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空间结构深化特征及调控机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时间： 2015-09-23信息来源：邢宗海 作者：wl_admin 责编：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多个城市政府共同联合参与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作为基本单元融入国际竞争与分工成为我国大都市地区现阶段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本文以空间功能要素集聚与扩散特征为判据，将都市圈的演化过程分为四种状态、三个阶段，并依据于此对济南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和空间矛盾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济南都市圈处于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向“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转变的转型期，即都市圈发展雏形阶段的后期，并将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最后针对济南都市圈核心都市区实力不强、都市圈功能不密、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等三大核心空间问题，提出了空间优化调控的机制。
【关键词】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调控机制：济南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都市圈已经成为被政府、规划师、理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的概念，若干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形成了我国未来城镇化最主要的承载空间。都市圈是城市集聚发展的高级状态，是人口源源不断、快速涌入的空间结果。我们既能看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国家级中心城市持续的人口集聚过程，城市功能日趋服务化，白领和中产阶级高度集聚，伴之而来的是房地产价格和泡沫高涨;也能感受到近十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区的快速扩张，农民工或外来打工者钟摆式迁徙，大量耕地被蚕食，产业层次不高、社会问题尖锐、用地指标紧张、生态环境恶化成为这些地区现在普遍遇到的瓶颈。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区域城镇化现象。无论国内外，对大都市圈的看法都经历了由集聚现象到规划目标、管治对象的发展，2000年以来国内各种都市圈规划“花样百出”，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外，山东半岛、辽宁中部、辽宁沿海、海峡西岸、北部湾、中原、长株潭、苏锡常、南京、徐州、武汉、济南、太原等各式城市群或都市圈一时间百花齐放。认识清楚都市圈空间演化的特征和规律是开展都市圈区域协调规划的重要前提，本文将以济南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1.再识都市圈地域结构及空间演化阶段
1.1 都市圈的地域概念及其圈层结构
都市圈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木内信藏通过研究城市人口增减的断面变化与地域结构的关系提出的“三地带学说”而衍生来的[1]。“三地带”学说将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地域概念分为三个圈层，即以建成区为实体的中央带、以郊区为主体的郊外带、以城市经济影响圈为主体的大都市圈。都市圈作为城市化正在进行中的、与大城市市区联系频繁的吸引区，成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镇密集发展地区的重要空间组织特征之一。小林博氏将城市地域概念更加明晰的界定为以下三个层次口[2]：
(1)以经济职能诸关系为主体的特大城市引力圈，称为“大都市圈(MR，Metropolitan Region)”;
(2)通过城市人流、物流等密集联系的日常生活圈，称为“大都市区(MA，Metropolitan Area)”;
(3)在各级大、中、小城市连续扩大的城市地域，称为“城市化地区(UA，Urbanized Area)”。
Batlen D等学者认为也可将都市圈视作一个基本的生态单元，其在更高的空间层次和空间范围内还可与其它都市圈实现进一步的空间整合，并通过都市海洋(都市圈地域界线相对模糊)和都市板块(都市圈地域界线相对独立)两种方式形成大尺度的城市网络状发展关系[3]，作用结果就是形成“大都市带”或“大都市连绵区(MIR，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济南都市圈为围绕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而紧密构成的一体化区域，范围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莱芜、聊城、德州、滨州等七个城市，该区域内的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和地缘文化均已具备建设一体化都市圈的条件[4]。从上述四个层次(UA>MA>MR>MIR)的地域概念来看，属于大都市圈的范畴，即济南大都市的社会经济引力圈。而济南都市区的空间层次可以简单的认为是近似于济南市域的范围，是济南市居民的生活服务通勤圈。济南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层次是济南建成区的范围，为统计方便，认为是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四城区的行政范围。都市连绵区的空间层次是基于未来济南都市圈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空间功能耦合，形成山东省沿胶济线发展并向京津及环渤海北翼延伸的大都市连绵带，但目前仍只是构想。
1.2 状态与阶段：都市圈空间演化过程的量化方法
