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时间： 2018-03-14信息来源：张 茉 楠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与“助推器”，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变量之一，也是中美两国持久发展的基础与驱动力。当前，中美两国都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如何走向新平衡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而关键性议题。中美应重新定义“贸易平衡”关系，着眼于创造中美经贸发展空间，丰富中美“贸易平衡”的内涵与外延。在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框架基础上，双方应确定未来共同目标，按照“做大增量”的思路深入挖掘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
关键词：中美经贸；“贸易平衡”;新全球化；中美经贸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6-0099-06 收稿日期：2017-10-09
作者简介：张茉楠，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17）。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几十年来的大变局，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也开启了多极化时代大国之间重建平衡的进程，这一重建平衡的进程逐步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安全等多个领域，在中美双边、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既要扩大中美共同利益，做大共赢增量，减小两国摩擦冲突，更要围绕共同利益建立合作框架，提升未来双边关系的潜力，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

一、当前全面认识中美经贸关系的三大“主题词”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三大核心主题词，即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途径是“优势互补”、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这为中美经贸发展奠定了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基调”。事实上，一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与“助推器”，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性变量，也是中美两国持久发展的基础与驱动力。加强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两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额为23%，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约为四成，贸易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约占全球的三成，双方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利益融合更加深入，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对当今以及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繁荣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

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方从经贸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07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最近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1%，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均增速为6.6%。美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推动美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美国对华贸易产品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不断创新。

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美两国商品贸易总量占全球约两成。从贸易目的地来看，中国和美国互为最大的出口和进口贸易伙伴。对中方而言，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2016年，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7万个，实际投入798.6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已批外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7.8%和4.5%。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都做出了贡献。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我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测算，每100万美元的对美商品出口也可为中国创造59个工作岗位，中美经贸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福祉。

二、以“贸易平衡”为根本目标的贸易政策并不利于美国根本利益
多年来，中美双边贸易额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38年间增长了207倍。从结构上看，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众多且总体技术含量较低，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种类只集中在少数大宗商品及高技术含量产品，由此造成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

美国长期以来的结构不平衡和贸易赤字并非源自中国或任何国家的贸易倾销，导致这种结构不平衡的原因很复杂，不仅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选择有关，也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更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而这其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加入WTO以来，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在华设立生产制造基地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其主导下的中国加工贸易体系也成为美国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渠道。以贸易总值和关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法，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情况。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91%。因此，特朗普政府阻止美国跨国公司的进一步产业转移及有关技术转让或技术合作的活动，甚至通过税收优惠（甚或关税惩罚）和政府采购等形式阻断全球价值链联系，以及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布局的做法并不利于美国国家竞争力和贸易利益。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大力实施“再工业化”和“本土制造”战略，但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依旧徘徊不前。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数据，2008 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2007年1.4%的水平，这意味着“回归本土”“美国制造”战略对提升经济产出和要素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301条款”与“公平贸易”势必加大中美贸易冲突
2017年8月18日，美国正式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发起“301调查”。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当美国确认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违反贸易协定，或被美单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时，即可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报复手段包括中止贸易协定、关税等进口限制、取消免税待遇和强迫签订协议等。

而在2016年《特别301报告》观察名单中，美国已经将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进行了特别评估。USTR和小组委员会按照法定标准对73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水平进行评估，在《特别301报告》中公布2017年的“重点观察国”和“观察国”名单。从名单上来看，中国、印度等11个国家被列入“重点观察国”名单，巴西、加拿大等23个国家被列入“观察国”名单。2017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7年美国贸易议程中，美国也不再以WTO规则为核心，而是将“贸易政策应捍卫国家主权”列为政府四个优先事项之首，强调“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数据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9—2017年采取了12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全球（7833项）的15.4%；特朗普上台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仅2017年上半年就采取了6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其实，特朗普政府的新贸易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贸易政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高举“公平贸易”大旗。只不过，特朗普政府从奥巴马政府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公平贸易”进一步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平贸易”，其重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美国利益优先”或“美国第一”；二是弱化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双边谈判寻求美国利益；三是强化国内贸易法实施，进一步利用自身优势撬开国外市场。历史上，“公平贸易”有多种定义，但美国却有着自身特殊定义。近年来，美国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是名义上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却更具隐蔽性，战略上更具进攻性的“超贸易保护主义”。

