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述评时间： 2015-09-18信息来源：郭叶波 魏后凯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以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但中国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不匹配，各种城镇化问题和矛盾日渐凸显出来，城镇化质量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自叶裕民2001年开启城镇化质量定量评价研究以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有关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文献明显增多。不少学者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等多种方法。分别对全国、省域、地级市、县级市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理解尚未形成共识，指标体系尚不完善，当前亟需加强评价标准的适用性、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为此，必须在基础理论和评价方法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城镇化质量;评价尺度;指标赋权;评价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品达到6.91亿，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常住农村人口，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51.3%。从城镇人口、空间形态标准来看，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并面临十大挑战(魏后凯、袁晓勐、郭叶波等，2012)。[1]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质量并没有与城镇化水平同步提高，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在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应该更重视城镇化质量(周一星，2006;魏后凯，2012)。[2][3]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型社会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从理论上阐明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明确城镇化发展的差距所在和改进方向。
一、评价对象与空间尺度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以地级及以上城市、省域为空间尺度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见表1)。
对于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对象的选择，有学者认为国家大尺度或县域、乡镇等小尺度就不宜作为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对象(陈明，2012)，[44]这似乎有些草率。理论上讲，只要有城镇化，就要重视城镇化质量。当前中国整体进入了初级城市型社会的阶段，加强全国尺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明确宏观层面的差距所在和进一步改进的大方向，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县城和小城镇也是城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县域和乡镇等小尺度的城镇化质量，就能筑牢全国城镇化质量的微观基础。当然，必须注意不同空间范围城镇化质量评价的适用性和差异性。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承担重要生态功能的地区由于不存在城镇化的前提，也就无所谓城镇化质量评价;而人口净迁入量较大的城镇化核心区域则是城镇化质量评价的重点对象。
二、评价方法和指标赋权
对城镇化质量评价，有定性和定量研究两大类，当前的研究以定量评价研究为主。在定量评价方法上，有单一指标评价和多指标综合评价两种类型。
从表1可看出，只有极少学者采用单一指标评价(郑梓桢，2003)，而绝大多数学者采用多指标评价。对于多指标评价，有些学者仅对各个指标进行分别评价，有些学者则采用一定的方法将多个指标综合成一个城镇化质量指数。
将多个指标进行综合的方法，又可分为乘法模型和加法模型。只有少数学者采用乘法模型(李林，2007)，即将多个指标以乘法的形式合成一个综合指数，其使用规则是各个指标缺一不可(吴殿廷，2003);[45]而大多数学者采用线性加法模型，即按一定方法对多个指标赋权后再线性相加合成一个综合指数，其使用规则是各个指标存在线性可替代性(李林，2007)。
无论乘法模型还是加法模型，都会面临一个重要难题——指标赋权。从表1可看出，现有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存在多种指标赋权方法，但大体可归纳为主观赋权、客观赋权两类。其中主观赋权方法包括作者直接赋权、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其赋权原理是基于专家对不同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李林，2007)。客观赋权方法包括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其赋权原理是基于指标本身的信息量或者样本差异驱动(例如方差)。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各有优劣，前者主要凭借专家经验，但由于各自知识背景不同，难免存在主观随意性;而后者回避了主观随意性，但仅凭借样本差异驱动赋权有时又无法反映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三、评价结果与主要争论
从定性评价的结果来看，中国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归纳起来，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口城镇化质量不高。近年来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但面临“不完全城镇化”和“被城镇化”的问题。大量农村人口在土地被征用之后未能举家迁入城市和城镇;也有大量农民工长期进城工作却未能定居城镇并享受应有的市民待遇(周一星，2006)。受“一城两制”政策歧视，农民工成为城市里的二等公民、边缘人(陆学艺，2005)。[46]二是空间城镇化质量不高。中国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2000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97%、6.04%，远远高于城镇人口3.85%的年均增速。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城市规划建设缺乏特色，城镇基础设施薄弱(魏后凯、袁晓勐、郭叶波等，2012)。三是经济城镇化质量不高。中国城市和城镇的产业发展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城市间低水平同质竞争突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尚不完善(魏后凯、袁晓勐、郭叶波等，2012)。四是社会城镇化质量不高。小城镇的农村生活方式没有真正改变，城市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问题突出(孔凡文、许世卫，2005)。[47]近年来，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又可能产生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周一星，2006)。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异和消费差异仍在持续扩大，并且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魏后凯、袁晓勐、郭叶波等，2012)。
