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速度和趋势分析—基于面版数据的跨国比较研究时间： 2015-09-23信息来源：陈明 王凯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建立了41个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大国的面版非线性模型，对世界及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呈现S型的曲线变化，但曲线更为平滑，体现了与世界大国城镇化进程的差异。以2009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中国人均1339美元、城镇化率22.92%是快速城镇化的起点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16个百分点;中国人均12088美元、城镇化率50.69%是快速城镇化的结束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32个百分点;中国人均28306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61.55%时，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32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进程、土地制度安排和威权政治体制，会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深化经济社会的改革，会使城镇化的峰值有大幅度提高。
【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趋势;城镇化拐点
1 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把推进我国的城镇化与积极扩大内需、实现转型发展、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和促进城乡关系协调等国家重大长远核心战略相结合，引发了政府相关机构和学术界研究城镇化的新一轮热潮。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各国普遍出现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动荡等“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时期，也是优化人口和城镇空间布局、完成发展方式转型、实现共享式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然而，大国发展普遍规律表明，一国的城镇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期、快速推进期和稳定发展期3个阶段，即著名的“诺瑟姆曲线”，其中快速推进期往往只会持续几十年时间。中国城镇化已经快速发展了30年，深入研究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趋势，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1)决定中国应对转型发展的“机会窗口期”。快速城镇化往往会伴随较快速度的GDP增长，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控、投资、土地、规划、财政、货币、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体制机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核心命题展开的。一旦中国城镇化和GDP增长进入稳定发展期后，上述围绕快速增长的体制机制都将会面临颠覆性变革，也就是中国未来需要形成能够适应较慢GDP增速的体制机制。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所持续的时间，也就是留给这两套体制机制顺利实现对接的“机会窗口期”。
(2)决定着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时间表”。大国在高速城镇化时期，往往需要直面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难题。这些年，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加剧、农村发展要素不断流入城市、规模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后对传统乡村中国的冲击等，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的城乡问题。高速城镇化时期，就是上述矛盾和问题持续尖锐和恶化的时期。而要彻底扭转这些城乡关系中的不协调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城镇化快速推进期结束后，还需要政府做出持续努力。因此，研究中国城镇化的拐点和趋势特征，可以使各界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和改善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避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
(3)关系国家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中国基本完成城镇化时的城镇化水平，决定了未来留在农村生活和发展的人口规模。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和传统的大国而言，以何种方式支持和补贴留村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全面发展，预估国家未来支农的补贴方式和规模，在政策制定方面做到胸中有数，未雨绸缪，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繁荣稳定的重要着力点。
2 综述和分析框架
2.1 研究现状
2.1.1 主要研究结论
(1)政府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结论
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到2010年，人口总量将达13.6亿人，城镇化率提高到47%;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达14.5亿人，城镇化率达53%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工程院在其重大咨询课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2005年)认为，2005-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的年均增加值大致可保持在1个百分点左右，城镇人口增长3.26亿，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5%～60%之间。本世纪中期，当我国建成为中等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时，城镇化率可达到70%左右。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将会达到56%～5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报告中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峰值估计在80%左右，2015年城镇化率将在52%左右，2020年预期将达到56%。在其较早期“十五”研究课题(2000年)中，认为2030-2040年可能达到70%左右。而中国社科院在其2011年底发布的《社会篮皮书(2012年)》中认为，中国2020年城镇化率将会超过55%。
