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在五大特区中冒尖的关键原因及对雄安新区的启示时间： 2018-02-13信息来源：张可云　作者：qgy_admin　责编：

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深圳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外来人口为主的人口结构与人力资源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天然的包容性、开放性与适应性；

第二，雄安新区的人口规模不能低于500万人，否则就难以稀释人口，也不可能扮演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承载地的角色。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沿海地区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与海南五大特区。时至今日，五大特区的发展路径与水平出现了明显分化，只有深圳鹤立鸡群，发展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超级大都市，而其他四个特区虽然也有长足进步，但与深圳比较则显得相形见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区的分化与发展差异呢？探讨此问题对建设好新设立的雄安新区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从空间上看，五大特区相隔并不远，都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论发展起点，深圳过去只是一个小渔村，基础远比不上其他四个特区好。然而，深圳却在五个特区中异军突起，让人刮目相看。在解释深圳短期内超速成长的原因时，有人提出过许多说法，如政策特殊、靠近香港以及转型及时等。实际上，深圳开发初期，采取的主要是“三来一补”模式，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如果锁定在这一发展模式之中，就不可能有高度现代化的深圳。虽然从经济总量统计上看，深圳目前与广州难分伯仲，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两个城市的产业与技术结构，则不难得出深圳已经远远超过了广州并成为了广东的真正老大的结论。深圳在逐步摆脱“三来一补”的低水平发展模式后，不断调整发展的技术与产业结构，以至于如今已经成为了整个中国乃至亚洲或全球的高端产业集聚地。对于这种沧海桑田式的变化，用特殊政策或区位优势来解释似乎有些勉强，转型及时也并非关键终极原因。那么，到底什么是关键原因导致深圳一马当先呢？

人口构成特别是人力资源构成是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有别于其他四个特区的最大特色。深圳的人口或人力资源几乎全部是外来人口，开始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目前是来自世界各地。这样的人口与人力资源构成，具有其他特区所不具备的优势：

第一，没有本地文化的封闭性，具有天然的包容性。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与不同文化的外地人集聚于深圳，将本地文化完全稀释，使得深圳汇聚了多种不同文化，不存在排外的可能性，天然具有对外来文化的接纳能力和包容特性。而在那些以本地人为主的城市或地区，外地人一张嘴说话便被识别出了非当地人。地方文化越浓郁的地区，越有可能排斥外地文化，进而对外来者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排斥力。虽然特区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本地文化的刚性越大，包容程度就越低。深圳是外来人口建设起来的，发展之初就不存在本地文化的羁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使得无论来自何地的人都没有受排斥感。多元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包容性会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第二，没有本地的小利益集团，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在非移民地区，地方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客观的，小的利益集团本身是内向的，开放程度不足。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会妨碍本地的对外开放。深圳开发初期，本地原有的小利益集团被开放的潮流淹没了，新移入者与当地小利益集团不存在利益瓜葛，因而不存在当地利益集团对新开发者的利益羁绊。而在其他经济特区，外来人口对本地人口的稀释作用不够，原有的利益格局并没有被完全打破。固守已有利益格局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会限制整个区域的整体对外开放程度。

第三，没有本地发展路径的锁定，具有天然的适应性。从现代产业的角度看，深圳开发初期几乎是一张白纸。最先进入的“三来一补”企业都是小规模的，灵活性大。随着生产与生活成本的上升，深圳的企业一直在经历大浪淘沙，整体经济结构一直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产业集聚并没有形成明显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深圳在完成发展初期的打基础后，其发展方向始终瞄准的是信息化、智能化、生物化与网络化引领的全球技术与产业发展新潮流，适应性非常强。深圳的人口进入结构变化是其适应性强的保证。起初，深圳吸引的是外地有闯劲者，之后吸引了大批有技术或管理经验的人才，如今高端人才成为了新宠。

总之，深圳的完全移民城市属性使其具有了其他几个特区不具有的高度包容性、开放性与适应性。这应该就是深圳成功和冒尖的最关键原因。当然，对于已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深圳来说，别具一格的深圳文化正在形成，新的本地利益集团已经或正在形成，以目前的高端产业为主的集聚正锁定也已经形成，这表明深圳同样也有潜在的负锁定可能性。深圳未来发展思路与方向的调整应该注意避免由正锁定滑入负锁定。

新设立的雄安新区与当年的深圳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深圳当地人口不多，而且定位也没有雄安新区高。目前，雄安新区当地人口有112万人（其中雄县39万人，新安县46万人，容城县27万人，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17》，中国地图出版社，2017。）不能否认当地人的聪明才智和建设热情，但毋庸讳言，当地人过去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适应“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新区建设的。有些人将雄安新区的未来人口规模确定为500万人以下甚至是200万人以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主要理由有：

①人口规模过小不利于在人口结构方面“掺沙子”。若用4：1作为稀释本地人的门槛，则雄安新区的人口最小规模不能低于500万人。只有有足够的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水平的人口进入，才有可能形成全新的发展方向。根据预定目标，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内的发展结构与模式需要推倒重来，而这一任务依靠当地人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②人口规模过小不利于发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的作用。伴随经济活动疏解的是大量人口转移，如果雄安新区的人口吸纳能力设计过小，雄安新区便不能真正担负起疏解北京与天津功能的重要承载地角色。

③深圳的地域面积与雄安新区的规划范围大致相当，雄安新区要实现定位，其人口规模不会比深圳少很多。2016年深圳的常住人口119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84.52万人，增长8.3%，数据来源于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比照深圳，500万人应该是雄安新区建成后的最低人口规模。

从深圳与其他特区的比较可以发现，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源结构是深圳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无论是雄安新区还是其他国家与省级新区建设，都应该将人口稀释和破除过去已经形成的路径锁定作为发展的发力点。新的发展模式、发展起点与发展目标需要新的人力资源结构支撑。不打破原有的文化结构、利益结构与发展路径，就不可能体现新区中的“新”。人口结构多元化是深圳成功的秘诀，值得雄安新区规划与建设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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