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产业分工到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文献述评 *时间： 2019-02-14信息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作者：马燕坤 张雪 领 责编：qgy 柳 阳
摘 要：长期以来，产业分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从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弗农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以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再到20世纪末期以来的产业链分工理论，国际产业分工理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和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城市功能分工明确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研究的是城市群这一小区域尺度内的全产业链分工，不仅包括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包括上下游的服务环节。目前，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研究刚刚起步，但也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产业分工；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深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8）06-0092-07 收稿日期：2018-07-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拓展我国区域发展新空间研究”（15ZDC016）。
作者简介：马燕坤，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44）。
张雪领，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45）。
分工有利于促进专业化，而专业化又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从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弗农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以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再到20世纪末期以来的产业链分工理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在不断演进和深化，国际产业分工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和指导实践方面也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群经济逐渐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提升世界影响力的空间单元，产业链分工现象在城市群内城市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且呈现出不同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新特征，称之为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是区域产业分工的新发展和新现象，城市群发展实践和产业分工理论发展和深化都要求国内外学术界加强对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
一、国际产业间分工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劳动分工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他在《理想国》里描述人们因专业化而获得利益，这也预示了后来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布鲁和格兰特，2014）。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斯密是系统研究分工问题的第一人，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这样描述分工“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并提出了最早解释国际分工形成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他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限于市场需求规模，但分工也能进一步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他认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格局取决于国家间产品绝对生产成本的比较，每一个国家都应该选择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多样化消费，这样所有国家都受益。然而，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则认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并不一定来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存在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参与到国际分工和贸易中来，也能从国家贸易中收益，从而提出著名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对当时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现象的解释力更强，对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及其理论研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和他的学生波尔蒂尔·俄林共同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价格差别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直接原因，而造成产品价格差别的根本原因则是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的禀赋存在差异。要素禀赋理论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的形成原因提供了重要解释，进一步巩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经典理论地位。然而，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华西里·W.里昂惕夫在1947年利用美国200个行业数据来验证要素禀赋理论，结果出乎意料，这就是当时震惊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直到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里昂惕夫悖论”，指出各国的技术差异也是国家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Vernon，1966）。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越来越大，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基础上的传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弱。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保罗·克鲁格曼、吉恩·M.格罗斯曼、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利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新现象，在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等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构造了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模型，创立了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时迅猛发展的国际贸易现象。严格来说，新贸易理论沿用的仍然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思想，是对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发展，只不过使用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传统分析方法只能解释产业间分工和贸易，很难解释新发展起来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新贸易理论把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化看作是比较成本优势的主要来源。
马克思对分工问题也进行过深入而又系统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①，分工“既包括部门间、企业间和企业内的分工，也包括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或区域的地域分工”①。马克思认为，过度的分工会使生产者长期从事单调的劳动，变成一个片面发展的人，不利于智力的发挥，会造成精神的紧张，使人丧失丰富性和创造性（李靖，2012）。列宁也对分工问题有过论述：“同整个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区的分工，即各个地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有时是产品的一个品种，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②列宁对分工问题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在一个国家如何进行产业布局的角度，且已开始涉及产品内分工（产业链分工）的内容。