(2)主要的学术性研究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研究》(2007年)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60%，2050年将达到75%;周一星(2005年)预计202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为57%左右;胡鞍钢(2003年)认为中国城镇化率2020年为53%～57%，2030年为60%～65%：刘勇(2004年)认为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8%～62%左右;李善同(2001年)提出，未来20年城镇化水平将提高到60%～67%;王大用(2005)乐观预期，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67%或更高;麦肯锡在其《迎接中国10亿城市劳动大军》(2008)报告中预测，202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达到9.26亿，城镇化率超过64%;陈彦光、罗静等(2006年)推算出2005年中国城镇化增速达到峰值，2050年前后城镇化水平饱和值为80%左右;简新华、黄锟(2010年)预测中国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9.17%，城镇化任务基本完成，此后将进入缓慢发展阶段;孔凡文、许世卫(2006年)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2040年将达到68%，2050年将达到70%;韩本毅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约在2014年左右进入拐点，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增长期将在2014年结束，而此时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0.3%，2020年将为56.4%，2030年将为66.2%，饱和值将在85%左右;张妍、黄志龙(2010年)提出，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在54.6%～56.2%之间，2030年将在61.3%～63 6%之间，而2050年将在69.5%～73.0%之间。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见，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估计值，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总体来看，比较乐观的预期普遍认为，我国2020年城镇化率将会达到60%左右甚至更高，2030年将会达到70%左右，城镇化的饱和值甚至会达到85%;比较中性的预期的也认为，我国城镇化率在2020年也将在55%以上，2030年将会达到65%左右，未来城镇化的饱和值将在70%左右。
2.1.2 主要研究方法
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此后的近30年问，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引起的关注和争议越来越多，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并形成了许多分析方法和模型。总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经验判断法
参考其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例如从经济发展水平，国土和人口等多方面进行比较，以期获得未来可能达到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城镇化水平。因为多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5%～85%之间，因此，这一区间也可能是中国未来较为稳定的城镇化水平。
(2)逻辑斯特(Logistic)曲线估算法
直接估算Loglstic曲线的饱和值参数。目前已有的研究，由于估算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上的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未来的饱和值在65%～75%之间。如饶会林使用时空跨度1800-2025年的长时期、大样本数据，采用双S型曲线改进了标准S型曲线，对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差距进行了分析;周立彩、陈鸿宇(2001)、屈晓杰、王理平(2005)对“标准S曲线”引入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函数r(T)，使标准S型曲线修正为“一般S型曲线”，使城乡人口增长率的差距围绕某一基数变动并带有一定周期性，期望使标准S型曲线有更强的预测能力。陈彦光、周一星(2005)借助Logistic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城市系统指数模型的特征尺度修正和完善了诺瑟姆曲线。其中，对Logistic曲线的加速、减速分界点由数据模型微分变换获得。
(3)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模型
该领域研究，国内引用的最多的是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期间5个年份的数据进行截面回归后，得到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成果也成为我国学者判断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于工业化的最主要的评价标准。之后，穆莫和沙特(Moomaw和Shatter，1996)则在引入更多的国家特征变量的基础上完成了相关研究。在国内学者中，周一星(1997)和张颖、赵民(2003年)分别使用2977年和1999年世界157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建立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关系。冯俊新(2006)以41个大国1960-1999年的数据为基础，建立了跨国面版数据的非线型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化的趋势和拐点特征。此外，李迅、李文溥、陈永杰、许学强、王金营、李林杰、金剑、王德、张洪林等学者均有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4)其他方法
李林杰、金剑等用时间序列分析法(ARMA)，陈彦光、刘继生等使用Beckmann模型，丁刚(2008)等使用神经网络模型，丁刚、赵萍萍((2005)等使用PDL(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等对全国和有关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预测研究。此外，联合国法、趋势外推法、灰色模型预测法、结构转移预测法、马尔可夫链预测法等，都是该领域中使用比较普遍的预测方法。
2.1.3 存在问题
上述各研究方法，各有所长。经验判断法简便易行，但因缺乏严密的数理逻辑分析，难以作为规范的学术研究。Logistic曲线及相关研究，比较适合长周期(150-200年)的模型分析和预测，对中国这样自1949年以来才有较为规范的城镇化数据的国家而言，适应性稍差。另外，Logistic曲线对城镇化进程缺乏理论解决，缺乏对各阶段临界指标的严密分析(更多的是基于经验的假设判断)，往往在使用中造成误解。陈彦光、周一星(2005)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上述缺陷，但宏观分界点结果的缺点在于数据资料较早(1977年)，未必能够反映世界城镇化的近期特征。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中，单国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往往只考虑单一经济因素与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性，政策等其他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就不会包括在内;如果是对跨国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则存在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难以通过少数控制变量完全反映等缺陷，得出的城镇化标准模式并不见得适用于所有国家。时间序列分析法更适合短期预测(10年以内)但不适用于解释。其他的方法，因为研究成果和影响力还较小，其适用性还有待后续成果的验证。
