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体系 城市区位 城市规模 城市化路径

　　一、引言

　　当前，中国将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国际上，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将中国的城市化视为21世纪影响世界发展的两大事件之一。城市化本质上就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和空间等多种因素的人口区域或产业间的迁移过程。具体到中国，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另一方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这正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所在。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呢;哪些城市能够实现更快的发展——初始规模更大的城市还是区位条件更好的城市?

　　初始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更高级别的聚集效应，因此对外来人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区域条件较好的城市，可以便利地接受大城市的辐射效应，享受大城市溢出的共享效应和产业配套条件，因此当地产业可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如东莞、昆山等二三线城市。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上，究竟应该选择大城市、小城镇还是城市群，应该发展东部城市还是应该重点发展中西部城市?本文使用中国2000～2011年地级城市数据，实证分析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城市化路径选择提供借鉴。

　　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规模和城市区位对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作用，但绝大多数文献仅从单一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考察全国各地级城市距离京沪港三大核心城市的距离对城市人口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第二，加入了城市规模和城市区位因素的交叉项，考察不同规模的城市在接近高等级城市中获得的收益;第三，考察了城市周围城镇分布的密集程度对特定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评述

　　研究城市区位影响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考虑不同等级的城市间互相影响，主要关注与高等级城市的距离对低等级城市发展的影响;二是考察城市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城市数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最早研究城市间空间联系的是中心地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低等级城市数量多，向周边的小范围地区提供较少种类的商品和服务;高等级城市数量相对较少，但服务的空间范围较广，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相对丰富;城市体系呈现为等级性特征，每个高等级的城市周边分布着若干个低等级的城市，低等级的城市需要从高等级城市获得自身提供不了的商品和服务。同时，城市之间为获得市场区域而竞争，城市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获得增长所需的市场空间。近20年来蓬勃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将区际贸易成本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现状以及未来演变趋势的核心变量，而区际贸易成本内涵丰富，包括了城市间距离、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制度和文化差异等现实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当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较低时，由于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中小城市的产业份额转移到大城市中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因而，中小城市需要与大城市保持足够大的距离，保持一定水平的区际贸易成本来回避与大城市的竞争。赫尔普曼(Helpman)则认为，大城市人口增加会提高城市土地等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当区域间贸易成本很低时，人口和经济活动从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这意味着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小城市更可能承接来自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当同时考虑城市成本和外部市场空间时，运输成本和区域差距之间呈现“钟形”曲线关系，即在区际贸易成本很高和很低时，均出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格局。由此可见，与核心城市的距离与特定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许政等利用中国1990～200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发现随着到大港口的距离增加，对城市经济增长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

　　另外，与周围城市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影响城市的长期增长。城市群内的城市可以共享区域性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匹配成功率、分享知识创造的溢出效应，同时城市群本身还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有助于城市产业和人口增长;但是，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为了吸引产业也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关系。帕特里奇等(Partridge et al.)利用美国城市增长数据实证发现，规模相近的小城市从彼此临近中获得的收益为负;孙(Sohn)采用韩国的城市数据，同样发现城市周围一定范围内的邻居数量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为负，但结果不显著。但是，布莱克和亨德森(Black&Henderson)通过研究1900～1990年期间美国城市的演化过程发现，市场潜能对城市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帕特诺夫和施瓦茨(Portnov&Schwartz)对欧盟40个国家的4700个聚居地进行的分析表明，有更多城镇邻居的城镇比孤立的城镇增长得更快。就国内而言，王小鲁发现全国的“百强镇”大多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城市群，这两个城市群的主要特点是众多中小城市紧凑分布，并且城市之间有着密集的交通网相连，交通运输条件较为便利;而在城镇分布相对稀疏的西部地区，位于其中的小城镇即使在政府行政干预下也难有实质性的发展，但作者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定量分析。

　　城市规模和区位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许政等认为与大城市的距离是影响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缺乏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很难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增长，因此不能仅从单一的“最优规模”出发，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帕特里奇等利用美国城市增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不同规模的城市从与更高等级的城市接近中获得的收益不同，临近更高等级的中心城市对规模较大的城市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人口小于25万的城市人口增长存在正向的影响，而对于人口规模在25万～150万之间的中等规模城市来说，接近更高等级城市反而限制了其增长。布莱克和亨德森曾利用市场潜能与城市规模的交叉项来检验市场潜能效应是否对规模较大的城市影响更大，但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其在城市体系中的位置有关，在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时，应注意城市规模和城市区位特征的交叉影响。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对城市增长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城市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应该关注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伴随着人口的不完全流动，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因而地理条件在较长的时间都对城市人口增长起作用。因而，不同于国内大多数文献在研究城市发展时使用人均GDP的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采用城市人口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关键指标。

