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贫困：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其启示时间： 2016-07-18信息来源：张士引　作者：hjr_admin　责编：

    　摘要：与因物质短缺导致的“老式贫困”不同，“富裕社会”中的贫困主要表现为“新型贫困”。根据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理论，“人的贫困”和“公共贫困”是“新型贫困”的两种主要类型，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是导致“新型贫困”的主要原因，实行“新社会主义”，建构“平衡”经济学是解决“新型贫困”的主要途径。由于加尔布雷思的设想所基于的经济基础与中国截然不同，这就注定了他的对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而在美国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全面生产”是指全部生活或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再生产，是满足人的全面需要的生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新型贫困”，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加尔布雷思的“平衡”经济学，建立起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
    　关键词：富裕社会；新型贫困；二元经济体系；新社会主义；“全面生产”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6）03—065—06
    　收稿日期：2015—12—31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2014—428）。
    　作者简介：张士引（1979—），男，山东梁山县，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金融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经济哲学研究。

    　就全球来讲，随着过剩经济时代对短缺经济时代的超越，原来由于物质短缺而导致的“老式贫困”逐渐被由于私人产品、物质产品过剩和公共产品、精神产品不足而导致的“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所代替。本文将“富裕社会”中的贫困称为“新型贫困”。历史上，“新型贫困”受到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对“新型贫困”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富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等著作中，加尔布雷思不仅对美国社会的“新型贫困”进行了分类，而且探讨了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具体的解决之道。加尔布雷思消除“新型贫困”的设想可以为当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借鉴。但加尔布雷思的设想所基于的经济基础与中国截然不同，我们应该扬弃加尔布雷思所期待建构的“平衡”经济学，要以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为起点，建立“全面生产”的经济学，彻底解决“新型贫困”问题，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

    　一、“新型贫困”的主要类型：人的贫困和公共贫困

    　加尔布雷思认为，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具备了消除贫困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公共产品和精神产品”不足所导致的富裕中的贫困在美国却仍然非常普遍。“人的贫困”和“公共贫困”是这种“新型贫困”的集中表现。

    　1. 人的贫困。“新型贫困”中人的贫困具体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虽然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也已经具备了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能力，但为了避免打击那些创造了大量财富阶层的发展动力，由于漠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而造成的贫困。^[1]4相对贫困则指，在“富裕社会”中，“如果人们的收入远远落后于社会共同体的平均收入，即使他们的收入足以生存，他们依然是贫穷的。由于他们不具备社会共同体一般意义上的体面生活的最低要求，因此按照共同体的一般的评价标准，他们是不体面的。……他们是堕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范畴或层次已经超出了共同体可接受的范围。”^[1]225根据“新型贫困”发生的变化和贫困程度的不同，加尔布雷思又将贫困群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被称为个案的贫穷”，“通常情况下，个案贫穷总是与遭受贫穷的个人的某些特征具有某种联系”，“例如精神障碍、疾病、无法适应工业化生活、未能控制生育、酗酒、对极少数人的歧视、教育状况不佳，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几种缺陷兼而有之”。“在每一个共同体中，人们都能遇到这类贫穷的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也不管这个共同体有多么富庶，或那个时代有多么繁荣”。“第二类就是所谓的‘孤岛贫穷’，这个孤岛上的人们显然是受到环境中某些共同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这种贫穷状态”。“大多数的现代贫穷现象都具有孤岛特征，而这些‘孤岛’就是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孤岛贫穷现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所有社会共同体常见的各种力量，限制或完全阻止了共同体成员参与到具有稳定回报的经济生活中去”。这些常见的限制力量主要有种族、落后的教育状况和家庭的破裂，等等。“无助和被社会抛弃的感觉以及随即而来的道德衰落，也都是这种共同灾难的产物”。^[1]226～228