对于都市圈发展演化的过程研究，陈小卉、张颢瀚等曾提出都市圈发展的三个阶段[5][6]，但并未指明划分阶段的定量判据。都市圈形成的核心内部动力是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紧密的功能联系，联系过程中伴随着频繁的人口以及就业、产品等各种经济要素的空间转移和流动，区域内部的这一空间相互作用过程所体现的空间效应就是集聚与扩散。都市圈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内部空间相互作用的特征也不同，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空间集聚与扩散的效应也不同。依据社会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的空间效应，以城市和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为基本判据，可将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区分为以下四种空间状态，模式参见图1(S1-S4)，其中三个圈层分别表示都市圈、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地区等三个层次，箭头表示人口、产业等要素的空间流动主要方向。总体来看，都市圈的发展趋势是由“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状态向“大集中、小分散”的状态逐渐演化。
(1)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State of Absolute Centralization)，即区域分散、点状集中的空间状态。这一空间发展状态为都市圈发展的最初期，特征是区域内人口、产业、服务等各种空间经济要素均向中心城市的建成区集聚，形成高度点状集中的空间结构。这一状态下，中心城市处于极化发展阶段，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心经济实力，但往往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拉大和中心城市环境不堪负荷，成为中心城市空间增长的一种负担。处于这一状态下的初级都市圈，其人口、产业的集聚方向均主要是指向中心城市的。
(2)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State of Relative Centralization)，即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中但点状分散的空间状态。
这一空间状态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演化而来，中心城市空间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发展负担过重，比如环境问题、地价上涨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等，需要往外疏解，但将人口、产业等疏散至太远的距离又难以维持中心城市的核心控制地位，在中心城市周边集聚是空间发展最优的选择。因此形成了在中心城市建成区功能逐渐分散化发展，但在都市区内仍高度集中发展的空间结构。在这一状态下，通过都市区内部各城市之间功能的调整，都市区内各城市的发展逐渐走向专门化(Specialization)，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制造业逐渐衰退并往外围疏散，而在周围地区，制造业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在这一功能分化的过程中，都市区成为以中心城市为服务核心、并牵引着周围专业化制造业基地一体化发展的有机整体，成为区域内更高级的核心。处于这一状态下的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要素向都市区的空间范围内扩散，指向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方向主要来自都市区外围，并且主要是人口和服务功能要素的集聚，制造业要素主要向中心城市以外的都市区范围内集聚。
(3)圈域集聚的空间状态(State of Regional Concentration)，即大区域集中、小区域分散的空间状态。
这一空间状态由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继续演化而来，中心城市的辐射控制功能向更大的空间范围扩散，带动都市区外围地区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形成在都市圈范同内的经济分工体系，成为吸引人口、产业等各种空间经济要素集聚的功能整体。都市圈内依据不同的发展条件将形成若干分散发展的产业集群，不仅产业内部及相关产业之间存在产业链条的联系，这些产业也受到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控制和管理，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内部经济联系网络高度发达的都市圈，是都市圈发展的成熟期。处于这一状态下的都市圈，各种经济要素尤其是制造业要素向都市圈的外层地域转移，核心服务功能仍集聚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进一步增强。
(4)圈域耦合的空间状态(State of Regional Coupling).是要素集聚趋于更大空间范围的空间状态。
这一空间状态是圈域集聚空间状态的高级化，都市圈的整合发展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地域单元，而是通过与若干个其它都市圈之间中心城市以及周围职能专业化城市的对应竞争与协调，激发都市圈各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与其它都市圈实现进一步的整合，形成一个更大的城镇紧密联系的功能空间，这一过程就是都市连绵区的生长。
2.济南都市空间结构演化阶段特征
2.1 济南都市圈空间演化阶段的界定
依据前述方法，对济南都市圈空间演化阶段的定量判断主要依据于对济南都市区及济南都市圈的空间功能发育程度的判断，即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功能是否具有向济南都市区以及济南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扩散、填充的趋势。如表1，其中济南核心区为济南城市化实体地域，包括历下、市中、槐荫、天桥等四城区。根据五普统计，这四城区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均为0，可作为城市实体看待。为统计方便，这里简单的将济南市域的范围作为济南都市区的范围，济南都市圈包括前述7地市的所有范围。根据表中数据的变动趋势，存在如下特征：
(1)济南中心城区的相关经济要素已出现明显的向外围扩散的趋势，且主要是向济南都市区范围扩散，但人口仍然处于向心集聚的过程。