从定量评价的结果来看，中国城镇化整体质量不高，不同地区的城镇化质量差异显著。第一，在全国尺度，2008年中国城镇化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但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王德利等，2010)，并且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空间城镇化质量(方创琳等，2011)。第二，在省域尺度，近20年来分省城镇化质量沿着“内陆→沿海→内陆→沿海→整体提高”的路径不断提升(方创琳等，2011)，但中国分省城镇化质量并不高。由于技术变动的无效性，各省市城市化效率不断降低，处于DEA无效状态的省市的投入要素非集约度很高(王家庭、赵亮等，2009);并且各省城镇化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大致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逐次下降(方创琳等，2011;郝华勇，2011;周丽萍，2011)。第三，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我国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空间差异显著。当前4个直辖市的城镇化质量还比较低(王忠诚，2008;王家庭、唐袁，2009)。人口超过300万的9个大城市大多数处于初步实现现代化阶段，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叶裕民，2001)。省会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从东部向西部递减(王家庭、唐袁，2009)。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城镇化质量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韩增林等，2009)。第四，在县级城市尺度，多数长三角和珠三角新兴城区城镇化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离更高标准的城镇化尚有一段距离(余晖，2010)。2000年至2002年江苏省27个县级市大部分城市发展质量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白先春等，2005);但江苏省县级市的城镇化质量略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并且内部质量差异更为明显，整个长三角县级市的城镇化质量以环太湖经济带为中心，向内陆地区圈层式递减(徐素等，2011)。
现有文献对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人口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的关系也进行了初步研究。一般认为，在省域和地级市尺度，城镇化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就越高(韩增林等，2009;方创琳等，2011)。关于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不同学者还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在理论上，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30%、60%、80%时为城镇化质量及速度相对应的3个重要转折点(方创琳等，2011)。但在实证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随着人口城镇化率下降，城镇化质量降低(周丽萍，2011);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口城镇化率并不能反映城镇化质量的高低，两者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余晖，2010;方创琳等，2011)，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地区(徐素等，2011)。
四、研究不足及改进方向
现有文献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多数研究只热衷于构建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和开展实证评价分析(周丽萍，2011)，而对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空间载体、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机制缺乏必要的理论分析。个别学者将城镇化质量错误地理解为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的吸引力和网络张力(郑亚平，2006)，[48]没有抓住城镇化质量的本质内涵。少数学者将城镇化质量过于宽泛地理解为城市综合实力、城市竞争力等，没有突显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特色内容。不少学者将城镇化质量过于狭隘地理解为城市发展质量，忽视了城乡区域一体化等重要内容。大多数学者未能抓住城镇化推进效率的这一关键内容，片面地强调了城镇化建设的成果而忽略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资源、环境、劳动力等成本代价。
其次，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善。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多数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所选择的评价指标，或者过于简约(例如郑梓桢，2003;王忠诚，2008)，不能反映城镇化质量的全部内涵;或者过于庞杂，不能突出城镇化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或者与城镇化质量关联不大，甚至混杂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指标。在进行城镇化质量评价时，有学者入选了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总量性指标(袁晓玲等，2008;王钰，2011)，显然混淆了城市综合实力与城镇化质量的区别;也有学者入选了食物自给率(Wang，2008)、[49]能源保障指数(方创琳等，2011)等指标，其适用性尚需进一步斟酌。
再次，评价标准的适用性亟需改进。大多数文献，在设置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的目标值或者在进行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时，将该指标的样本最值视为满分。这样处理固然省事，但据此设定的评价标准却未必具有普适性。对此有学者进行了反思，认为城镇化进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描述其质量的指标应具有时代特征，兼具先进性和阶段性(白先春，2004);[50]因此要设置“动态移动靶”，即不同时期应设置不同的达标标准(陈鸿彬，2003)。[51]
一般说来，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即发展型指标(含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约束型指标和适中型指标。对于约束性指标，根据现行相关法规或实际需要设定阈值即可，相对容易处理。对于适中型指标，则需要根据经验常识或者实证研究，确定目标值的合理区间。对于发展型指标，则比较难处理。其中反映城镇化发展成果的发展型指标，其目标值设置当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取最值;但对于反映城镇化结构性变化的发展型指标，其目标值设置必须要考虑城镇化的阶段性差异以及空间尺度差异。例如，许多学者将第三产业比重列为评价城镇化质量的指标，并将其评价标准设置为样本最高值。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深究起来，存在严重的导向问题。必须注意，这是一个反映城镇化经济结构变化的指标，不同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评价标准应有所差别。具体来说，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第三产业比重的评价标准应设置得高一些;在全国城镇体系中承担综合功能的大城市，其标准应设置得高一些，而承担专业化功能的工业小城市，其标准应设置得低一些。事实上，不管第三产业比重有多高，只要有产业效率就行。
最后，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亟需加强。由于不同学者所选取的研究方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等不一致，不同学者的评价结果往往不具有横向比较性或者纵向可比性。此外，不少文献的评价结果只具有排名意义，而不具有监控预警功能。例如，根据公式Xij=(Xij-Xminj)/(Xmaxj-Xminj)对原始数据进行正规化处理(Range O to 1)时，就会损失大量有价值的信息。简单举例如下，不妨设某指标采用百分制，A组四个城市该指标的实际值为(99.1、99.2、99.3、99.4)，B组四个城市该指标的实际值为(50.1、50.2、50.3、50.4)。根据上述公式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正规化，算出A组四个城市得分为(0、0.33、0.67、1)，B组四个城市得分也为(0、0.33、0.67、1)。尽管A、B两组四个城市正规化得分和排序相同，但按原来百分制标准进行比较时，显然B组四个城市与A组四个城市不属于同一档次。经过正规化后，B组第四个城市似乎得了“满分”1分，但实际离真正的满分还有50%的差距。从组内差距来看，经正规化处理后A、B两组城市差距被人为地夸大。
