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区域经贸合作影响因素与路径探析时间： 2018-03-14信息来源：王素芹　作者：qgy_admin　责编：

摘 要：中国与拉美国家地理位置间隔遥远，文化价值差异甚大，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但是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共同诉求，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开展了双边、多边的合作。然而第三方力量美国的影响、拉美大国对合作主导权的顾虑以及双方经贸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对中拉区域合作造成困扰。为此，双方继续拓展经贸关系、推进务实合作、强化软实力交流，增进互信认知，实现互利共赢尤为重要。
关键词：中拉；区域经贸；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7）06-0105-07 收稿日期：2017-06-19
  作者简介：王素芹，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教授（郑州 45000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拉美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合作富有成效，双边贸易、国际投资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11月17日到23日，习主席第三次访问拉美，24日，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从战略高度全面阐述新时期中国对拉美政策新理念、新主张、新举措，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实现双方在经贸领域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互利共赢，从而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梳理中拉合作的现实基础，解析双方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而探讨中拉合作的可行路径。

一、中拉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经济发展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经济结构从粗放向集约过渡，逐渐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参与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广泛拓展。尤其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与拉美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在各领域进行交流、磋商与合作，并取得了积极效果。而中拉区域合作主导权的顾虑、各自利益诉求的不同、美国影响的存在、中拉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拉双方一体化合作形成制约。

1.中拉贸易投资持续增长，奠定了双方区域合作的客观基础
中国加入WTO，实现了经济与世界对接，成为世界制成品的生产基地。通过全球价值链，前期改革积淀的能量得到充分释放，经济外向性明显增强。而国际多边体制的困境、世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使得日益膨胀的新兴经济体不得不寻向区域合作和市场多元化，来解决资源和产品市场短缺问题。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后，左翼力量上台并打破原有合作思路，在美洲之外充满经济活力的东亚寻找合作伙伴，而潜力巨大的中国成为拉美国家的聚焦点。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合作基础上，展开了速率比较大的经贸合作。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拉双边贸易额仅为13.3亿美元。到200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26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7%。2008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确立了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明确了具体的合作领域，致力于与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拉美成为中国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4年已增至2636亿美元，2016年有所回落，仍达21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6%，约为1980年的163倍，2000年的17倍（见图1）。中国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巴西、智利、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阿根廷、古巴、乌拉圭、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已为中国的重要能矿产品、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进口来源地。中拉在巩固以往贸易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双方经贸合作，创新经贸合作模式，将使合作更获持续性的发展。
     
    
除了贸易，中国在21世纪对拉美的投资合作势头不减。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起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但在2009年恢复增长势头。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数据，截至2015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为290亿美元，较2014年105.5亿美元相比增长近3倍，达到2010年以来最大规模。从存量上看，至2015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为1263.2亿美元，占总存量的11.5%，拉美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投资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秘鲁、阿根廷等主要拉美国家或地区，投资领域从农矿传统领域逐步向制造业、电力、农业和金融等领域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拉合作的亮点。除了直接投资外，中国对拉美提供了融资支持。目前，中国对拉美融资安排总额大概有880亿美元，包括对拉美优惠性质的贷款、中拉基础设施优惠贷款、中拉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国巴西产能合作基金、中国对加勒比优惠性质贷款等。同时中拉双方银行机构在对方互设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也为中拉经贸合作增添了新动力。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位一体的中拉区域合作局面初步形成，成为双方务实合作的核心（见图2）。
          
