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城市化新模式与路径选择时间： 2015-09-25信息来源：王成新 郝兆印 孙雪 任柏华 姚士谋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21世纪被誉为“城市时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一直处于快速发展轨道，2011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51.3%，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环境负荷加重的关键时期，城市化模式亟待创新。本文在从城市发展质量、城乡二元矛盾、城市社会分层和资源环境危机等方面阐释我国城市化模式转变必要性的基础上，基于科学发展观理念提出，今后应该采取多元集约型协调发展的人本城市化模式，并从发展速度、扩张模式、动力机制、区域分工、城乡关系等方面提出我国城市化新模式实施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路径;科学发展观;中国。
引言
城市化模式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城市化的演进过程、表现特征、动力机制和战略选择的概括和总结[1]。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崛起，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城市化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7]，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地理学理论并指导着城市化的具体实践。但城市化是一个多维、综合、动态的地理现象，城市化模式具有形式上复杂多样性、时间上动态变化性、空间上地域差异性等特点，加上不同学者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不同，致使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的区域差异、驱动机制、发展对策等已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近15年来，中国城市化一直处于快速发展轨道，2011年全国城市化率达到51.3%，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又是经济发展转型、社会急剧分化、环境负荷迅速加重的攻坚时期，也是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等各类矛盾在城市集中暴露的艰难时期[8-10]。着眼当前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握新时期城市化的内在规律，提出适合时代特点的城市化发展模式[11-13]，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1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综观1800年至今二百多年的城市化历史可知，世界城市化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迅速转变;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发现我们一直在粗放型发展，巨大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问题，已经严重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1.1 城市发展质量堪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一直在快速推进，但城市化质量却不尽人意。根据方创琳的研究，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14]，由此引发了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加剧、交通拥挤、房价剧增、两极分化、城市特色消失等一系列城市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不仅使城市化渐失“让生活更美好”之本义，制约城市化的内涵良性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1.2 城乡二元矛盾日益突出
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但是长期的城乡分治使得本应互为弥补、相互支撑的城市和农村长期割裂，造成城乡经济互补不足、发展失衡。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中央连续多年出台1号文件，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在不断拉大(图1)，近年来一直在高位徘徊。2011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1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977元，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32.0%。城乡的巨大差距导致城乡之间土地冲突等矛盾日益加剧。有专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如此先进”正是农村“如此落后”的原因[15]。
1.3 社会分层现象日趋显著
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衍生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确使一小部分人迅速致富，但同时社会分层现象却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从区域差异角度看，受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东部地区享受更多资源、资金、政策支持而率先发展，形成当前东部发达西部落后的局面，城市化水平也呈现东中西递减的格局。这种发展机会不对等同样表现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上，相比较而言大城市更有发展优势，“马太效应”突出。从财富分配角度看，中国居民收入2010年基尼系数达到0.48，如果考虑灰色收入的存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远超0.4的警戒线[16]。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成为阶层矛盾的摩擦点，更是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现代城市发展的商业导向忽视了城市发展的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性，城市内部的差距也日益扩大[17]。
1.4 资源环境难以承受高速城市化的巨量消耗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5]。城市化超常规发展造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匮乏、短缺甚至枯竭：耕地面积日渐减少，2010年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26亿亩，逼近18亿亩红线[18];我国本身就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正受水资源缺乏的影响[14]。环境污染问题同样严峻，大气污染、水污染、沙尘暴、白色污染等问题丛生，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10% [19]。
2 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与新模式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11月28日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提出，中国未来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回顾中国城市化经历过的艰难曲折，社会各界形成普遍共识：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道路模式来指导城市化的实践，就难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20]。
2.1 城市化模式转变的时代要求
2.1.1 顺应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实际
由于我国城市化的背景、国情与发达国家的显著不同，因此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必须在与现行发展实际和发展趋势相融合的基础上，顺应当今世界的三大潮流，即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动[21]。同时，要积极面对当前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要求。正如朱镕基所强调：“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2]。