　　格莱泽等(Glaeser et al.)在研究美国城市在1960～1990年间的城市增长时，检验了城市初始特征对城市长期增长的影响。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城市增长对城市特征影响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型可以发现城市特征对城市增长的长期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区位因素、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初始状况等因素，以考察这些因素对城市长期增长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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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Nt为市辖区在期初的常住人口数量，Nt+T为第T+t期的常住人口数量，之所以选择常住人口而非城市户籍人口，是因为我们更关注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而户籍人口统计没有将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统计在内。dist为影响城市增长的城市区位因素，Xt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其他因素，包括城市在基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经济结构、城市等级等，这些因素将在长期影响城市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此外，为考察不同规模城市从城市区位中获得的收益，我们还加入了城市规模和距离核心城市的交叉项。

　　(二)变量设定

　　距离影响着城市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因而地理距离和交通距离常被用来度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城市间交通距离和耗费的时间，是影响城市间联系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成为交通运输网络的结点，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城市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城市间的空间关系。

　　我们定义了两类指标来表示城市间的空间关系，一是各地级城市距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短距离，二是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接近程度。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三大城市群在客观上成为中国的三大增长极，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上海、香港是所在城市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使用某城市距三大中心城市的最短距离，可以大致描述该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区位特征。为了捕捉距离变量的非线性特征，参考多肯斯和尼德斯(Dobkins&Ioannides)以及许政等的做法，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城市间距离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

　　本文还希望考察位于城市群内是否有利于城市的长期增长。鉴于城市群的边界较为模糊，对中国城市群的数量和各个城市群的边界定义都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我们不使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一个城市是否属于城市群，而采用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地理接近程度来反映城市群对城市的影响。海德和梅耶(Head&Mayer)选取衡量各城市的“地理中心度”指标来表示城市周边的城市分布状况，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常用的市场潜能指标更关注城市周边的市场规模，本指标更好地反映了城市间的区位关系。城市r的地理中心度计算公式为Gcr=ln∑s≠rdrs-1，其中，drs是指城市r和城市s之间的直线距离。地理中心度主要反映城市周围的城市数量和距离，反映城市在局部区域的区位优势或劣势。Gc指标对距离特别近的城市比较敏感，容易产生偏差。

　　鉴于此，我们还采用一定距离内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来表示某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接近性。在确定城市一定范围内邻居数量时，确定合适的临界距离是非常重要的。临界距离过小则难以包含大部分存在相互影响的城市，使指标包含的信息量下降，临界距离过大则使指标中含有噪音，影响估计的准确性。余泳泽等研究金融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作用边界时发现，300公里以内是空间外溢的密集区域，许政等研究也认为城市间的空间集聚效应在300公里以内表现出向心力的趋势。城市群的直径也大约处于300公里左右，在本文中我们分别使用300公里作为临界距离，选取300公里内地级以上城市数量(nb300)作为反映某城市周围其他城市的分布状况。

　　为了衡量中国的城市规模是否出现收敛，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期初城市辖区常住人口的对数LnN。此外，对较大规模的城市，与核心城市保持一定距离能够回避与核心城市的直接竞争，有利于其发展。而对小城市来说，接近核心城市则可以获得高等级城市的知识溢出，从彼此合作分工中获得增长动力。为了分析距核心城市.距离和城市规模的交互影响，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数与距离的交叉项(dist*LnN)。

　　中国的城市存在着行政等级(rank)，较高行政等级的城市有着更多的话语权且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会对城市人口增长产生影响。本文中高等级城市包括四个直辖市、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除拉萨以外的其他省会城市，高等级城市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此外，由于沿海城市更接近国际市场，本文加入了沿海城市虚拟变量(coastal)，城市下辖的区县内有海岸线的赋值为1，否则为0。

　　考虑到较高的城市劳动生产效率有利于城市发挥集聚效应，吸引人口进入城市，FDI流入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流入;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人口流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促使产业集聚，因而，我们加入了人均GDP(agdp)、FDI占GDP比重(fdi)、二三产业产值比(ind23)、人均在校大学生数量(hstud)四项指标。本文的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2》。

　　四、计量结果分析

　　考虑到模型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采用稳健标准差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对比，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在分析模型结果时，采用稳健标准差的估计结果，见表1。