相比“301调查”，有国外学者评论称，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经济陷入“特朗普陷阱”。所谓“特朗普陷阱”，是指特朗普只关注美国自身的贸易平衡和就业，将“公平贸易”上升至所谓的“平等贸易”理念，导致其和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和规则的严重冲突，只注重单边制裁行动，引发世界贸易秩序的失序和混乱。“特朗普陷阱”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如果经济全球化落入“特朗普陷阱”，将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前进，甚至导致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产业分工遭到破坏，国际贸易规则要推倒重来，“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

四、爆发“中美贸易战”恐引发全球范围内连锁反应
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并非是个“新问题”。早在1999年，贸易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就超过了3%。中国在其中占比攀升速度明显落后于美国贸易赤字比重扩增的速度，2009年还出现下滑，过去5年这一占比基本维持不变。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发布的《理解美中贸易关系》报告，中国已从2000年的美国第11大出口市场成长为如今美国的第3大商品与服务市场。2015年，中国从美国购买了165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占美国出口的7.3%，以及美国经济产出的1%。2015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直接或间接地支撑了180万个新工作和1650亿美元的GDP。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的经济收益相结合，则共计产生260万个美国工作和2160亿美元的GDP。

此外，“中国制造”也降低了消费商品在美的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整体而言，美国消费价格由于中国较低的进口价格而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典型的美国家庭在2015年收入在56500美元；与中国的贸易让这些家庭节省了850美元。多年来美国经济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国民福利和贸易利益。

因此，美国从贸易战中未必能够获得更大利益。美国贸易依存度较低，其进出口占GDP比重为27%，因此其通过贸易政策刺激出口和减少进口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对于美国单边制裁和规则霸权的做法，中国始终表态将通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来防范贸易战的爆发和升级。中美一旦爆发贸易冲突，中国也已明确表态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性措施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美国出口的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16%的汽车、15%的集成电路目的地是中国。受此影响，美国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可能首当其中。

在全球经济中，如果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第一的美国与排名第二的中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还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相关贸易对象国。不仅如此，美国知识产权调查不排除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扩散。2016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6年《特别301报告》，就对73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价，将中国、俄罗斯等11个国家列入“重点观察国”名单，将瑞士、加拿大等23个国家列入“观察国”名单，知识产权领域的摩擦可能会在全球范围骤然加剧，全球将不得不面对以强硬的保护主义和高端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新一轮冲击，而这恐怕是一个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从中国角度看，必须深入研究美国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做出前瞻性预判，密切关注、系统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新动向，切实备好多层次的反制措施和国际协调机制。

五、重新定义中美经贸关系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
历史实践证明，中美双方都从经贸合作中获益，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之下，双方均从经贸合作中获平衡利益。从长远发展看，中美应重新定义“贸易平衡”关系，着眼于创造中美经贸发展空间，丰富经贸内涵，提升未来双边关系的潜力，开启中美经贸新模式。

第一，中美“贸易战”博弈应着眼于大格局。
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利益融合更加深入，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融的格局。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关系，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对当今以及未来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繁荣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
从方式选择上看，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政策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而判断不同形式贸易战会达到何种强度，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则决定着中国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与之博弈。“贸易战”本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要准确估计贸易壁垒大幅变动的影响则比较困难，甚至在得失方向上也容易计算失误。中美贸易战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战有本质差异，研判的着眼点不能局限于计算贸易额的得失，而应该是中美互动对国际贸易秩序的深远影响。

