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研究综述时间： 2016-07-02信息来源：罗俊 赵弘 赵燕霞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减贫取得重大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贫困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性难题。在我国某些大城市周边区域由于承担生态涵养和生态安全特殊功能而形成的“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是一类特殊贫困区域，也是有望率先实现减贫、脱贫的重要区域。文章在梳理分析前人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概念、成因及缓解措施研究的基础上，从利用相邻城市资源、跨区域合作、多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今后生态抑制型贫困减贫研究的方向和相关建议。
　　关键词：生态抑制型贫困；贫困成因；减贫措施；大城市周边贫困带
　　中图分类号：F127；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5）10—034—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都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减贫机制研究——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71203016）
　　
　　作者简介：罗俊（1980～ ），女，河南新野人，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生态经济的研究；赵弘（1962～ ），男，博士，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赵燕霞（1977～ ），女，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1 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全球来看，贫困地区通常分布在集中连片的生态脆弱地区。如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绝大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特别是生态脆弱的非洲东部和萨赫勒地带（the Sahel belt，非洲热带草原向撒哈拉沙漠过渡的干旱、半干旱地带）。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主流的大背景下，贫困与生态退化交织、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生态—贫困”“环境—贫困”的研究成为世界性的课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贫困压力。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生活费1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为1.25美元），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约为1.28亿，占全国总人口（除港澳台地区外）的近1/10。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其中有一类贫困区域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位于某些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区域，这些区域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发展环境受限，另一方面又承担着为大城市提供更多生态涵养、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的功能，产业发展受到限制，进而造成“生态抑制型贫困”。
 
　　在我国，北京、天津、重庆、武汉等大城市周边，都存在一定范围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贫困与生态脆弱耦合区域，即“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本文在介绍国内外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针对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探索新时期减贫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也为深化和完善生态抑制型贫困相关理论起到积极作用。
 
　　2 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相关概念及内涵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贫困的研究文献有很多，本文所关注的“生态抑制型贫困”，是20世纪80年代伴随可持续发展研究兴起而出现的一个贫困研究的分支，它通常将贫困研究置于特定的空间背景——往往是生态交错地区、山区、石漠化地区、生态退化的农村地区等生态脆弱地区之下，分析贫困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探讨生态抑制性贫困的成因、评估、缓解措施等。目前国内外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概念，但与其内涵相似的概念较多，包括“生态贫困”“生态性贫困”“生态型贫困”“生态脆弱型贫困”“环境性贫困”“环境制约性贫困”等。
 