    　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指出：“财富的确有巨大的增加，一般的舒适、闲暇和讲究程度也提高了；但是这些利益不是普遍的。最底层没有分享好处。”^[2]这正是对财富的增长与社会底层状况的每况愈下进行的深刻揭示。对于进入“富裕社会”的美国，加尔布雷思有更加直接的阐述，他指出：“经济增长——即产值的扩张，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对大众有利”，“经济增长仍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生活改善的指望”。“总产值的增长将在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留下永远存在的边际贫穷”。^[1]77，78而且在当时，加尔布雷思认为，人们对作为经济问题的贫富不均现象的关注兴趣正在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尽管这个问题持续存在，而且日趋严重，但它并没有显示出人们预见的促成暴力反应的趋势”。^[1]68～70

　    凯恩斯将人类的需要分为“绝对需要”和“相对需要”。“绝对需要”是每个人固有的客观需要；“相对需要”是相对于同伴而言的、满足与否对自身没有客观价值的需要。只是这类需要的满足“使我们凌驾于同伴之上，让我们感到比同伴优越”。^[3]在美国，“与财富相联的奢侈花费和炫耀曾经一度是确保获得显赫声誉的源泉”，但进入“富裕社会”以后，情况似乎不再如此了。加尔布雷思指出，在发达国家，增加产量是贫富不均问题导致的紧张关系的调解剂。在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即使贫富不均持续下去，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能导致的棘手的冲突则是可以避免的”，“产量的增长已经消除了与贫富不均有关的诸多尖锐的紧张关系”。^[1]77～79因此，整个社会对生产本身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对生产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关注，而且人们彻底改变了生产的初衷，主要关注私人产品的生产，增加生产成为转移视线、缓解矛盾的另一种选择，进而淡化了对贫富不均问题的关注，^[4]结果使贫富不均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渺茫。

    　2. 公共贫困。自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对于“新型贫困”中的公共贫困问题，加尔布雷思一直密切关注。在《富裕社会》一书中，加尔布雷思直指美国社会的“新型贫困”问题。书中提出了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这里“公共的污秽”指的就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匮乏，即“公共贫困”。加尔布雷思认为，私人生产与公共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失衡是“富裕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政府干预失当、人们对财富增长的过度追求，是导致生产严重失衡进而产生公共贫困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学诞生的时代，人类有四种最紧迫的需求：食物、衣服和住所，此外就是有序的环境，而有序的环境又为前三者提供了保障。”加尔布雷思指出，前三者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生产，后者是政府职能的体现，但“作为政府职能而提供的秩序，几乎常常是不可靠的。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政府提供的秩序也过于昂贵。保障秩序的借口也经常为政府贪婪地剥夺人们赖以生存的方式提供了机会。”作为那些必须集体支付的服务，包括“市容管理、公共安全、大众识字率和卫生的整体利益、流行病控制，还有国家安全”，“尽管它们是在直接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进入人们的整体需求计划之中，但其紧迫性的增长可能超过财富增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的增长还伴随着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长，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美国统治者看来，公共服务的任何增长都是一种内在的邪恶趋势的表征，因此，“即使是最普通的公共服务也可能被纳入社会革命的范畴，因而横加阻拦。”^[1]109～111政府的这种不恰当干预正是美国这个富裕社会公共贫困依然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之外，公共服务滞后和私人产品富足与公共产品匮乏之间的严重失衡也是公共贫困的重要表征。通常情况下，“人们为了享有他们极为需要的公共服务，需要交出多少私人收入和产品”，“人们从私人产品和服务中得到的享受和公共机构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享受之间总有一种平衡”，然而，“需求管理和竞争的作用是为私人生产效劳”的，这样，“公共服务将天生有一种落在后面的趋势”。加尔布雷思指出，“在发展的状态下，大规模交通工具侵袭社会的耳目时，是为了更多的啤酒，而不是为了更多的学校”。^[1]186～187这正是私人产品而不是公共服务或设施成为生产的主导的真实写照。另外，在“富裕社会”中，私人富足与公共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尤其是当私人生产商品所得的财富引起了公共服务的供应危机时，这种反差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种反差所引起的更为深层的道德影响是引发公共贫困的又一根源。在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大城市的报纸每天都讲述自治市和大都市基本服务的不足和缺点”，尽管如此，“私人生产的商品日益丰富的故事”却“成功地胜过了对这种公共贫穷的讨论”。由于“精神的保持和恢复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内”，^[1]181这种为追求私人产品而造成的严重道德失衡正是精神生产缺失导致的公共贫困的典型特征。