  
2.经济的优势互补性强，是中拉一体化合作的动力
19世纪末，欧美工业化相继进入工业化过程，对拉美的资源形成巨大需求。拉美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初级产品出口，积累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经济危机的波及，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外向型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便转向进口替代战略，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推动了城市化建设。到80年代，开始经济转型，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拉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直到进入21世纪，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拉美国家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纷纷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参加全球的价值链分工，将目光投向东亚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由吸引外资和技术到世界工厂，逐步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上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并具备了涉外投资的竞争能力。中拉之间经济互补性明显，拉美能源、矿产、农产品具有优势。中国则面临发展进程中的资源、能源不足的矛盾，对拉美各种资源有着持续的市场需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拉美贸易条件恶化，而对外脆弱性、结构异质性等痼疾，导致地区经济萎缩下滑，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对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合作形成发展合力，摆脱当前经济发展的困境。经过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国，结构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国内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的矛盾现象，目前正在实施供给侧改变，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向外转移产能，拉美要提升制造业能力，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中国富有外汇储备，且具备了基础设施建设成熟经验和成本优势，正寻求投资方向多元化，而拉美正需要解决经济发展融资难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中拉经济上的互补性，是推动一体化经济合作最大动力。

3.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一体化合作的内生驱动力
20世纪50年代受结构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影响，拉美为了提高区域凝聚力，增加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充分借鉴了国际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和模式，探索推进区域双边与多边合作。在区域层面，成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拉美经济体系、拉美一体化协会等，在此区域层面，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加勒比共同体等组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拉美国家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一体化发展进入调整和开放阶段，开始与区域外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合作。在跨区域合作上，拉美国家致力于开展多边外交，注重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寻求与不同的合作力量，构建有利于本地区及本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努力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进入新世纪，拉美一体化不断整合创新，2011年12月覆盖地区所有33个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和2012年6月太平洋联盟的组建，标志着拉美一体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新的水平。具体而言，拉美国家通过贸易一体化加强总需求，以弥补发达国家留下的需求缺口；通过生产一体化，重组价值链参与国家分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金融一体化，培育增强金融实力，抗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近年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加快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1991年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亚太贸易协定》《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等。除此以外，还积极与拉美国家展开合作，到2016年底，我国已与拉美主要国家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等9个拉美国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别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运行情况良好，乌拉圭也向中方提出开展自贸区合作。此外，还参与拉美已有的区域组织（见表1）。2004年5月，中国成为美洲国家组织第60个观察员，2009年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成为该组织的第48个成员国。中拉双方通过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在其经济发展中的襄助效应，而且中国市场巨大、资金充足和技术先进正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对于中国合作态度更为积极。2015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正式启动，标志着中拉由双边关系向整体合作的过渡。
             
 二、中拉经贸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制约因素
1.美国在拉美影响力的沉淀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美国对拉美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根深蒂固，其影响将长期存在。美国在19世纪推行的门罗主义和后来的泛美主义，将拉美视作自己的后院，进行政治、安全、经济等诸多领域干涉，进而达到长期控制拉美。在经济层面，美国一直是拉美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投资大国、第一大援助国，美国与拉美各国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下降，但基于经济对美国比较高的依存度，拉美国家采取了务实的策略与美国维持正常的经贸往来。随着中拉关系的日益密切，合作机制的建立，必然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一是中拉政治、经贸、能源合作可能对美国在拉美的地缘政治安全受到影响，比如古巴等加勒比国家、巴拿马运河所在的中美洲对美国地缘安全至关重要。二是使美国有可能失去拉美原材料产地、资本输出地。三是拉美借助与中国的合作，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为此，美国不会坐视中拉关系持续升温，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重新调整与拉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如利用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介入该国内政，扶持反对派，企图在拉美搞“颜色革命”。201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式做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的表态，美洲国家间在平等伙伴和共同责任之上建立关系；2015年美国实现与古巴关系正常化；2016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古巴等等，都彰显美国对拉美地区政策强化的倾向。在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拉合作的加强，便被美国政界和学术界视为“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的触角伸向拉美的意图不仅在于获取原材料，如同中国进军非洲一样，中国还有其更加复杂的政治意图”，声称中拉整体合作是中国在美国“后院”实施的反制战略，是对美国实施围堵等，这些对正常合作关系的扰动噪音，势必影响中拉认知过程。