　　2.1 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生态抑制型贫困的研究，源起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名布伦特兰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自然）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一步造成贫穷”^[1]，这一著名论断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环境与贫困关系的研究上，World Bank^[2～4]，戴维•皮尔斯和李瑞丰•沃福德^[5]等证明了生态脆弱地区与贫困存在某种耦合关系，从生态学视角研究贫困的新领域逐渐兴起。国外的研究大多以非洲、拉美、亚洲第三世界国家或其中某个地区为样本^①，对生态环境影响下的贫困给出见解。在研究区域，土地退化、森林滥伐、资源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表现突出，居民收入较低且严重依赖环境和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6～8]，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交织，一些区域甚至陷入“环境—贫困”恶性循环^[9～11]，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态贫困”或“环境贫困”。此后，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贫困的概念进行了完善，比如有学者提出，生态贫困是自然资产不断丧失生产能力或被破坏，导致与其相联系的生态系统功能受损，以至于生态系统渐渐不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12]。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工业化引起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可再生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逐渐耗尽，使人们跌入了贫困的深渊^[13]。Reardon和Vosti^[6]从投资于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的能力和意愿角度，来审视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生态贫困，将其分解为“福利贫困”及“投资贫困”，前者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困，即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状态；后者即一些农村家庭为了摆脱贫困而开发自然资源，同时由于缺乏资金不能投资于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从而导致自然资源退化，最终也难以实现脱贫目标。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关注和研究近年也逐渐增多。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边区民族地区过程中，针对赤峰的生态失衡问题的研究实际涉及生态抑制型贫困问题^[14]。姜德华^[15]首次对于中国区域性贫困进行分类和描述，认为对生态脆弱地区的过度开发或直接放任不管，都有可能引起环境的恶化，从而引发贫困。原华荣^[16]、孙继凤和刘爱荣^[17]明确提出“环境性贫困（资源性贫困）”“生态环境生产薄弱型贫困”等概念，用于指代由于自然条件差、资源缺乏和生态环境恶化而造成的贫困。其后，陈南岳^[18]、屈波等^[19]、安树民和张世秋^[20]、周民良^[21]、张佰瑞^[22]、胡鞍钢等^[23]都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化和完善。其中，屈波等^[19]认为，生态贫困是由于环境先天脆弱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破坏性的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导致的贫困。胡鞍钢等^[23]将生态贫困作为与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并列的第四类贫困，定义为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超过其承载能力而造成不能满足生活在这一区域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与再生产活动，或因自然条件恶化、自然灾害频发而造成人们基本生活与生产条件被剥夺的贫困现象，主要包括气候贫困、资源贫困等。张佰瑞^[22]在研究环京津贫困带时，拓展了生态抑制型贫困的内涵，他认为生态抑制型贫困是指由于生态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的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的贫困状态，并将所谓“生态因素的综合影响”分为直接性抑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恶化，最终使经济发展落后，和间接性抑制——一个区域在一个更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带中处于生态屏障和生态涵养区的地位，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它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导致该区域累积性的贫困。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生态抑制型贫困：一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导致的贫困，而生态环境恶劣有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本身处于生态脆弱地区或自然灾害易发地区，也有可能是由于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索取导致生态环境退化，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二是某些区域由于承担生态涵养、生态服务功能，发展权特别是工业发展权受限，同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或补偿不能抵补损失，从而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三是某些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大量资源，环境也受到污染和破坏，乃至超出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区域经济向更高阶段（更有效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受阻，从而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3 对生态抑制型贫困成因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研究兴起，Agarwal^[2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方，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并不是金钱的缺乏，而是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引起人们对贫困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93年提出了“贫困与环境——摆脱恶性循环”的主题，贫穷与环境退化之间关系的议题变得更加热门^[9]。
 
　　3.1 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视角进行的研究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认为，环境与贫困之间是一种双向关系^[1]，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自然）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使生态承载能力快速逼近极限，可提供给人类的资源越来越少，导致螺旋式下降的贫困，这就是“贫穷—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而且，对自然环境依赖度越高的人，越容易陷入这种恶性循环^[1]。此后，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和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孙继凤和刘爱荣^[17]将循环链条扩展为“自然条件严酷—自然产出率低—收入少—加速开垦、砍伐—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减弱—生态环境恶化—自然条件更加严酷”。Pearce和Warford^[5]在循环中加入高贴现率^②因素，他们认为高贴现率是环境退化的一个原因，它使人们选择选择短期行为以满足当前需求，而忽略了更环保、更适当的做法，并阻碍对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投资。Grant^[11]在循环中加入人口的因素，提出了“PPE怪圈”的理论模式，即“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即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低迫切需要增加劳动人口，而较高的死亡率又导致高出生率，造成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土地、水等）人均资源量减少，迫使人们对生态环境加倍掠夺，带来生态恶化和更加贫困，以此循环往复，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地区的贫困形成的机制。相关学者对撒哈拉以南的研究认为，人口作为中介因素，只是影响环境结果的诸多因子之一，农民可以通过农业集约化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应对人口增长^[25]。
 
　　3.2 从发展权受限角度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成因进行研究
 
　　阿马蒂亚• 森^[26]认为贫困是缺少各种经济机会以及交换权利中的残缺或缩水的结果，即贫困虽然表现为收入低这一现象，但是其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而生态脆弱区的发展往往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功能的冲突，一些方面的发展权因而受到限制。首先，生态脆弱区因生态功能恢复的需要，在产业发展上受到限制，不能发展与其生态功能不相适应的高利润产业，这是对其参与市场竞争权利的剥夺；其次，生态脆弱地区的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生态修复、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转移等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成本的责任^[27]，这是地方政府所无力承担的，如若没有上级政府或区域之间分担“成本”的机制，则是对贫困区发展权利的剥夺。此外，生态脆弱区往往也是人口迁出区域，因就业、升学、购置不动产等因素选择迁移的人口也多为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收入具有较高潜在贡献能力的人群，这也是对生态脆弱地区发展权利的变相剥夺^[28]。
 