济南中心城区的从业人员数占济南市的比重由2000年的76.11%连续降至2004年的58.49%，济南中心城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济南市的比重由2000年的66.3%连续降至2004年的33.7%，济南中心城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占济南市的比重由2000年的83.45%、占了全市的绝大部分投资份额，连续降至2004年的41.74%，降至全市的一半以内，均说明了济南中心城区的就业岗位、投资以及工业产出规模等经济要素均出现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尤其是投资要素空间分配比例的快速变化，将成为拉动济南都市区外围县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济南核心城区相对于济南都市圈的指标来看，济南中心城区的从业人员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以及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等指标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在2000～2005年均存在一个先升后降的趋势，三项指标的下降点分别出现在2003、2002和2001年，相关经济要素逐渐向都市圈内其它城市地区倾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示济南都市圈其它地区的经济要素集聚来自于济南中心城区的转移，而是来自于这些地市自身投资力度的加强，通过投资先行，带来了随后的产出效应和社会就业效应。济南中心城区经济要素向外转移的主要空间仍在济南市域之内。
在经济要素向外围扩散的同时，人口要素的空间集聚方向却呈现相反的趋势，即仍然向济南中心城区集聚：济南中心城区的年末总人口占济南市的比重由2000年的32.64%连续升至2004年的33.76%，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同样也由2000年的5.95%连续升至2004年的6.31%，济南城市中心区仍然是人口向心集聚的中心，这与济南中心城区就业岗位数目相对下降是不协调的。
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是济南都市圈在“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初期下表现出的过渡态特征，即由于济南都市区外围县域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虽然工业经济要素已经向外围转移，伴随着就业岗位的向外转移，但由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功能完善，人的发展机遇远远优于县城，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2)济南市的相关经济要素相对于济南都市圈虽表现为波动式下滑，但并非济南都市区经济功能开始外溢，也非达到“圈域集聚的空间状态”，济南都市区的中心地位尚须巩固。
除济南市域年末总人口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在2000～2004年是连续增加外，其它指标包括济南市从业人员数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从2000年的28.54%波动降至2004年的21.3%;济南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从2000年的26.54%波动降至2004年的22.39%;济南市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占济南都市圈的比重从2000年的32.95%波动降至2004年的28.45%，均处于下滑的趋势。
但这并非说明了济南都市区的经济功能开始出现外溢现象，事实上，根据前面的分析，济南都市圈的发展尚处在“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初期，即济南都市区集聚发展、但内部结构开始出现分散化和专业化调整的初期，而未进入“圈域集聚的空间状态”。从济南市相对于整个山东省的相对指标来看，就业、投资、产出等同样也表现出波动式下滑的趋势。在济南中心城市经济功能逐渐向济南都市区范围扩散的初期，济南都市圈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向“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转型和结构调整，其间济南中心城市仍然为人口吸引的中心，这一调整过程对于济南都市区的经济整体优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济南都市圈内其它的城市通过加强自身的投资力度和自主经济建设，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即使在济南都市圈整体基本建设投资完成规模在全省中的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全省的比例仍保持稳定，相对而言，济南市的经济发展则有待加强，济南都市区在济南都市圈中的中心地位须进一步巩固完善。
(3)济南都市圈处于由“中心城市绝对集中的空间状态”向“中心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状态”转变的转型期，即都市圈发展雏形阶段的后期，并将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
在这一时期，济南都市区将逐渐发展为都市圈的核心，都市圈内其它城市也依靠自身的经济建设形成一定的发展规模，为济南都市圈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济南都市圈建立良好的基础。
(4)可以预见济南都市圈发展成熟后的远景，即与青岛都市圈发生功能耦合，进入“圈域耦合的空间状态”，并共同形成山东省东踞黄渤海、北接京津的大都市连绵地带。
2.2 阶段特征下济南都市圈面临的核心空间问题
(1)济南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问题，即济南中心城区功能外溢过程中济南都市区外围县吸引力不强、基础设施及社会服务功能配套滞后的问题。
从城市发展的规律来说，产业要素的外溢将促进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并促使更多的经济要素和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得更大的发展。但是对于济南市来说，由于周围尤其是北部县域发展基础规模有限，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功能发展与济南中心城区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与济南的联系通道也未完全畅通，因此导致了济南中心城区各项经济要素在经济杠杆的支配下向外围溢出的情况下，人口却并不是向外围扩散，而仍然向中心集聚。因此，增强济南都市区外围县域的吸引力，依据城市结构发展规律促进外围县域的人口和各项城市经济与服务功能集聚，培育实力强大的济南都市区是济南都市圈在转型期和即将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空间问题。