2.对中拉区域合作主导权的忧虑
从全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区域合作发展顺利的一体化组织，都在建立之初解决了主导权问题，如欧盟前身欧共体最初便确立了德法为轴心国，北美自由贸易区确立了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而缺乏主要力量推动的区域合作，却无法实现一体化所确立的目标，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尽管建立近30年，因为合作机制缺乏主导权问题，一些自由贸易的实质性内容无法推进，甚至半途夭折，大大延迟了一体化进程。在一体化合作中，由于合作行为主体的力量并非对等，各自合作意愿强弱、经费分担和收益多少不同、在框架构建与机制建设的作用大小不同，需要由主导国出面协调，这就涉及由谁主导的问题。根据中国与一些区域或国家建立一体化组织的情况看，1+X是中国惯用一体化合作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中，东盟国家作为整体力量处于主导地位。而在“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处于主导地位，非洲国家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迎合中国的主张。在中拉经济合作机制中，一些拉美的学者和政界人士疑虑拉美是否会复制中非的做法而使拉美处于被动地位，认为拉美无论是经济体系和能量水平，还是科技教育法制程度都不同于非洲，在一体化合作中要与中国以平等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中非模式的重现。另方面，在拉美区域一体化合作中一些大国，担心日后中拉经济合作自己领导角色受到挑战。如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凭借各自主导的次区域组织，力图在拉美地区合作中充当火车头。中国与拉美一旦步入合作的实质过程，中国元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镶入和渗透，原来一体化的成员在与中国合作中会减少对自己的依赖性，从而削弱其地区大国的影响力和作用。

3.中拉经济合作不平衡的制约
近年来中拉经贸合作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结构不平衡矛盾凸显，成为影响双方一体化合作的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集中少数国家，整体合作效应不明显。2013—2015年双边贸易额前十位的国家几乎没有变化（见表2），只有个别排序发生变动。2015年，中国与这10个国家双边贸易合计2169.8亿美元，占中拉贸易总额的91.7%。其中前三位的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对华贸易总额高达1473.2亿美元，占中拉贸易总额的62.3%；巴西一国独占30.3%。2016年，中国与三国的贸易额占中国和整个拉美地区贸易总额的六成以上，而其他国家占比甚少，中国与拉美经贸国别不平衡，影响拉美整体合作的进程。
       

从商品结构来讲，向拉美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较低的机电、化工、纺织品等制成品，进口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基于工业制成品换取原材料的贸易模式提升了拉美经济伙伴的出口贸易专门化程度，从而加强了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体现出拉美对华贸易结构不平衡。这种经贸结构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再初级产品化，初级产品占拉美国家出口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4提高到现在近一半左右。虽然拉美国家借助中拉经贸关系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但由于拉美多数经济体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价值链参与较少，使得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产出主要面向本地市场，难以借助价值链进入更广泛的市场。在拉美出现信用收缩和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下，拉美市场的收缩进一步限制了中拉经贸合作的空间。中拉经贸结构不平衡，引起了拉美有关社会群体对双方经济合作的误解和担忧，有些拉美人士担心中国制成品会给拉美带来负效应，加剧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进口需求对过去10年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财政收入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但拉美地区在工业化政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从长期来看，这对拉美的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一些学者对中拉经贸关系是否是“双赢”提出质疑。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分布在少数国家或地区。至2015年底，中国投资90.3%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集中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两大避税港。除去两大避税港外，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国，约占总存量的57%。其中巴西占比最大，仅2010—2013年间就接收了5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采矿、钢铁、食品和饮料以及制造业等领域，表3是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
          

中国对拉美投资过于集中于少数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从投资覆盖率来看，至2015年底，仅为67.3%，低于对全球近80%的平均水平，因此可以说中国投资虽然给拉美带来经济上的增益，但很多国家并没有享受到中国投资带来的红利。还有观点指责中国制造业对拉美投资中技术转移比例较小，给当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还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只追求在拉美的投资规模，对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不足等。这些基于中拉经贸结构失衡对中国的微词，势必成为在拉美进一步扩展合作的困扰。