第二，重新定义中美“贸易平衡”的内涵与外延。
从结构上看，美国贸易逆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竞争性逆差，日本的小汽车和欧洲的空客大飞机对美国的同类产业构成威胁，是需要认真应对的。二是资源性逆差，美国从美洲和中东进口大量的原油和从非洲、亚洲等地进口的矿产资源是逆差的重要部分，难以解决。三是补充性逆差，从中国、东亚、东南亚进口的日用消费品是对美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必要补充。
从本质而言，美国贸易赤字并非源自中国或任何国家的贸易倾销，而是源自美国长期以来的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原因复杂，不仅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选择有关，也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不应以“贸易平衡”为主线和核心基础，而应着眼于如何创造中美未来经贸的发展空间，积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基础，逐步消除结构性矛盾。未来双方应确定共同目标，确定经贸发展的合作领域，提升双边关系的潜力。中美作为全球重要系统性经济体，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未来合作潜力广阔。

第三，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贸易摩擦。
WTO在倡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同时也注重相对公平。在贸易规则设定时，WTO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允许通过运用非互惠原则等方式，让发展中成员在承诺、行动及贸易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执法水平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中美均为WTO成员国，当中美发生有关知识产权贸易的摩擦时，我们首先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Body，简称DSB）解决有关争议。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Faryar Shirzad曾经说过：“WTO确实约束了美国的单边行动，而且争端解决机制使得美国采取单边制裁行动需要更好地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如果美国为保护本国知识产权和进出口贸易而采取违反“TRIPS”协议、侵害了中国经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利益的贸易手段时，我们可以根据TRIPS协议第64条的规定，运用WTO 协定附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简称USD）中第22条、第23条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以维护我国利益。

第四，坚决维护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积极推进新全球化发展。
推进全球化发展，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自由贸易，研究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共识和长期方向。全球化所建立国际分工体系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探索平衡全球利益分配和各国国内利益分配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以联合全球对没有顺差的国家和经济体，采取论坛和部长会议形式发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全球多边体制，反对通过单方面行动的方式损害顺差国利益的声音。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逆全球化既是对现有世界格局和体制的挑战，也给重塑国际规则带来新机遇。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动态调整过程中的推动力，通过从“全球化”到“再全球化”的调整来实现“新全球化”。

第五，立足中美经贸长远关系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
能否走出对全球贸易“零和游戏”的认知误区，能否认识到全球贸易2.0框架下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复杂交织的关系，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分析，不论是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FTAAP。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PP的收益则是TPP的2.5倍，构建FTAAP符合包括中美在内的亚太各国和地区的利益。因此，将FTAAP打造成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构建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六，按照“做大增量”的思路深入挖掘中美结构性合作潜力。
中美经贸未来发展重点应积极推进中美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整合，推动两国高技术市场深化合作是两国面向未来的互利选择。双方需要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类投资歧视性政策，以开放的投资政策以及公平公正对待所有投资者。共同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国家安全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提升规则透明度与公平性。尽快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推动市场双向开放，探索负面清单制度以及相关高标准的最佳路径，在条件成熟时启动范围更广的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加快推进中美基建投资、亚投行等多边开发融资体系，中美两国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如“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开发与广泛合作。特别是推进中美在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E-国际贸易等新经济领域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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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unching a new model of China-Us Eeonomic Cooperation and Reduce Trade Fictions
Zhang Monan
Abstract: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the mainstays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They are one of the key variables i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 and they are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both countries. Both countries are in a new historic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ow China and the US can achieve a new balance in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is a crucial issue for both parties.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redefine the “Trade Balance” relationship which should focus on opening up new areas of trade in the future， enrich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Sino US trade balance， and gradually eliminating structural distortion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n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bigger increment”， the two sides should draw up common trade cooperation goals for the future and in order to open a new mode of Sino U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Keywords：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Trade Balance”；The New Globalization；New Model of Sino US Economic and Trade
 
（责任编辑：晓　力）                                               责任编辑  q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