   　 二、“新型贫困”的原因追问：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

    　对于消除“新型贫困”问题的探究，加尔布雷思是从分析美国二元经济体系失衡的原因入手的。他指出，“计划”尽管被冷战时期的西方国家看成一个十分污浊不堪的词，但美国“经济体系……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有计划的经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经济体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是由技术上充满活力、大规模资本化和高度有组织的公司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数十万传统的小业主”，^[5]6～10前者是“计划体系”，后者就是“市场体系”。加尔布雷思认为，计划体系过于强大，而市场体系过于弱势，两大体系发展不平衡是美国社会“新型贫困”的根源。

　　1. 强大的计划体系确保了生产者主权的形成却导致了消费者主权的丧失。加尔布雷思指出，计划体系通过“把大量金钱和技术手段投入到报纸、杂志、室外广告牌上面，尤其是要投入到无线电台和电视方面”，以保持它对公众的影响力。“为了它的产品的利益，计划体系对它与公众的沟通所实施的控制，即便不及教会那样全面而彻底，但在范围上也已足够广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公众坚信它们的所作所为的价值所在，并使公众对于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性抱有深刻的信念。他们对消费者所做的这些无孔不入的宣传和说服工作，“都在强调一个事实：商品消费，是一切快乐之源，是衡量人类成就的最高标准”，他们甚至“把消费视为人类幸福的基础”。这就造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中主次地位颠倒的局面。然而，“计划体系对于媒体的影响力，不在于它能够直接控制媒体的话语权，而是它有能力通过媒体，让它的需求获得充分认可，并最终通过公共政策而表达出来。”^[6]180～182这便使计划体系通过控制媒体达到了控制消费者的目的。这种控制的后果是使人们逐渐淡化了对公共贫困的关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计划体系不仅通过媒体使生产者的主权地位得以确立，使消费者的主权地位被迫丧失，而且他们还通过与官僚机构的共生关系来控制政府。因为“要控制需求，就需要控制政府。某些特定需求的产生，必须以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补救性措施为前提条件。因此，就“生产者对于消费者（或其商品的其他使用者）具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这一点”，计划体系“对于价格、成本、消费需求和政府的控制，无非是一种权力应用的一部分。”^[6]154～156

　　2. 虚弱的市场体系加剧了公共需求的贫困。由于两种体系力量对比悬殊，计划体系有力地控制着它的运行环境，市场体系只能迫使自己适应那种无法控制的力量。^[6]204“市场体系和计划体系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如果不进行强有力的改革，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6]229计划体系超强的控制能力，使它能够只关注与自己目标一致的领域，而将其它领域抛给市场，这样市场就成为公共需求的主要提供者。但公共领域的许多需求具有公益性质，市场的宗旨却是利润至上，显然与公共领域的公益性质相背离，使公共贫困变得更加严重。强大的计划体系通过控制政府将自身的需求塑造和解释为公共政策，进而将自己的目标解释成为社会目标。^[6]186这样便“在计划体系所生产的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与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和并不服务于计划体系的需要的服务之间，造成了一种自然失衡的内在倾向”。^[6]328但由于计划体系内企业目标和公共目标的冲突，公共目标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市场体系弱势地位的反映。这样公共贫困因为市场体系的虚弱而进一步加剧。