(2)济南都市圈空间组织问题，即济南都市圈整合发展趋势和要求下，济南同周围城市建立联系的功能(或产业分工内涵)和渠道不明晰的问题。
都市圈是城市群体空间组织的有效方式，其空间组织的核心在于围绕中心城市各项社会经济功能的整合发展。但从现实来看，济南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尤其对黄河以北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济南都市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关联度不高，不仅城市之间联系的产业内涵不明晰，各城市在产业链上的分工不明确，而且城市之间的联系渠道和基础设施通道也尚未完全建立，这成为济南都市圈在进入都市圈成长阶段后济南都市区开始扩大其辐射能力、并促进都市圈空间整合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资源整合利用的问题。
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各城市均在寻求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区域内的有限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资源、以及电力资源等的利用造成巨大压力。济南都市圈在都市圈成长阶段将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资源整合利用的问题、尤其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整合集约利用以及生态格局的有效保护将是保障济南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济南都市空间优化调控机制
依据都市圈空间结构由“小集中、大分散”到“大集中、小分散”的演变规律，都市圈的空间优化组织本质上反映了一种通过合理分散发展而达到选择性集聚和城镇群体空间优化的理念。但这种演化过程也需要通过空间规划管理和引导等手段对都市圈的发展加以指引和控制，以避免因为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而加剧上述空间不经济性。
(1)通过TOD模式引导济南周围县域的城市功能与人口集聚，促进都市圈核心都市区的快速成长。
济南周围县域如济阳、平阴、商河等的发展规模和实力相对而言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黄河以北地区的发展缺少带动的龙头。可通过TOD即公交引导开发的模式，将济南中心城区同周边县城用快速公共交通线路连接起来，使之与济南的来往联系更紧密，并借济南中心城区产业经济功能向外转移的趋势，促进济南周围县域的功能和人口集聚，促使各县域产业的专业化发展，做实济南都市圈的核心都市区。
(2)通过扇状分片联动模式引导都市圈中心城市同其它城市或县域的分工协作，促进都市圈的结构优化与整合发展。
济南都市圈的发展需要依靠济南的带动。济南都市区作为济南都市圈的核心，可围绕其建立多个方向上的区域扇面，各个扇面均受到核心都市区某一个发展方向的带动，并且每个扇面的各地区具有相似的产业发展方向，形成都市圈的专业化产业职能基地。如济南至淄博、莱芜一翼构成济南都市圈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济南至泰安一翼构成济南都市圈的休闲旅游核心，济南至聊城一翼构成济南都市圈的“西煤东运”和能源生产中心，济南至德州一翼可打造济南都市圈现代化轻工化工和轻型机械制造产业基地，济南至滨州一翼可打造济南都市圈现代化重型机械制造和海洋产业基地等。通过核心都市区与各个扇面内城市和县域的功能整合与分工发展，促进济南都市圈向更高级的结构演化发展。
(3)通过轴网聚合模式引导都市圈城镇体系的有序集聚，并沿轴网拓展影响范围，促进都市圈与其它城镇密集区的功能耦合。
通过空间轴网不仅具有调控都市圈内城镇体系布局结构的作用。打通济南至乐陵至天津、济南至平阴至郑州、济南至莱芜至青岛、济南至滨州、德州至滨州至烟台、德州至聊城、莱芜至泰安至聊城等多条快速交通通道，不仅将引导空间轴网上城镇节点的快速发展和规模集聚，并且沿这些轴线向区域外延伸、与周边城镇密集地区包括京津冀大都市圈、山东半岛城市群等的空间发展姿态相对接，将促进济南都市圈同这些区域的产业合作，扩大都市圈的腹地范围，提升都市圈的区域竞争力。
(4)通过总量控制下的空间协调模式引导水土等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都市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水土资源短缺矛盾突出的现实状况下，可通过结构优化调整予以缓解。应以资源承载能力的总量为控制前提，包括综合考虑土地容量、生态安全、水安全、粮食安全等多种因素，通过都市圈内区域之间的资源利用结构调整，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并保障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保有存量，促进都市圈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通过生态景观和文化景观管制单元的空间管制模式，引导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和历史文化体系的有效保护与利用。
济南都市圈是齐鲁文化的孕育之地，是文化富集地区，为防止大中城市的无序蔓延和小型城镇居民点的遍地开花而对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应最大限度的保存都市圈的开敞空间。应以空间管制的手段，通过划定生态景观管制单元和文化景观管制单元，严格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历史文化景观的完整，并提出保护性利用措施，对这些生态和历史文化景观加以有效利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作者：邢宗海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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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编发：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