二、国际产业链分工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海外组装（Offshore Assembly）、海外外包（Offshore 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新形态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引起了国外许多学者对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关注和研究。Fröbel、Heinrichs和Kreye（1980）提出的新国际分工理论（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认为，发展中国家正在以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发达国家制造业活动的转移，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形成。Grossman（1981）使用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Vertical Two-Stage Production Model）分析了如何在分散化生产条件下有效保护和增进本国的贸易利益。以此为基础，Dixit和Grossman（1982）构造了多区段生产模型（Multi-Stage Production Model），并考察了在不同的国家，多区段生产系统是如何进行国际布局的。Sanyal和Jones（1982）对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式和效应进行了研究。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研究成果才开始大量出现。Jones和Kierzkowsk（1990）对“生产过程分离并散布在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状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定义其为“分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打开了被经济学家称为“黑匣子”的生产函数，首次着重探讨了生产系统内部的基本构成要素（Harris，2001）。他们认为，服务联系（Service Link）对国际分散化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是服务联系在联系着国际不同区位的生产区块，并且指出，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服务联系对企业进行国际化组织生产方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大。Krugman（1994，1995）先后两次对国际产业链分工和贸易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国际产业链分工和贸易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且发达国家也能从中受益，是一个“双赢”（Win-win）过程，并指出，世界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间品贸易的迅速扩张。其后，Bhagewati和Dehejia（1994）、Learner（1996）、Deardorff（1998）、Jones和Kierzkowsk（2001）、Feenstra（2003）等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化分散生产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Deardorff（1998）认为，产品国际化分散生产在技术上可行，但在现实中存在壁垒，Jones和Kierzkowsk等（2001）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产品国际化分散生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才开始重点关注产业分工问题，且多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和运用国外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鲜有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首先开始关注和研究产业链分工问题。林毅夫和刘培林（2001）认为高科技产品根据要素投入比例不同分为不同的区段，中国参与其中某些劳动密集型区段的生产和出口贸易活动符合比较成本优势原理。张二震和安礼伟（2002）指出产品内国际分工存在两种形式：一是特定产品的价值链独立环节被不同的企业所控制；二是同一企业（跨国公司）掌握特定产品价值链的所有环节，跨国公司把该种产品价值链的独立环节布局在不同的国家，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资源。赵文丁（2003）指出，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是包含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在内的多层次混合型国际分工格局，且产品内分工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卢锋（2004）提出了“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和较为完整的产品内分工研究的理论框架，指出这种国际分工形态比以前的国际分工更为细致深入。他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主要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在空间上的可分离性、不同工序在要素投入比例上的差异度、不同生产区段有效规模的差异度、产品及其零部件平均运输成本的大小和跨国生产带来的交易成本是决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五个关键因素。田文（200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品内贸易与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交集，与卢锋（2004）③的观点相反。张纪（2006和2009）依据卢锋（2004）的产品分类方法，参考Hay和Morris（1991）设计的模型框架，构建了上下游企业的利润函数，以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例检验了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收益分配的问题。
此外，中国也有区域经济学者从区域和城市角度对产业链分工问题进行探讨。魏后凯（2001）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或地区性的产业链分工会对传统分工理论产生挑战，要给予特别重视。李小建和李二玲（2004）指出，与非产业集群区域相比，产业集群区域的收益递增要快得多。樊新生和李小建（2004）认为，工业的地区间转移有利于各地区更好地发挥比较成本优势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分工和合作。陈栋生（2005）提出，中国中部地区有必要亦有可能发展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为本地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打造平台，推动中部地区更快地参与到国际分工的新形态（产业链分工、供应链分工、价值链分工等）中。
三、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研究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国家内部的产品分散化生产问题，且不再局限于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开始涉及研发、营销、总部管理等产业链其他环节。其实，早在20世纪末，国外就已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都市圈内部产业链分工问题。Fujita和Tabuchi（1997）通过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东京都市圈产业分工的时空演变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日本的产业结构由重工业向高技术和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东京的生产制造部门逐渐向太平洋产业带转移，取而代之的是集聚了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日本大企业总部，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总部管理、研发设计、金融商务等生产性服务功能。Kolko（1999）考察了信息技术对美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指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一些服务的电子传输变为可能，降低了面对面交流对这些服务业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制造业集中在中小城市，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于大城市。Gaschet（2002）对法国城市的郊区化和功能专业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认为法国城市在郊区化的过程中，次中心会在城市郊区出现，城市次中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所在是功能专业化。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中心的制造、交通运输、零售等行业不断向次中心转移，但城市中心不会因此而衰落，其也在走向功能专业化，更高价值的难以被替代的产业在城市中心得到快速发展。Duranton和Puga（2005）研究发现，美国的大企业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不断向大城市集聚，而生产制造环节则逐渐转移到周边中小城市，大城市主要发挥管理和服务功能，而中小城市则主要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Duranton和Puga（2005）开创性地构建了城市功能专业化的测度方法，并且对美国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进行了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的定量测度，通过分规模等级的城市功能专业化与部门专业化（Sectoral Specialization）的比较，发现美国城市的部门专业化在逐渐降低，而功能专业化在不断增强，城市间产业分工正由部门分工向功能分工转变。他们认为，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企业职能部门和产业链环节的空间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各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Bade、Laaser和Soltwedel（2004）对德国在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产业专业化研究发现，德国的城市产业专业化也在经历由部门专业化向功能专业化的转变，与Fujita和Tabuchi（1997）、Kolko（1999）、Duranton和Puga（2005）的结论基本一致，且发现德国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特征在都市圈内更为明显。Desment和Fafchamps（2006）研究了法国里昂都市商务服务业，发现服务产品的供需方关系和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商务服务型企业的区位选择。