    　三、“新型贫困”的消除之道：实行“新社会主义”

    　加尔布雷思认为，“二元经济体系”力量的严重失衡已经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损害，并与公共目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要终止这种损害，实现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公共目标之间的一致，就要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与强大的计划体系形成抗衡；同时，对消费者权力加以培植，与强大的生产者权力形成抗衡。形成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之间的平衡，这是解决“新型贫困”问题和贫富不均问题的主要途径。要形成这种平衡，就要实行“新社会主义”。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新社会主义”在内涵、工人阶级的地位及所关注的内容等方面已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了根本的不同。“旧的社会主义，更多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新社会主义……是现实环境的逼迫的结果。……这种具有逼迫作用的现实环境，指的是市场体制滞后的发展”，所以“新社会主义”主要属于经济范畴。对于工人阶级的地位，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计划体系中，工人不但已经不是被剥削者，而且“可以得到工会和政府的保护，另外，由于他们的雇主能够把工资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因此，他们自身也可以从公司的这种市场权力中获益。相对于市场体制的工人而言，计划体制的工人，相当于特权阶层”。^[6]311正因为如此，与传统社会主义相比，“新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新社会主义”主要关注公共需求问题，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住房、卫生保健和地方运输。在寒冷气候下的取暖供应，在人们生病时提供的医疗救助，在上下班时提供的交通便利”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这些在市场体系中发展滞后的行业，“不但对于公众的舒适、安宁和幸福感有着特殊意义，它们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而言，也可谓关系重大。”^[6]312，313加尔布雷思认为，在市场体系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有关公共需求的行业“不可能正常运转，也不可能获得发展机会。然而，对于公众而言，这些行业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公有制将其完全组织起来。这就是‘新社会主义’，它重点关注的，不是经济社会中强者的处境，而是弱者的处境。”^[6]314，315所以，加尔布雷思将实行“新社会主义”看成是公共贫困的解决之道。

　    对于“新社会主义”的实施，加尔布雷思从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摆脱计划体系的束缚、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计划体系的权力，充分发挥政府在支持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加尔布雷思强调，政府行为“在推动计划体制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政府的这一功能而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凡是符合计划体制的目标和需求的，也必然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凡是能够服务于计划体制的政策，也必然会成为可行的公共政策。”而“事情的真相”却是，“在计划体制追求的目标与适应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的目标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6]274要消除这种差异，政府就必须使计划体系的目标和公共目标实现一致，使政府摆脱计划体制的控制。只有摆脱了计划体制控制的政府，才“能做到全身心地为公共目标服务，才有可能考虑如何开展那些须由政府采取行动的改革计划”。^[6]250

    　在限制计划体系的权力方面，加尔布雷思认为，对于经济的最薄弱部门而言，实行社会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即便是在那些权力强大的经济部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也十分突出。权力来自于官僚主义的共生关系的计划体制，也需要全部或部分地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方案。”^[6]318，319此外，加尔布雷思还强调，要通过有固定利息的有价证券的方式购买计划体系内的成熟公司并将其完全国有化，通过政府利用税收实现收入平衡，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限制计划体系权力，减少社会中的贫困现象。

    　关于政府在促进市场体系发展的作用方面，加尔布雷思认为，政府应该支持“小工商业者为稳定价格和产量而采取的联合行动”，直接管理“市场体制的价格和生产”，“给予市场体制的工会以坚决的、有力的支持”，改变公司雇员在劳资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普遍而且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消除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的工资差别”；政府通过干预或借助于关税政策，保护市场体制内的公司在价格和收入方面，享受跨国企业天然享有的权力保障，帮助他们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完成生产和销售；政府还应该给予市场体制内的小公司或企业在研究、技术、资本和合格人才等方面以支持。^[6]289～292政府的这些行为在改变市场体系的弱势地位、增强市场体系同计划体系相抗衡的力量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新型贫困”消除之道的局限性及对中国的启示