2.2 分析框架与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现有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关模型为基础，建立跨国面版数据的非线性模型，结合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的规律特征，对我国城镇化所处阶段和趋势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模型构建主要受冯俊新(2006)研究成果的启发，以41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大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研究为重点，并在以下方面实现了研究扩展：(1)时间序列由原1960-1999年扩展至1960-2007年。通过增加328个样本数据，更好地揭示近年来城镇化的规律和特性;(2)利用最新统计资料，将中国数据更新至2011年，以期更好地揭示中国与世界城镇化规律的耦合关系;(3)补充刚果、苏丹和阿富汗数据，提高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4)依据模型，预测中国城镇化趋势和拐点发生的大致时间，以利与既有的经验判断法、Logistic曲线法和时间序列等方法的研究结果进行补充和验证。回归模型为：
式(1)中，Uit指i国在t时间的城镇化水平，αi指影响i国城镇化水平的个体特征，如不同的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等;GDPit指该国在t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εit指残差项。
在实际回归中，以人均GDP的对数值Ln(GDPit)代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三次函数模型来反映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非线性关系，使用回归方程如下：
模型(3)假设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国城镇化水平可以不同，但速度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利用假设对城镇化的阶段进行一般性的划分。为检验中国是否符合这一经验模型，建立如下的模型估计：
其中，Dc为中国哑变量。若参数Y1、Y2Y3的联合检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中国的经验数据与一般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别。
通过单位根检验，模型中Uit和Ln(GDPit)是零阶单整的，即1(0);Ln(GDPit)2和Ln(GDPit)3是一阶单整的，即1(1)。通过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通过Hausman检验比较固定效应模型和随即效应模型。出于稳健性考虑，笔者选择用固定效应来进行估计，即并不排除个体特征项αi与其他变量之间线性相关。
3 回归结果与初步讨论
3.1 回归结果
笔者分别使用模型(2)和模型(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回归结果中，最关注的3个参数均非常显著。对于模型(2)的估计发现，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低9.052%。加入中国哑变量后的模型(4)进行回归时，4个反映中国特征的参数估计值各自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r1 、r2、r3的联合F检验值为4.646，是显著的，说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更确切地说，随着人均GDP提高，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与世界各国相比时有所差异。
3.1.1 世界平均水平的估计结果
从图1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上符合诺瑟姆S型曲线，这与众多学者理论推断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由于各国显著的个体差异导致S曲线的起点不同，并且各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以整体的样本分布点呈现出一个近似线性的分布。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呈现S型的曲线变化。但与样本中大多数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较，我国在相同发展阶段时，城镇化的绝对水平相对较低。当然，随着近几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迅速提高，这种相对差距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小。
3.1.2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结果
单独对中国1960-2011年的数据用回归方程(2)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Ln(GDP)、Ln(GDP)2和Ln(GDP)3均为零阶单整的，即1(0)。协整检验也证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模型在回归时发现是2阶序列相关的，消除序列相关得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Ln(GDP)和Ln(GDP)2系数的t统计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Ln(GDP)3系数的t统计量不显著。
3.2 城镇化阶段初步划分
分别把世界和中国数据的回归结果中的参数估计值代入式(3)，即得到不同收入水平时的城镇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表3)。
从表3可以发现，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而言，城镇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加速、减速和成熟阶段。在人均GDP为750美元时(2009年PPP美元，PPP即购买力平价，下同)，世界各国人均GDP的增长，几乎没有带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在该发展水平，人均GDP增长10%，城镇化率也只提高0.53个百分点。
当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时，城镇化快速起步。如世界各国人均GDP增长10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提高1.22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10%，城镇化水平则会提高0.96个百分点。
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在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时，城镇化速度开始趋缓。如世界人均GDP增长10%，城镇化水平提高1.48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10%，城镇化水平提高1.37个百分点。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通过中国和世界城镇化速度的比较发现，虽然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和世界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城镇化速度更加平稳和均衡。如中国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之间，城镇化速度变化并不显著，而且，当人均GDP高于24000美元时，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反而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城镇化这些独特现象和特征，也从侧面验证了中国哑变量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根据图2中S形曲线大致描绘出两个拐点，第一个拐点大致在Ln(GDP)=7.2的位置，第二个拐点大致在Ln(GDP)=9.4的位置。