　　4 生态抑制型贫困缓解措施和政策的研究
 
　　4.1 从生态视角提出相关扶贫措施
 
　　近年来国外研究认为，生态学家凭借其专业知识可以更多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29]，运用群体生态学、物种学等生态学知识帮助改善生态脆弱地区贫困人口生活条件^[30～31]，比如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及改善当地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32]，给予当地居民在土地利用和生物保护方面的决策权^[33]。国内部分学者一致认为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是对生态贫困地区扶贫的关键^[34～35]，要实施有效政策促进承担生态保护责任地区的经济发展^[36]，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该地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37]。有些学者针对生态脆弱地区提出具体的反贫困路径，如实施以扩大森林覆盖率为中心环境整治和生态重建工程，绿化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带以及以小流域为单元，建立以径流调控和立体开发体系为特点的综合治理体系^[38]。
 
　　4.2 从机制设计角度提出相关扶贫措施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结合贫困地区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设计减贫制度，如Anil Agarwal等^[24]在对印度生态环境恶劣的四个村庄案例研究中发现，通过村民参与式民主制度管理自然资源，能够奠定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很多学者对缓解生态贫困的具体机制展开大量研究，如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机制（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许多由政府付费的基于购买生态环境服务和缓解贫困双重目标的生态补偿项目对贫困地区人口的福利影响是积极的^[39～40]，在对厄瓜多尔流域服务的付费^[41]，以及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村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42]研究中，PES被证明可以提高生态环境服务提供者的收入，有效缓解贫困。也有学者运用数理模型对双重目标下（环境保护和减缓贫困）PES机制运行的成本效益进行研究^[43～45]。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制度设计角度关注生态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厉以宁^[46]认为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有关的环境与生态平衡问题，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这比制定优惠政策更为重要，并从资金投入来源、资金投入方向和资金利用效率三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及早建立贫困地区的内部积累机制是加速贫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麻朝晖^[47]提出建立有利于贫困地区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而且必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陈建生^[48]通过对生态脆弱地区农村慢性贫困的研究，提出在生态脆弱的农村地区，针对慢性贫困建立保障式扶贫制度，如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和农村家庭津贴制度等。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具体减缓生态贫困的具体机制，如生态补偿机制^[18，44]，但主要以政府层面进行的生态补偿为研究对象，针对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关系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目标、支付模式、补偿标准等缺乏科学深入的研究。
 
　　4.3 从经济发展角度提出相关扶贫措施
 
　　在生态贫困地区，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不仅能够解决环境恶化问题，而且有效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历来农业发展能够显著改善贫穷状态^[49]，生态贫困地区大都以农业作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如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广绿色食品、采用有机耕作方法以及发展复合农林业促进农业集约化，能够有效缓解生态贫困^{[37，50～55]}。Irz等^[55]通过对非洲农业发展与贫困关系的研究发现，农业投资每增长10%，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群就减少9%。此外，一些学者采用计量建模方法，验证不同减贫措施对促进生态农业发展以及带动减贫的相关性，如Tian Shi等^[56]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AISEEM），结合案例研究，指出土地利用模式、政府低息贷款和多样化培训，能够有效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业能有效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57～58]，生态旅游业能够扩大贫困地区本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等，从而提高生态贫困地区人口收入^[59]。有学者提出以生态旅游为功能特色，以生态农业生产为依托，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可以有效促进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60]。并有学者总结指出生态旅游减缓贫困的具体模式，如政府主导模式、亦农亦旅模式、景区帮扶模式、异地安置模式、整体租赁模式、城企相助模式、先富助贫模式、旅游扶贫试验区模式、网络复合治理模式等^[61]。但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生态旅游不能忽视人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矛盾^[62]，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旅游业本身产生一定负面影响^[63]，因此，必须注重生态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64]。
 
　　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提出减缓生态贫困的途径及措施，周毅^[65]认为劳动力相对丰富是贫困地区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劳动对土地和资金的替代，是加速在生态脆弱地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宋崇真^[66]、王欢欢^[67]等从立法角度，提出制定“生态脆弱区法”，加强生态脆弱地区保护，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健全自然保护区立法，从而改善经济发展，减轻人民贫困。有些学者认为明晰土地产权、加强教育及公共投资也是缓解生态脆弱地区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68～69]。
 