    　加尔布雷思对美国消除“新型贫困”问题的探究可谓具体而深入，但由于他的对策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跳出经济学“传统智慧”的窠臼，因此也就不能真正解决“新型贫困”问题。但加尔布雷思对通过建立私人生产与公共生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平衡”的新制度经济学来解决“新型贫困”问题的探索，为我们超越加尔布雷思，以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为起点，建构“全面生产”的经济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1. “新型贫困”消除之道的局限性。加尔布雷思对“新型贫困”的分类是符合“富裕社会”实际的，但他把“新型贫困”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二元经济体系的失衡，寄希望于通过实现两大经济体系的平衡来解决“新型贫困”问题，却无异于扬汤止沸。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两大经济体系都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他只看到了资本在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却没有看到资本在导致人的异化方面的消极作用。

　　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想通过政府的力量，平衡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将市场体系纳入到计划体系之内，同时将计划体系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此来发挥政府在消除公共贫困方面的作用。但加尔布雷思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计划体系内的大公司大企业都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而且“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33这就注定了加尔布雷思的对策并不是消除“新型贫困”的釜底抽薪的方式，它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

　　加尔布雷思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却不懂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形式方面，而主要在经济基础及其决定的上层建筑方面；加尔布雷思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断定，它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一样，也沉浸在“贫困”的绝望氛围中，也属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只能解决短缺时代的贫困问题，而不能解决“新型贫困”问题。这个结论说明，加尔布雷思忽视了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以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为起点，建构“全面生产”的经济学，恰恰是“新型贫困”问题的正确解决之道。

    　2. “新型贫困”消除之道对中国的启示。以“全面生产”经济学为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加尔布雷思消除“新型贫困”理论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全面生产”是指全部生活或者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再生产。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7]59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591的原理，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不仅包括经济活动，还包括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人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还包括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和精神需要等方面。“全面生产”经济学的建构是满足人的全部需要的内在要求。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即为贫困的全部消除。

    　马拥军教授认为，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富裕社会”就是处于过剩经济时代的社会。^[8]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基本实现，21世纪的中国已经跨越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过剩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全面生产”经济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当今处于过剩经济时代的中国小康社会还是一种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由贫富分化和生态恶化所导致的私人产品、物质产品过剩，公共产品、精神产品不足等现象还比较突出，“新型贫困”现象在现阶段的小康社会中还大量存在，彻底消除“新型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为我们提出了建构“全面生产”经济学的迫切要求。

    　建构“全面生产”经济学，首先，必须以“生活统一于生产”扬弃“世界统一于物质”。短缺经济时代，经济学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哲学强调“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基础”，“世界统一于物质”；过剩经济时代，经济学应该追求“生产以满足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为目标”，哲学应该强调“物质文化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生活统一于生产”，“全部生活统一于全面生产”。其次，必须以“全部生活统一于全面生产”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的中国，应该在考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应该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突出出来；应该用“全部生活统一于全面生产”的原理去匡正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超越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再次，必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扬弃“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过剩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扬弃，用“价值生产”超越“剩余价值生产”，用“使用价值生产”超越“价值生产”，用“人的全面发展”超越“使用价值生产”，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超越“人的全面发展”。最后，必须以“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扬弃“利润至上、自我增殖”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并使“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逐步成为整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富裕社会 [M]. 赵勇，周定瑛，舒小昀，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亨利•乔治. 进步与贫困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　
　　[3]John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N]. London: Macmillan,1931. See: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8: 123.
    　[4]刘合波. 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加尔布雷思的政治经济思想研究 [J]. 哲学研究. 2013（9）.
    　[5]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新工业国 [M]. 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10.
    　[6]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经济学与公共目标 [M]. 于海生，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拥军. 需要体系生产与制度结构创新的中国经济学——来自加尔布雷思的启示 [J]. 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2）.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