定义模型中预测城镇化发展速度为0的两个点为城镇化的起点和终点，从起点到第一个拐点之间是城镇化的初始阶段;两个拐点之间是城镇化的加速阶段;第二拐点到终点之间是城镇化的饱和阶段(表4)。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变动在图2中的拐点并不明显，但仍然可以结合表3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变化阶段和世界是一致的，不过由于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化速度变化小，使得整个城镇化的进程更近似于线性特征。如果认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符合大国城镇化的普遍规律时，则中国城镇化的起点值为18.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6个百分点：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起点值为22.9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16个百分点：中国快速城镇化的结束值为50.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32个百分点;中国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时，城镇化水平将只有61.5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32个百分点。依据该结论，我国在2010年已经结束了快速城镇化进程，进入了城镇化缓慢推进阶段。显然，这违背常识判断，也与国家城镇化进程正在加速进行的现实有很大出入，需要对该初步结论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4 延伸分析及结论
4.1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独特性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独特性，使中国城镇化呈现出迥异于大国一般性的规律。进一步解读这些个性特点，可有效避免对实证模型的片面理解和使用。上述实证模型中的中国城镇化趋势和拐点“偏差”可能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
(1)计划经济时期对城镇化进程的人为抑制。1960-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由505美元增长到768美元，但城镇化水平却不升反降，由19.75%下降到17.92%，违背了城镇化伴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一般性规律;
(2)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轻纺工业的补偿性快速发展阶段，虽然带动了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城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当时户籍制度以及对农民进城的排斥，城镇化提高的速度低于世界人口大国在该发展阶段的提高程度：
(3)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稳定器”功能，虽然避免了世界大国普遍存在的失地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不利局面，但也使得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低于世界大国在同等发展阶段时的平均水平;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建设一级市场的制度安排，抬高了城镇化的门槛，提高了外来人口在城镇工作和生活的成本，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人口迁移形成排斥，对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形成抑制;
(4)中国特殊的威权政府体制。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人口增长、流动、空间布局有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对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调控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平稳增长，使得城镇化增速呈现出类线性特征，但也抑制了城镇化水平更高速度的增长。
4.2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趋势判断
考虑中国城镇化进程和政府作用的特殊性，结合跨国面版数据的非线性模型结论，笔者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走势做出初步判断：
(1)中国城镇化趋势呈现出近似线性的S型曲线。依据表3中的人均GDP12000美元和24000美元时的城镇化增速计算，未来中国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可以提高0.121～0.137个百分点。
(2)中国城镇化的拐点在2010年时已经来临，这意味着未来的城镇化速度很难再维持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年均1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但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性，进入拐点后的城镇化速度依然较快，城镇化并没有完成从快速增长到滞涨的质变，该拐点还不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制定的转折点。
(3)重启改革进程，依然可以保证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速度。如果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20年左右时间(假设该增长速度为人均GDP年均增长7%)，则未来城镇化水平依然以0.85～0.96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以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12270美元计算，2020年时，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2558美元，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59%～60%;到2030年时，我国人均GDP将达到44375美元，城镇化水平则可以达到68%～70%左右。
4.3 结论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城镇化既具有世界人口大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些特点，又具有自身极富特色的进程和趋势，因此，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既要着眼世界普遍规律，更要立足中国特色;对中国城镇化速度和趋势的研究，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宏观政策和既往经验，对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并对既往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验证校核，才能获得满意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发挥了具大的调控制作用，烫平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周期和波动，因此，政府宏观政府的调控，依然会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也可能就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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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