　　5 对我国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研究
 
　　目前，我国理论界针对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贫困原因、减贫路径等的分析。
 
　　5.1 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成因研究
 
　　在对我国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成因分析中，有些学者从自然条件恶劣、人为因素破坏等方面进行成因分析。祝志勇^[70]对重庆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的研究发现，贫困面积大、集中连片、自然生产条件差、前期开发不足等因素是该区域难以脱贫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很多学者更关注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对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形成的影响，认为政府在协调和处理社会系统中各种关系的行为所导致的计划式资源配置方式、现行管理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消除地带性贫困和改善区域性生态环境的需要^[71～72]，尤其是环京津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生态—经济合作机制的缺失是该贫困带形成的重要原因^[36]。也有学者从发展权受限的角度对环京津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贫困成因进行分析，焦君红等[73] 提出，在大城市本位思想的影响下，环京津贫困带拥有较少的权益却负有较多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失衡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左停等^[74]研究了交通、饮水、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生计途径单一、生态资源利用不完全等因素对该区域贫困的影响。
 
　　5.2 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减贫措施研究
 
　　对于如何缓解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研究。赵毅等[75] 提出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推动重庆周边贫困县减贫致富。刘盛^[76]提出，武汉周边的贫困市黄石应加快特钢、服装、家电等特色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带动区域发展。王晓海、钟茂初等^[36，71]学者和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77～78]主要从体制机制创新角度提出缓解环京津区域贫困的措施，包括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责任连带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区域合作机制、后继产业培训机制、财政杠杆机制、中心城市带动机制等。有的学者从政策创新的角度提出建议，孟元新^[79]建议在国家发改委下设“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协调办公室”、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带投资、加大中央财政公共投资力度支持环京津贫困带基础设施建设等；张可云等^[72]从首都带动周边区域减贫的角度，提出建立北京周边贫困地区发展领导小组，从技术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产业转移、社会发展合作扶贫等方面加强政策支持，带动周边贫困地区发展；王素平等^[80]从土地政策创新的角度，提出在环京津贫困区域开展全国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包括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调整、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制度改革、土地性质变更等政策试点，推动该区域发展以实现减贫。还有学者从产业扶贫角度对减贫模式进一步深化分析，提出产业园区化发展^[81]、构建生态补偿型的农业合作模式^[82]等都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缓减的重要途径。
 
　　6 讨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人员针对生态抑制型贫困的概念、内涵、成因、减贫措施以及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等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是对大城市周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的研究多为对“致贫”原因的分析，但对于如何利用相邻城市资源和市场来“减贫”“脱贫”研究较少。现有研究更多地看到城市“极化效应”对周边区域致贫的影响，而关于通过城市“扩散效应”减贫的研究较少，尤其探索一些促进城市“反哺”周边的有效的模式和路径。
 
　　二是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较多，但对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主体参与的减贫机制和模式研究不足。参与式扶贫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逐步探索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扶贫模式，如何在政府引导下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减贫，从整体上增强生态抑制型贫困地区的发展后劲，有待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是对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减贫模式的研究较多，但对这些模式的实施效果缺乏应有的科学评估和完善对策。现有扶贫模式在实践中还存在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脱节、难以保证扶贫的可持续性等问题，需要对减贫模式和工程进行科学评估，找出症结，总结经验，进一步探索若干具有更广普适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生态抑制型贫困区域减贫模式和机制。
 