近年来，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和城市功能专业化问题逐渐成为国内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魏后凯（2007，2013）认为，应该在大都市圈（城市群）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加深各城市在大都市圈（城市群）中的功能专业化，并认为合理的产业链分工是缓解和消除大都市圈（城市群）内部城市间产业冲突的有效途径。张若雪（2009）探讨了城市群（经济圈）城市功能分工形成的机制及其影响，发现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都在推动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程度的提高。苏红键和赵坚（2011）对中国城市的产业功能（职能）专业化进行了测度，并检验了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城市的产业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但对城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呈非线性关系。朱彦刚等（2010）、贺灿飞等（2011）和贺灿飞等（2012）从跨国公司微观区位选择的视角入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相同功能和互补功能向同一类型城市集聚，功能空间布局与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相对应，中国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均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功能专业化特征。赵勇和白永秀（2012）、齐讴歌和赵勇（2014）测度了中国的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程度，并对中国的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进行了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分析，发现中国的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程度普遍较低，且呈现下降迹象，在空间上由沿海向内陆递减，这与Duranton和Puga（2005）、Bade等（2004）及贺灿飞等（2012）的结论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王彦芳（2015）以中国11个主要城市群为样本，对中国的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演进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的结论与赵勇和白永秀（2012）、齐讴歌和赵勇（2014）的结论较为一致，且发现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回归系数不显著。王猛等（2015）发现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赵勇和魏后凯（2015）基于中国16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城市群层面，城市功能分工强度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钟状曲线式的倒“U”型相关关系。他们还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在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不同阶段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城市功能分工强度处于拐点的左侧时，地方政府干预会抑制城市功能分工深化对地区差距的扩大效应；在城市功能分工强度处于拐点的右侧时，地方政府干预则会抑制城市功能分工深化对地区差距的缩小效应。柴志贤和何伟财（2016）对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中游四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显示，城市功能专业化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但对工业生产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马燕坤（2016）从社会上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基本假设出发，逻辑分析了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形成的演进过程，认为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起因于分工带来的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折中，分工的水平如何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他研究发现，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功能分工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且城市功能分工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育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水平提高，城市群内部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会发生空间分异，新的次核心城市可能会从外围城市中崛起而承担一定程度或特定类型的生产性服务功能。陈刚等（2017）对中国金融空间布局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空间演化过程中，金融空间分布、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功能分工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关系。史雅娟等（2017）对中原城市群的研究认为，作为核心城市，郑州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封和洛阳定位为中原城市群的服务次核心。
四、简要评论和探讨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国际产业链分工和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相关研究，基本可以得出三条结论：一是研究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文献较多，国外学者主要从国际层面来研究产业链分工和贸易问题；二是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研究的产业链分工和贸易主要是指产品生产部分的上下游环节和零部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更准确地讲，应该称为产品内分工和贸易，很少涉及产品生产制造之外的研发、管理、融资、咨询、营销、售后等产业链的服务环节，但区域和城市经济领域的学者把对产业链分工或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内容已经延伸到产品生产制造上下游的服务环节；三是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较少，更多的是对现实发展趋势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但也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是区域产业分工的新发展和新现象，城市群发展实践和分工理论发展和深化都要求国内外学术界加强对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的研究。
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研究的是城市群这一小区域尺度内的全产业链分工，不仅包括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包括上下游的服务环节。城市群城市功能分工是指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间在产业功能上的分工。城市间功能分工与城市功能专业化相对应。在发展成熟的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比较发达，生产性服务功能逐渐成为其发挥外向作用的主导功能，生产性服务功能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外围城市则以不同类型的生产制造业为主，其生产制造功能的专业化程度也呈强化趋势。城市群中形成的城市间功能分工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城市在城市群中发挥的功能与其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只有发展水平最高的核心城市，才能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一个欠发达的小城市或小城镇很难发展起来具有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城市功能专业化是相对的。在发挥生产性服务功能的核心城市，也有制造业发展，且是外围城市没有能力发展的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而那些发挥不同类型生产制造功能的外围城市，也会发展一些低技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只不过没有成为该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外向功能。三是这种城市功能分工格局在城市群中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围城市中可能会出现由于获得某种独特优势而异军突起发展的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加快，经济结构将逐渐转型，到一定程度后也开始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成为主要的外向功能，该城市则发展成为所在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
注释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②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③卢锋认为产品内贸易与产业内贸易之间不存在交集。
参考文献
［1］Stanley L Brue，Randy R Grant.经济思想史（第8版）［M］.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亚当·斯密.国富论［M］.高格，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3］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2）:190—207.
［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李靖.新型产业分工：重塑区域发展格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Fröbel F，Heinrichs J，Kreye O.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8］Grossman G M. The theory of domestic content protection and content preferenc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orthcoming，1981.
