（2012）发现，城市蔓延指数与城市化率和交通通达性呈正相关，城市蔓延指数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王家庭等（2015）发现，私人汽车消费显著地影响了城市蔓延，而且这一影响呈倒U型关系。范进和赵定涛（2012）发现，Brueckner的城市空间扩张经典理论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城市蔓延的原因，中国城市蔓延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和私人汽车拥有量正相关。王家庭等（2013）发现城市人口变动、第二产业发展、城市居民收入等经济因素对城市蔓延有显著影响，而且城市蔓延在不同发展时期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相较而言，国外学者多从市场、社会和政府等方面探究微观的机理问题，国内研究偏重讨论制度缺陷。这可能与我国城镇化更多地受制度约束和政府政策影响有关。
四、成本与收益
已有研究多对城市蔓延的现象持批评态度，突出城市蔓延的负面影响，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一味地批评城市蔓延可能是不全面的，需要同时考虑城市蔓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Burchell等（2002）指出，城市蔓延的收益和成本有些是可以测度的，有些是不可测度的，二者在全面考察城市蔓延的影响时同等重要；从可测度的方面来看，城市蔓延的成本要大于收益。
1. 城市蔓延的成本
早期的研究多关注城市蔓延的负面影响，即城市蔓延的成本。Clawson（1962）指出，城市蔓延增加了社会服务成本和私人运输成本，导致了开放空间的缺乏和土地资源的浪费。Harvey和Clark（1965）指出城市蔓延有四个方面的成本：一是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修建下水道系统、供水系统、道路系统、卫生系统、排水系统等；二是农业用地的损失；三是城市向周边蔓延过程中出现了闲置土地；四是土地利用过程中的冲突和无规划的散漫情况。Hagevik（1972）研究了城市蔓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这些研究虽不系统，但对城市蔓延带来的运输成本、技术设施成本、公共服务成本以及土地与环境成本做了初步探究。
RERC等（1974）在社区层面上对典型的住房类型以及土地开发模式产生的成本进行实证估计，考虑了大约20种个人成本，发现从经济成本、环境成本、自然资源消耗成本以及其他类型个人成本的角度来看，城市蔓延是一种昂贵的住宅开发模式。Burchell等（1998）增加了对社会成本的考虑。Burchell等（2002）进一步将城市蔓延的影响分为两类：一类是蔓延对资源的影响，包括对土地非农化、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地方道路基础设施、地方公共服务成本、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影响；另一类是蔓延对个人成本的影响，包括对行程距离、生活质量、城市衰退的影响。研究方法方面，Burchell和Landis各自的研究团队都构建了土地利用模型，考察不同发展模式对城市发展的预期影响。Burchell等（1992）对美国新泽西州两种开发模式（传统的开发模式TREND和“临时国家开发和重建计划”IPLAN）的相对影响进行量化研究，对比两种模式对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社区生活以及政府间合作带来的不同影响。Burchell和他的合作者又先后对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州和肯塔基州等地开展了类似研究（Burchell等，1994；Burchell和Moskowitz，1995；Burchell，1997）。Landis等（1994）建立了加州城市预期模型（CUF），研究城市发展模式及其对不同层次政府发展政策的影响。该研究考察了加州的建筑成本、基础设施改善成本、服务设施成本、开发影响费、土地持有成本，并提出了一个预测城市蔓延对土地和环境影响的框架。
除此之外，后续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交通死亡事故的发生率（Ewing等，2016），肥胖症、心脏病和癌症患病率（Ewing等，2003； Griffin等，2012），空气污染（Stone，2008），极端高温事件（Stone等，2010），紧急情况反应时间（Trowbridge等，2009），住宅用能源（Ewing和Rong，2008），社会资本（Nguyen，2010），青少年驾驶（McDonald和Trowbridge，2009），私家车的通勤距离和时间（Ewing等，2003；Holcombe和Williams，2012）等，都存在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讨论了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带来的成本。一是生态成本。范进（2011）对220个地级市的研究发现，城市低密度化发展导致城市能耗增加，不利于节能减排。范进和赵定涛（2012）进一步指出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不仅侵占了大量农田，还造成了城市通勤距离急剧增加，对小汽车的依赖进一步增强，造成交通堵塞，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王家庭等（2014）研究了城市蔓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包括占用耕地、损害湿地、环境污染、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吞噬开敞空间等。Chen等（2016）指出以土地为中心的城镇化导致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有三个最主要的挑战，一是导致大量优质耕地的损失，从而带来粮食安全风险；二是造成“鬼城”数量的激增；三是导致“热岛效应”和全球变暖。秦蒙等（2016）的研究表明城市蔓延会提高当地的PM2.5浓度，而且城市蔓延与雾霾浓度的同向关联还与城市规模和是否为工业城市有关。二是经济成本。牛煜虹等（2013）发现城市低密度蔓延造成了政府公共支出的显著增加。秦蒙和刘修岩（2015）利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构造了城市蔓延指数，得出城市蔓延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结论。三是社会成本。范进和赵定涛（2012）指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强拆强征引起农民的不满，非永久性的城市移民不利于内需的拉动和城市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同时会加重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丁任重和何悦（2016）发现城镇蔓延会造成滞留型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问题。
2. 城市蔓延的收益