4.拉美国家对“中心—外围”模式的顾虑
从史学角度看，拉美地区长期沦为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在拉美三百多年殖民统治，19世纪初在拉美迎来独立运动高潮之时，美国通过发布《门罗宣言》确立了其独霸美洲的目的，美洲变成了美国人的美洲，并凭借军事手段控制了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此后，拉美沦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长期处于“中心—外围”模式中“原材料—工业品”的边缘地带，这种贸易形式被已故拉美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认为直接导致了拉美的贸易条件恶化。近年来，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中呈现出对拉美国家巨大的初级产品需求能力，表面上，拉美历史上贸易形态与中拉贸易现状相似，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拉贸易中，拉美国家不再是过去英美附加不平等条件的贸易往来，而是在中国倡导的务实合作、共赢互利精神下，以平等的政治姿态，以公平的贸易价格自愿与中国进行贸易。拉美在与中国自由贸易中实际上改善了贸易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与历史上拉美地区各国同欧美国家的处于不平等贸易条件下被剥削的贸易关系截然不同。但表面相似的贸易方式使得部分拉方人士将“中心—外围模式”当成是中拉贸易现状存在担忧甚至是误解。中拉双方国土相距遥远，加上语言障碍（拉美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双方交流少，使得“中国对拉美经济殖民”“初级产品供应者”等在拉美地区颇有微词，从而干扰了中拉自由贸易的正常发展。另外，在中国产品巨大的竞争力面前，一些拉美主要新兴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面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产品普遍信心不足，其国内长期进口替代时期建立的某些产业部门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在自由开放条件下竞争会遭受冲击，对中拉经济关系深化可能带给拉美“荷兰病”的前景甚为忧虑，对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乃至签订协定产生迟疑不决，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拉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三、中拉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
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拉美地区资源需要下滑，中拉合作正面临结构性转型升级。为此，新形势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结构调整与升级，方能实现中拉合作互利共赢的格局。

1.增强中国与拉美双边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
中拉在经贸合作基础上确立了贸易投资的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中国提出了构建“1+3+6”（“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合作规划，实现各自发展战略对接；“3”是三个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产业对接）的合作新框架及中拉产能合作的“3×3”（共建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行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新路径。推动中拉经贸结构转型，突破双方经贸关系的互补性。贸易上，拉长进出口数量和种类的张力，扭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贸易额的负面效应；扩大附加值高、低污染、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尽量减少与拉美国家同质竞争产品的出口，促进双方贸易从产业间向产业内转移；推行出口与进口并重的政策，适度扩大对拉美国家的贸易开放，增加拉美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进口，实现对中国出口的多样化，降低拉美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在投资上，在传统的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合作基础上，促进对拉美的制造业投资，增加基础设置投资，通过产能合作，使拉美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依赖，使投资在中拉经贸务实合作中成为新增长点。金融上，创新金融合作模式，充分发挥金融引擎作用。中拉应以产业为依托，走政府信用与商业信用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专项贷款、优惠贷款、合作基金、共同融资等方式，创新金融工具，拓展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深化双方在本币结算、联合融资等合作，为中拉贸易投资结构转型及经济发展服务。扩大人民币在中拉贸易投资领域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优势职能，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以及稳定拉美金融市场的需要，并为中拉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基础。