　　四是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跨区域合作减贫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和措施。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由于生态退化或承担生态涵养功能而导致的贫困需要在更大范围来协调解决。探索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跨区域减贫模式的实现路径，探索实现减贫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的新模式，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注：
　　①研究样本的选择与世界范围内贫穷国家几乎都处于相对较差的生态或资源环境中有关，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1992年也曾指出：“从整体上看，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少于发达国家开始它们现代增长时所拥有的资源”。
　　②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环境经济学引入贴现率的概念，说明由于高贴现率，穷人或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现在利用资源，而忽略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WCED. Our common fu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World Bank. Reducing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Options fo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5]戴维•皮尔斯，杰端米•沃福德. 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M]. 张世秋，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320～325.
　　[6]Reardon T, Vosti S. A. Links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set categories and investment poverty [J]. World Development, 1995, 23 (9): 1495-1506.
　　[7]Agarwal B. Gender,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interlinks: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temporal shifts in rural India, 1971-1991 [J].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 (1): 23-52.
　　[8]Nadkarni M V. Poverty,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 many-patterned nexus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00, 35 (14): 1184-1190.
　　[9]Bryant R L. Beyond the impasse: The power of political ecology in Third Worl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J]. Area, 1997, 29 (1): 5-19.
　　[10]迈克尔•P.托达罗.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102～130.
　　[11]Grant J P.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4 [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Dasgupta P, Folke C, Maler K G.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 base and human welfare [A]//Kiessling K L, Landberg H. Pop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50.
　　[13]Aluko M A 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entrenchment of poverty in the Niger Delta of Nigeria [J].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2004, 15 (1): 63-68.
　　[14]费孝通.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21～29.
　　[15]姜德华，等. 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 [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6～7.
　　[16]原华荣. 生产性贫困与社会性贫困 [J]. 社会学研究，1990（6）：81～88.
　　[17]孙继凤，刘爱荣. 贫困区的发生类型与可持续性脱贫对策 [J]. 地域研究与开发，1998，17（2）：28～31.
　　[18]陈南岳. 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3（4）：42～45.
　　[19]屈波，邹红，谢世友.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贫困问题与生态重建 [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4（4）：74～75.
　　[20]安树民，张世秋. 中国西部地区的环境——贫困与产业结构退化 [J]. 预测，2005（1）：14～18.
　　[21]周民良. 贫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7.
　　[22]张佰瑞. 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J]. 生态经济，2007（1）：20～23.
　　[23]胡鞍钢，胡琳琳，常志霄. 中国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1978～2004）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05～111.
　　[24]Agarwal A, Narain S. Redressing ecological poverty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ase studies from India [R]. Massachusetts: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2000.
　　[25]Tumer B L, Meyer W B, Skole D L. Global land-use/land-cover change: Towards an integrated study [J]. AMBIO, 1994, 23 (1): 91-95.
　　[26]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7]黄成敏，艾南山，姚建，等. 西南生态脆弱区类型及其特征分析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3（5）：467～672.
　　[28]卢艳丽，丁四保，王荣成，等. 生态脆弱地区的区域外部性及其可持续发展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7）：68～73.
　　[29]DeClerck F, Ingram J C, Del Rio C M R. The role of ec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J].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6, 4 (10): 533-540.
　　[30] Del Rio C M R, Ingram J C, DeClerck F. Leveraging ecological knowledge to end global poverty [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5, 3 (9): 463.
　　[31]Leisher C, Sanjayan M, Blockhus J, et al. Does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work to reduce poverty a state of knowledge review [EB/OL]. http://sneillarsen.com/portfolio/is-conserving-biodiversityeffective-for-reducing-poverty/
　　[32]Friedberd M P. Landscape design [M]. Tokyo: Process Architecture pub. Co. Ltd, 1989.
　　[33]William L H. Seience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the national parks [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6.
　　[34]刘艳梅. 西部地区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战略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6）：97～101.
　　[35]佟玉权，龙花楼．脆弱生态环境耦合下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3（2）：47～51.
　　[36]钟茂初，潘丽青. 京津冀生态——经济合作机制与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研究 [J]. 林业经济，2007（10）：44～47.
　　[37]于存海. 西部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及其社会支持条件分析 [D]. 南京：南京大学，2003.
　　[38]董锁成，吴玉萍，王海英. 黄土高原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地区为例 [J]. 地理研究，2003，22（5）：590～600.