　　(1)与核心城市距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到核心城市距离的一次项和三次项为负值，二次项为正。在加入了其他变量以后，结果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通过绘制到核心城市距离和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图(图1)，我们发现，随着到核心城市的距离逐渐由近到远，对特定城市人口的增长出现促进、抑制、再促进的作用，二者之间呈现“～形”关系。这说明，不同区位的城市从三大核心城市的辐射中获得不同的效果。东部城市接近国际市场和核心城市，虽然面临优质要素被核心城市吸走的风险，但也可更好地参与分工并获得核心城市的溢出。西部城市因为距离的保护作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加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城市增长速度也较快。中部城市似乎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既无法充分接近国外市场，不能获得参与东部城市群的分工，又面临着东部城市的直接竞争，城市增长的速度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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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城市期初人口规模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城市人口增长在总体上呈现收敛态势。中小城市未来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要场所，特大城市受到城市拥挤成本的影响，土地、环境压力较大，在达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吸纳人口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城市规模与距离的交叉项符号为正，说明规模越大的城市从远离核心城市中获得的收益越大，这可能是因为规模相近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大城市和核心城市之间存在着更强的市场竞争关系，所以规模较大的城市从远离核心城市造成的市场保护中获得的收益更大，而小城市服务于地方性市场，提供与附近高等级城市互补的产品和服务。此外，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城市规模有关，小城市难以依靠自身产生城市增长所需的创新要素，必须依靠大城市的知识溢出。图1给出了不同规模城市在距核心城市从近到远时城市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当离核心城市较近时，初始规模较小的城市增长率高于初始规模较大的城市;当离三大中心城市的距离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初始规模较大的城市增长速度超过初始规模小的城市。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距离核心城市较远而获得了增长的空间和机遇，有可能进一步集聚区域生产要素，成为区域性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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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c值对其人口增长的效果为正，我们还使用了300公里距离内城市数量来表示某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接近程度，发现周围300公里内的城市数量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见模型5)。这说明，与其他地级以上城市在空间上的接近有利于城市的长期增长。由于城市群内的城市会有更多的“邻居”，这一结果表明城市群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全国的“百强镇”大多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有着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众多中小城市密集环绕或毗邻超大规模城市或国际大都市;二是众多城市之间有着密集的交通网连接，运输条件便利。由于地理临近以及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这些中小城市与大都市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经济活动从大都市向周边中小城市有序扩散。朱虹等比较了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辐射模式，发现与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情况相比，北京对周边城市呈现空吸效应，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发展差距非常大。根据本文的研究，这可能和京津冀地区城市之间距离较远、交通网络不完善，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有关。

　　(4)经济结构指标。人均GDP、FDI占GDP比例的影响为正，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的影响为负数。高人均GDP意味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有利于吸引人口流入，促进城市增长。FDI占GDP比例的影响为正，说明对外开放有助于城市增长，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的系数为负，说明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作用在下降。长期以来制造业是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但我们的分析似乎表明，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制造业带动城市增长的能力开始下降。这意味着只有进行产业升级，实现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城市的长期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但是落户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受到严格控制。这一政策能否对城市化进程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关键在于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以后人口愿不愿意去。如果人口不愿意向中小城市流动，而继续涌向大城市，那么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的政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十分有限。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择就地城市化还是异地城市化，即引导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还是鼓励人口跨区域流动。本文使用中国2000～2011年地级城市数据研究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下述研究结论可为以上问题提供相关启示。

　　(1)城市区位对城市长期人口增长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到核心城市的距离逐渐由近到远，对城市人口的增长出现促进、抑制、再促进的作用。具体到中国城市分布空间，不同区位的城市从三大核心城市的辐射中获得不同的效果，东部城市能更多获得来自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而西部城市由于远离三大核心城市，获得市场保护，中部地区的城市则处于尴尬地位，这些城市距离核心城市600公里左右，正好处于“～形”曲线中最低的部分，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既低于东部也低于西部，出现“中部塌陷”。同时，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是，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核心城市“聚集阴影”所笼罩的对象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那些距离最近的城市，而是那些距其400～800公里的城市。

　　(2)城市初始人口规模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城市人口增长在总体上呈现收敛态势，中小城市未来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要场所，大城市受到城市拥挤成本的影响，土地、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较大，难以进一步吸纳人口进入。

　　(3)在城市体系内，规模和区位对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当距离核心城市较近时，初始规模较小的城市增长率高于初始规模较大的城市;当距离三大中心城市的距离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初始规模较大的城市增长速度超过初始规模小的城市。中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远离核心城市而获得了增长的空间和机遇，会进一步集聚区域生产要素，成为区域性增长极，而孤立的小城市难以维持自身发展，更谈不上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大城市辐射区内的东部小城镇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镇，是吸收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

　　具体到对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启示：东部的中小城市，可依托大城市和城市群内其他城市提供高等级要素，吸纳产业和人口;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推动以成都、重庆、武汉、郑州、西安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改善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发展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服务中西部的广大农村腹地;而对那些城市布局稀疏、小城市发展潜力有限的地区，应将推动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转移作为城市化政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