鉴于上述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今后的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必须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改进。一是要大力加强城镇化质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要明确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厘清与相关概念的区别，明确城镇化质量的空间载体和构成要素及其联系，并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城镇化质量评价理论框架。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既要有反映城镇化质量本质内涵和共性特征的共性指标，也要适当增加反映城镇化质量个性化发展的特性指标;既要有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客观实物指标，也要适当增加群众满意度的主观感受指标。三是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对于发展型指标，可以尝试按城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城市规模分别设置差异化的适用性更好的评价标准。对于适中型指标，要加强实证研究，确定合理区间。四是要进一步强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预警功能、考核功能和指导功能;而不仅仅是位序排名功能。特别是要从评价指标体系中遴选出具有监控预警价值的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为动态监测城镇化质量，有效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注释：
[1]魏后凯、袁晓勐、郭叶波等：《中国迈向城市时代的绿色繁荣之路》，潘家华、魏后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2]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城市规划》2006年第S1期。
[3]魏后凯：《中国城市化转型与质量提升战略》，《上海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7期。
[5]靳刘蕊：《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因子分析》，《山西统计》2003年第11期。
[6]欧名豪、李武艳、刘向南等：《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7]常阿平：《我国城市化质量现状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6期。
[8]孔凡文：“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2006年博士后论文。
[9]李成群：《南北钦防沿海城市群城市化质量分析》，《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8期。
[10]朱洪祥：《山东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5期。
[11]王忠诚：《城市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以我国直辖市为例》，《特区经济》2008年第6期。
[12]袁晓玲、王霄、何维炜等：《对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分析——以陕西省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08年第2期。
[13]韩增林、刘天宝：《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地理研究》2009年第6期。
[14]何文举、邓柏盛、阳志梅：《基于“两型社会”视角的城市化质量研究——以湖南为例》，《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
[15]刘春燕：《乌鲁木齐城市化质量评价》，《新疆社科论坛》2009年第4期。
[16]王家庭、唐袁：《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12期。
[17]王志燕：《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山东经济》2009年第6期。
[18]周艳妮、尹海伟：《东营市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9]马林靖、周立群：《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化质量研究——浅谈高城市化率背后的质量危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0]陈晓毅：《广西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熵值法的实证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1]王德利、赵弘、孙莉等：《首都经济圈城市化质量测度》，《城市问题》2011年第12期。
[22]刘蓉、宋杰：《泛长株潭地区健康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1年第6期。
[23]王钰：《城市化质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以长三角为例》，《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20期。
[24]朱洪祥、雷刚、吴先华等：《基于预警指标体系的城镇化质量评价——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深化》，《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2期。
[25]张春梅、张小林、吴启焰等：《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经济地理》2012年第7期。
[26]白先春、凌亢、朱龙杰等：《我国县级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以江苏省县级市为例》，《统计研究》2005年第7期。
[27]余晖：《我国城市化质量问题的反思》，《开放导报》2010年第1期。
[28]徐素、于涛、巫强：《区域视角下中国县级市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国际城市规划》2011年第1期。
[29]鲍悦华、陈强：《基于城市功能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0]郑梓桢：《社会保险覆盖面人口基数测算与城市化质量评估》，《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1]赵雪雁：《西北地区城市化质量评价》，《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
[32]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统计研究》2005年第7期。
[33]赵海燕、王吉恒、王喆：《黑龙江省城市化质量问题研究》，《商业研究》2007年第2期。
[34]李林：“中国城市化质量差异与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35]孙静、苗洁：《河南省城市化质量问题研究》，《消费导刊》2008年第8期。
[36]李爽、贾士靖：《河北省城市化质量评价及其障碍度诊断》，《网络财富》2009年第24期。
[37]王家庭、赵亮：《我国区域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软科学》2009年第7期。
[38]许宏、周应恒：《云南城市化质量动态评价》，《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9]王德利、方创琳、杨青山等：《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地理科学》2010年第5期。
[40]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地理研究》2011年第11期。
[41]郝华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差异研究》，《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2]周丽萍：“中国人口城市化质量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43]靳美娟：《陕西省城市化质量评价》，《河南科学》2012年第1期。
[44]陈明：《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评述》，《规划师》2012年第7期。
[45]吴殿廷：《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46]陆学艺：《当前社会阶层分析与探讨》，《民主》2005年第10期。
[47]孔凡文、许世卫：《论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城市问题》2005年第5期。
[48]郑亚平：《我国省域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测评》，《西部论坛》2006年第6期。
[49]Wang，H.，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Healthy Urbanization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3(1),2009，P. 76.
[50]白先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计量分析与实证研究”，河海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51]陈鸿彬：《农村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经济经纬》2003年第5期。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