Boyce（1963）指出城市蔓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因为人口密度低，城市蔓延能够带来更多的开放空间；第二，蔓延式开发鼓励商业和工业向城市外围发展；第三，郊区的人们能够在边远地区工作，居住地更靠近工作地；第四，蔓延式开发能够让城市未来的发展更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Gordon和Richardson（2000）是城市蔓延收益论者，批评支持紧凑型发展的传统论点和证据，认为分散化的郊区发展模式有不少优势，包括较少的出行时间、降低住房成本以及更高的消费者满意度等。Burchell等（1998）比较详细地总结了城市蔓延的收益。如更低的土地和住房成本；更大的平均用地面积；更大的住房面积；反映了低密度偏好；更短的通勤时间；更少的交通拥堵；更低的总体交通成本；城市中心未开发土地更有效的利用；社区的犯罪率更低；消费者可选择的生活方式更多；更和谐的社区；公民参与度和地方政府影响力更强。Angel等（2005）指出低密度的城市蔓延能够导致迅速高效的经济增长，更快地创造就业，提供更多可支付的、更大的住房，减少无家可归的现象，提供价格更低廉、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提高社会互动的满意度，提高生活质量等。
五、结论与展望
2013年1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山东农科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表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李克强总理2014年也指出，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应努力推进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让土地的城镇化服务于人的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二者的不协调问题在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对此，国际学术界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这一问题出现的时间较晚，研究也较迟，可以从国际学术界借鉴一些方法和思路。比较国内外关于土地与人口城镇化二者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国外研究比较全面，研究内容包括定量测度、机理以及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从各学科的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关注角度比较单一，机理方面更多地关注制度缺陷，从市场、文化、自然等角度的分析较少；对城市蔓延成本和收益的讨论也较少。第二，在理论方面，国外学者注重在前人模型的基础上，从新角度作进一步的探究。国内部分研究致力于介绍西方成果，试图找出可借鉴的理论，另一些侧重于宏观角度的研究，较少微观的探究。第三，在实证研究上，国外学者侧重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多省略理论模型，直接选取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正视这些不同，扩展研究的视角，可以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内外都有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问题，但仍有较大不同。欧美的城市蔓延、城镇人口密度下降的现象发生在城镇化已经基本完成、城镇化率已经很高的时期。而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发生在城镇化仍在加速、城市化率还较低的时期。另外，我国城市化管理体制、土地制度以及资源禀赋等与其他国家也有不同。因此，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的存在。例如，虽然都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但我国人多地少的程度严峻得多，就应更加重视该问题。又如，发达国家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表现是城镇人口向郊区迁移，而我国则主要表现为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以及新城开发，背后的机制就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在借鉴相关理论时，应考虑模型的适用性，需要对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情境做出修正。例如，土地利用的财政化理论可能更适用于中国，而“逃离衰败区”理论可能暂不适于中国的普遍情况。总而言之，应该积极参考国外研究的广泛视角，加强理论模型的构建，挖掘微观层次的研究，但同时要把握发展阶段和国情差异，谨慎借鉴已有的理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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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of Land VS Urban Population Growth: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Zhang Qingyong Liu Xiaoyao
Abstract：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problems Chinese urbanization is facing is the pace of land urbanization is much faster than urban population growth.However，city growth becoming increasingly land intensive is somewhat common in many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the home and abroad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uncoordinated pace of urbanization of land an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aspects such as research perspective，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etween domestic and abroad research.We can learn from the extensiv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studies，an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micro-level research.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our own conditions and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and cautiously draw lessons from existing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s.
Key Words：Urbanization of Lan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Urban Sprawl（责任编辑：齐 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