　　[39]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e of the world’s forests, 2007 [M]. Rome: Food & Agriculture Org., 2007.
　　[40]Wundera S, Engelb S, Pagiolac S. Taking stoc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 (4): 834-852.
　　[41]Echavarría M, Vogel J, Alban M, et al. The impacts of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in Ecuador [M].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4.
　　[42]郝庆，邓玲，张万军. 冀北山区生态建设对农户经济行为影响分析 [J]. 生态经济，2008（8）：52～55.
　　[43]Babcock B A, Lakshminarayan P G, Wu J, et al. The economics of a public fund for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 study of CRP contracts [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6 (78): 961-971.
　　[44]Uchida E, Xu J T, Rozelle S. Grain for green: cost-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conservation set-aside program [J]. Land Economics, 2005 (81): 247-264.
　　[45]Gauvin C, Uchida E, Rozelle S, et al. Cost-effectiveness of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with dual goals of environ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0 (45): 488-501.
　　[46]厉以宁. 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J]. 中国社会科学，1991（4）：199～210.
　　[47]麻朝晖. 贫困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48]陈建生. 生态脆弱地区农村慢性贫困研究——基于600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监测数据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9]Christiaensen L, Demery L, Kuhl J.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 (2): 239-254.
　　[50]Wagne W C.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How to sustain a production system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arasitology, 1999, 29 (1): 1-5.
　　[51]Swinton S. M, German E, Thomas R. Poverty and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Concepts,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 (11): 1865-1872.
　　[52]Sachs J.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a practical plan to achiev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 London: Earthscan, 2005.
　　[53]龙花楼，蒙吉军，蔡运龙，等. 我国农业县（市）绿色食品发展对策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9，9（1）：59～62.
　　[54]严立冬. 创建贫困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的基本思路 [J]. 农业经济问题，2002（3）：48～51.
　　[55]Irz X, Lin L, Thirtle C, et 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1, 19 (4): 449-466.
　　[56]Tian S, Gill R. Developing effective polic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 case study of Jinshan County with a systems dynamics model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3 (2): 223-246.
　　[57]Allin C W.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ional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M]. Michigan: Greenwood Press, 1990.
　　[58]郭清霞，魏细玲. 湖北省两大贫困区PPT战略模式比较 [J]. 经济地理，2008，28（1）：167～169.
　　[59]荣金凤，闵庆文，郑林. 贫困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极其可持续利用探讨 [J]. 资源科学，2007，29（1）：112～117.
　　[60]宋晓虹. 生态旅游农业的发展及其创新意义 [J]. 贵州农业科学，2002，30（1）：59～61.
　　[61]李佳，钟林生，成升魁.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进展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13）：156～162.
　　[62]毛勇. 试论生态旅游的误区 [J]. 农村经济，2003（3）：10～12.
　　[63]World Bank. Zambia economic and poverty impact of nature-based tourism [R].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7.
　　[64]张小利. 中国西部地区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2～35.
　　[65]周毅. 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与反贫困 [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13）：21～26.
　　[66]宋崇真，周玉华. 生态脆弱区保护立法初探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2）：134～136.
　　[67]王欢欢. 保护区重叠对贫困影响的法律分析——以云南三江并流区域为例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8～93.
　　[68]Escobal J, Aldana U. Are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the antidote to rainforest degradation? Brazil nut extraction in Madre De Dios, Peru [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 (11): 1873-1887.
　　[69]李芬，朱金花，张瑞兰，等. 生态脆弱经济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战略 [J]. 山西农业科学，2005，33（3）：12～15.
　　[70]祝志勇. 重庆市扶贫开发途径研究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38～42.
　　[71]王晓海，王晓霞. “环首都贫困”及其根源解析 [J]. 调研世界，2005（7）：11～13.
　　[72]张可云，郑拴虎，赵秋喜. 关于带动北京周边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研究 [J]. 北京社会科学，2006（3）：50～55.
　　[73]焦君红，王登龙. 环京津贫困带的环境权利与义务问题研究 [J]. 改革与战略，2008（1）：96～98．
　　[74]左停，刘晓敏，王智杰，等. 首都经济圈的贫困带成因与消除贫困的建议 [J]. 乡镇经济，2009（5）：69～72.
　　[75]赵毅，陈国生. 欠发达区县旅游开发研究——以重庆潼南为例 [J]. 重庆师专学报，2000（1）：11～15.
　　[76]刘盛. 黄石产业链延伸问题研究 [J]. 改革与开放，2009（8）：59，61.
　　[77]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 环首都贫困县扶贫机制创新的路径 [J]. 河北学刊，2005，25（6）：186～190.
　　[78]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 环首都贫困县扶贫路径新探——制度建设 [J]. 调研世界，2006（1）：33～35.
　　[79]孟元新. 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 [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精选，2007（1）：64～67.
　　[80]王素平，郭君. 张承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研究 [J]. 经济与管理，2008（4）：68～72.
　　[81]王晓霞，王晓海. 环首都贫困县产业园区构建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J]. 商场现代化，2006：186～187.
　　[82]王军，李逸波，何玲. 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探讨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3）：74～78.
 
　　（责任编辑：张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