2.1.2 质量和数量并进，以质为主
21世纪，我国高速城市化的时期已经到来[23]。历史证明，在这一阶段城市化质量至关重要。城市化是质和量辨证统一博弈推进的过程。城市地域和人口的扩张可以说是量的提升过程，而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则是质的提高过程。总结世界城市发展规律可知，城市化实际上是“数量”与“质量”的共同表征。城市发展既要有一定的速度，又应有相应的质量。没有速度就没有城市化，而没有质量就失去了城市化的应有之义[24]。
2.1.3 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城市化进程有其自身规律。一方面，城市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城市化要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经济活动的效益规律，另一方面，城市作为自然界的有机部分，必须符合自然法则。正如两院院士周干峙所言，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城市化规律，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水平，创造出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城市化模式。[25]。
2.2 中国城市化模式及其内涵
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的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同样也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指导纲领。结合世界城市化的规律，以及中国几十年来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在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应该采取多元集约型协调发展的人本城市化模式。
2.2.1 多元化
鉴于我国面积广阔，不同区域的自然因素、人口条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差异很大，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必须从人口密度要求，工业化、资讯化发展要求，服务业成长要求、土地利用效率要求以及经济全球化要求出发，适应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多元协调[26]。基于每个城市、每个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匠心独运，创造性地予以解决[27]。
2.2.2 集约型
规模经济、集聚效应是城市的根本特点[26]。尽管中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但也不能违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尤其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更应走资源节约型的低碳城市化发展模式。必须充分发挥各类城市的规模效益，尽量少占土地，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以前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当前以社会效益为主;今后将以生态效益为主，警惕在水土资源保护与城市建设中的各类问题。
2.2.3 协调发展
城市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一要注意城镇结构的协调，形成较为完善具有高增长性的城市规模、职能和空间结构体系，吸引最多的农村人口并产生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城乡之间的协调结合。当前城乡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三农”问题呈现新特点，城乡关系进入互动协调发展期。三是经济和环境的协调，从生产型城市转向生态型城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改善的拐点就会到来，中国已经到达这一拐点。
2.2.4 以人为本
原来的城市化都是物本主义的城市化，城市只见高楼，不见文明。而城市化在重组中国经济框架、带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在重组中国社会结构，使乡村中国逐步变成一个都市中国;也在重构中国政治、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方式[5]。因此，从物本转向人本理念，促进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成为当前城市化的重要议程，如实现进城农民由经济“非农化”到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等等。[28]
3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路径选择
3.1 城市化速度从高速到适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经历了恢复发展、动荡停滞、稳定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表1，图2)。从表1看，我国城市化水平取得实质性稳定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经济的加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步入正轨并发展迅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96年30.5%提高到2011年51.3%，完成城市化中期前半阶段进程(30%～50%)仅仅用了15年时间，年均增长高达1.39个百分点(而美国在1860～1920年高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只提高了0.5个百分点)。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亟需降速调整。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城镇化速度不能过快[5]自从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城市化速度已有所减缓(表1)，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城镇化率每年增长0.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城市化速度应进一步放缓，调低速度，提高质量，迈向科学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3.2 城市扩张模式从外延型转向内涵型
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城市空间的扩张成为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空间的迅速拓展主要是受工业经济驱动，由于缺乏合理有力地规划控制，城市大都呈现“摊大饼”式跳跃性扩张。这种低效率的蔓延型扩张导致土地浪费、布局紊乱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欧美国家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从不同角度有效解决了城市蔓延、土地集约利用问题[29-30]，其成功范式正指导当前我国城市扩张模式由松散的二维外延型向紧凑的四维内涵型转变(图3)：一方面，城市兼并重组现象日益频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城市扩展开始注重内部立体式挖潜：向上兴建各种立交桥和摩天大楼，向下开发地下交通和商场，并开始重视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通过对城市的立体内在挖潜，实现了城市的再城市化、现代化，增强了城市活力和承载力。钱七虎院士提出的建设城市地下高速路就是多维发展的例证[31]。
3.3 城市化动力机制从制造业主导转向现代服务业主导