［9］Dixit A K，Grossman G M. Trade and protection with multistage produ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2，49（4）:583—594.
［10］Sanyal K K，Jones R W. The theory of trade in middle produc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1）:16—31.
［11］Harris R G. A communications based model of glob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A］. in Arndt，S W and H Kierzkowski（eds.），Fragmentation: 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M］.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1:52—75.
［12］Krugman P. Does third world growth hurt first world prosper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4，72（4）:113—121.
［13］Krugman P.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5，（1）:327—362.
［14］Bhagwati J，Dehejia V. Freer trade and wages of the unskilled: Is marx striking again［A］. In: Bhagwati J N，Kosters M. Trade and Wages: Leveling Wages Down［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94.
［15］Learner E E. The effects of trade in services，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localization on local and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J］.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1996，（2）:44—60.
［16］Deardorff A V. Fragmentation across cones［C］. RISE Discussion Paper，No.427，1998.
［17］Jones R W，Kierzkowski H. A framework for fragmentation［C］. 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2001.
［18］Feenstra R C.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outsourcing to China［C］. NBER Working Paper，No.10198，2003.
［19］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9）.
［20］张二震，安礼伟.国际分工新特点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思路［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12）.
［21］赵文丁.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3，（8）.
［22］卢锋.产品内分工［J］.经济学（季刊），2004，（1）.
［23］田文.产品内贸易的定义、计量及比较分析［J］.财贸经济，2005，（5）.
［24］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基于笔记本电脑商品链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6，（7）.
［25］张纪.产品内国际分工动因、机制与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6］魏后凯.走向可持续协调发展［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27］李小建，李二玲.中国中部农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企业集群为例［J］.地理科学，2004，（4）.
［28］樊新生，李小建.中国工业产业空间转移及中部地区发展对策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3）.
［29］陈栋生.论区域协调发展［J］.北京社会科学，2005，（2）.
［30］Fujita M，Tabuchi T. Regional growth in postwar Japan［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7，27（6）:643—670.
［31］Kolko J. Can I get some service he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service industries，and the future of cities［C］. SSRN Working Paper，No.46，1999.
［32］Gaschet F. The new intra-urban dynamics: Suburbanisation and functional specialisation in French cities［J］. Regional Science，2002，81（1）：63—81.
［33］Duranton G，Puga D. 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 specialis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5，57（2）:343—370.
［34］Bade F-J，Laaser C-F，Soltwedel R. Urban specializ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Empirical findings for Germany［C］. Kiel Working Paper，No.1215，2004.
［35］Desment K，Fafchamps M. Changes in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employment across US counties: A sectoral analysis，1997-2000［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6，5（3）:261—284.
［36］魏后凯.大都市区新型产业分工与冲突管理——基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2）.
［37］魏后凯.构建面向城市群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J］.区域经济评论，2013，（2）.
［38］张若雪.从产品分工走向功能分工：经济圈分工形式演变与长期增长［J］.南方经济，2009，（9）.
［39］苏红键，赵坚.产业专业化、职能专业化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4）.
［40］朱彦刚，贺灿飞，刘作丽.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选择与城市产业功能专业化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11）.
［41］贺灿飞，肖晓俊.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J］.地理学报，2011，（12）.
［42］贺灿飞，肖晓俊，邹沛思.中国城市正在向功能专业化转型吗？——基于跨国公司区位战略的透视［J］.城市发展研究，2012，（3）．
［43］赵勇，白永秀.中国城市群功能分工测度与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11）.
［44］齐讴歌，赵勇.城市群功能分工的时序演变与区域差异［J］.财经科学，2014，（7）.
［45］王彦芳.城市功能分工演进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5，（1）.
［46］王猛，高波，樊学瑞.城市功能专业化的测量和增长效应：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产业经济研究，2015，（6）.
［47］赵勇，魏后凯.政府干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兼论中国区域政策的有效性［J］.管理世界，2015，（8）.
［48］柴志贤，何伟财.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与产业效率［J］.财经论丛，2016，（11）.
［49］马燕坤.城市群功能空间分工形成的演化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管理，2016，（12）.
［50］陈刚，王苏生，韩雪.我国金融空间布局新思路［J］.开放导报，2017，（3）.
［51］史雅娟，朱永彬，黄金川.中原城市群产业分工格局演变与功能定位研究［J］.经济地理，2017，（11）.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to Urban Functional Divis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 Literature Review
Ma Yankun Zhang Xueling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industrial division has been one of the key topics in economic research. From Adam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