2.以现有合作模式为基础，构建开放务实的合作机制
基于拉美国家成员国差异性，不仅要与拉美大国战略发展互补，还要兼顾与拉美小国的共同发展，实现多方的互利共赢。目前，中国与拉美双边、地区一体化组织和次区域合作关系是中拉区域合作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以中智、中哥、中秘三个自贸区为基点，积极主动地向尚未签订FTA的拉美国家沟通和联系，条件成熟的国家（对中国政治友好经济联系度高的拉美国家）启动FTA谈判工作。另外根据贸易合作程度选择相关产业进行FTA谈判，然后逐步辐射其他产业及领域，达成广泛的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实现由双边逐步到多边，从某产业逐步到多产业的方式，以点连线，以线网面，形成良性示范效应，最终与整个拉美地区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同时中国可利用同拉美次区域建立的对话机制，如1990年与里约集团建立的对话机制，1997年与南共市建立的对话机制，1999年与安第斯条约组织建立的对话机制等，支持拉美次区域一体化的稳定发展，并根据次区域不同特征，通过机制安排强化多边组织互动，推进经济和贸易的便利、自由化。再者，“中拉论坛”是超越双边关系之上的整体合作机制，一方面需要与关键大国通过协调来推动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有效运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双边沟通协调在合作中难以避免的利益关系，化解局部竞争梗阻，促进整体合作进程。此外，建立更为有效的联盟机制，如中拉事务磋商机制，在国际事务、国家安全、社会管理等多项事务不受限制地沟通信息，使双方利益诉求透明化，缓解中拉国家之间的敏感问题，减少因误判而出现的战略牵制。此外，“制度契约”作为区域一体化合作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一体化进程中起着约束作用，中拉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借鉴一体化实践比较有益的经验，通过刚性的协定或协调机制，比如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和日常办事机构，建立秩序、形成制度使双方共同利益的得以保障。

3.增进理解与认知，强化软实力交流
与快速发展中拉经贸合作相比，中拉人文交流显得滞后。发展软实力，中拉双方增进人文交流，深化信任与认知，文化价值理念上相互欣赏、互学互鉴，才是可持续合作的根本。一是加强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交流。发挥全国对外友协桥梁功能，促进友好城市缔结，增进地方政府间的交流。自1983年北京与利马建立第一个友好城市以来，中国与拉美的17个国家的56个省95个城市共建立了151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尤其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结成的友好城市（省州）达到了110对。在地方政府层面，双方存在不同区位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优势的交流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寻求适合的互动对象，建立沟通渠道，强化交流。二是建立智库、高校及企业良性交流机制化。中拉智库对话机制目前有：201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联合组建的“中拉智库交流论坛”；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拉丁美洲研究所与拉美主要国家“中国问题研究网络”联合设立的“中拉学术高层论坛”，作为学术界交流平台，为中拉一体化合作提供重要智力支持。中拉双方高校之间建立交流机制，利用高校教学优势资源就师生交流进修、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进行合作。可组织多种经贸交流会或洽谈会，促进中拉企业直接对接，既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也有利于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三是充分发挥民间行业组织的桥梁作用。侨民协会比较客观评价中国和拉美国情以及中拉关系现状，通过不同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所在国的决策过程，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一方面加大侨办工作的力度，调动侨民积极性，通过侨民团体促进中拉双方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与拉美侨民在华社团加强沟通与联系。四是继续挖掘孔子学院教育角色潜能，除了汉语推广外，增设中华文明史和改革开放中国国情的课程，宣传中华“和合文化”的多元、开放、包容的理念，加深双方各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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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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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EPAL，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6［R］.Santiago de Chile， Junio de 2016，p.22.
［6］Derek Scissors，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hina


Analysis of Sino-Latin American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ang Suqin
Abstract： China is located far away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there is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value, so they do not have the basi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Sino-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tructure is complementary and they have common pursuit of narrowing the gap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y have conducted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However, the third party’s strength, namely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big powers’ concerns of cooperative dominant power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the imbalance of bilat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have all caused troubles for the Sino-Latin Ame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So it is very imperative for Sino-Latin America to continue to expan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promote pragmatic cooperation, strengthen the soft power for communication, enhance mutual trust in order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Key Words： China and Latin;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晓 力）                                               责任编辑  q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