毋庸置疑，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城市化基本上都是在工业化带动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我国多数城市以第二产业为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3]，城市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但工业发展占用和消耗大量空间和资源，并造成城市“三废”污染。随着城市问题与人们生活需求矛盾的激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已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当前时代主旋律。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28.2：47.9：23.9提升到2011年10.1：46.8：43.1，第三产业比重几乎翻了一番，从图4看，现阶段虽然第二产业比重还稍有占优，但是第三产业发展态势迅猛，对就业的贡献更大。根据模型计算，1978～2010年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相关系数为0.942，尤其是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达到0.978，明显高于与第二产业的0.873。所以，现代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既是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向，又是满足人们就业、消费、生活的意愿所需，不仅可以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3.4 城市从单打独斗到组群发展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割据发展带来城市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难以实现互利共赢。因此，在规划层面就应由过去只重视城市极化发展的单独市区规划转向注重城乡互动、互补共生的城乡一体规划。区域城市的组群发展，是构建区域分工体系和优化区域产业链的前提保障，是合理配置区域优势资源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客观需要，是充分发挥区域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理想范式。如今强调区域分工合作、协调共进的城市群规划已然兴起。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实现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分工协作与互动双赢，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核心地位、中小城市的主体作用以及小城镇联动城乡的特殊功能。
3.5 城乡关系从单向扶持到平等和谐
立足中国城市化和城乡关系全新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城乡统筹应当具有新的视角。在城市成为国人的主要居住区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今天，城乡统筹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城市带乡村，而是进入平等互惠发展阶段。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反哺农业已是难以想象遥不可及的口号，城市也没有义务加大对农村的带动。当今时代背景下，城市和农村都是区域发展的平等主体，应当互动互惠平等发展，形成“城”“乡”双赢为目的的发展格局。因此，在当前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弱势区域的时代背景下，城乡关系的第一视角应当是建立城市和乡村的平等地位，广大农村应该具有与城市平等对话的权力，保障广大农民得到真正的发展红利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剥夺。
4 结论和讨论
(1)我国已经到了城市化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城市内外矛盾突出，已经影响到了城市化应有之宗旨。必须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2)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理念指引，新时期我国应该采用多元集约型协调发展的人本城市化模式，切实把城市发展质量放在首位。
(3)中国城市化新模式实施需要多种途径创新，不仅需要制定适宜发展速度，转变扩张模式，还应从动力机制、区域分工、城乡关系等方面进行积极创新。
【参考文献】
[1]盛广耀，关于城市化模式的理论分析[J].江淮论坛，2012.(1)：24-30.
[2]刘传江，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潜力与创新[J].城市问题，1998，(3)：11-14。
[3]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22-29。
[4]姚士谋，王成新，解晓南.21世纪中国城市化模式探讨[J].科技导报，2004，(7)：42-45。
[5]陆大道，宋林飞，任平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7。
[6]曹钢，何磊，第三阶段城镇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J].经济学动态，2011，(2)：80-83。
[7]许可.美国大都市区化及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J].齐鲁学刊，2005，( 4)：115-118。
[8]程俐骢.中国城市化成效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2011，22(6)：35-43。
[9]黄木易，程志光，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2，32(2)：77-81。
[10]彭荣胜，覃成林，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2)：136-142。
[11]王理.中国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路径选择[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94-100.
[12]陈彦光.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地理研究，2010，29(12)：2009-2020。
[13]冯娟，曾菊新.试论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3)：41-45。
[14]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 11)：1931-1946。
[15]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乡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250。
[16]王小华，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化历程及相关研究综述[J].西南经济管理论坛，2012，23 (3)：1-5。
[17]段进军，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J].国外社会科学，2006，(2)：87-90。
[18]黄应来，我国耕地面积仅约为18.26亿亩，逼近18亿亩红线[N].南方日报，2011-02-25
[19]陈友华，经济增长方式、人口增长与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1，(7)：46-50。
[20]梁世夫，钟兴永.论我国城市化道路模式的选择[J].学术交流，2003，(1)：65-67。
[21]吴良镛，吴唯佳，武廷海.从世界城市化大趋势看中国城市化发展[N].科学新闻，2003-09-19。
[22]朱镕基.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10-20。
[23]胡兆量，迎接城市化高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城市问题，2003，(1)：4-5。
[24]王成新，姚士谋，王学山.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质与量关系的辨证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19(5)：46-49。
[25]周干峙.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5-09。
[26]朱铁臻.实行多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模式[N].人民日报，2003-05-13。
[27]吴良镛，京津唐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8]陈浩，郭力，“双转移”趋势与城镇化模式转型[J].城市问题，2012，(2)：71-75。
[29]蔡辉，贺旭丹，新城市主义产生的背景与借鉴[J].城市问题，2010，175(2)：8-12。
[30]陈常优，李汉敏，上官清清，精明增长理念下我国城市的土地利用研究[C]//2007年中国土地学会年会论文集，2007：463-468。
[31]钱七虎，建设特大城市地下快速路和地下物流系统——解决中国特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新思路[J].科技导报，2004，(4)：3-6。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