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坐标点上的世界与中国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董小君 作者：admin 责编：
——新一轮经济周期拐点及发展潜力分析
危机过后，世界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中国经济亦将站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从全球及中国经济运行中周期看，“十二五”期间已经成为世界和中国经济战略的“标志时间点”。那么，“十二五”期间，世界与中国将处在什么样的时间坐标点上？在新一轮发展周期里，世界和中国发展潜力如何？
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与增长的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预计在２０１０年结束，危机过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在重大调整中将逐步走向再平衡。
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可划分为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等三种类型。短周期主要与库存投资的变化有关，平均波长为２—４年；中周期主要与固定资产设备投资有关，平均波长为 ８—１１年；长周期主要与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有关，平均波长为５０—６０年（其中前２５年为周期的繁荣期，后２５年为周期衰退期）。
从时间跨度和经济周期运行规律看，从１７８２年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已经历了五个长周期的变化。至今为止，“长波”Ⅴ尚未结束。２０１１年后，世界经济将处于长周期中的后２５年衰退期。从经济中周期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范围内“危机十年一轮回”的中周期特征极其明显。如果按照经济中周期预测，从１９８２年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大概经历了３个中周期，最近的一次中周期开始于２００２年，按时间推算，“十二五”初期恰恰落在第三个中周期结束和第四个中周期繁荣启动阶段。由此我们预计，未来５年，世界经济将进入下一个中波周期的景气阶段。如果按照短波周期预测，世界经济在２０１１或２０１２年将进入恢复增长阶段。
新一轮发展周期里的全球经济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需求层面看，一是发达经济体需要更新基础设施和加大新能源投入，这将全面带动市场需求。目前美国大部分基础设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应对大萧条所建，危机过后，美国面临大规模更新建设的投资需求。二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能够带来新一轮的发展。目前新兴经济体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等待转移，远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更低。
可以说，未来１０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城市化时代，根据联合国预测，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３０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４．４６亿增加到１０．１５亿，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３．０４亿增加到 ４０．２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动庞大的市场需求。
从供给面上看，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由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投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资本增长为前提的，资本赢利能力的强弱及其现实赢利状况，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危机后，低利率环境和金融市场重新恢复活力，必将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二是劳动力供给状况。在劳动者同生产资料数量、结构相适应的条件下，劳动者数量与经济增长成正比。２０２０年前，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人口红利”期，这将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劳动供给因素。三是资源利用效率。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是资源紧张的一个主要因素，未来５年发达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将取得新突破，全球可望在低碳排放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上取得突破，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借此挖掘新一轮经济增长点。
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与成长的潜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经历周期性的挑战。从中周期看，我国自１９５３年以来大致经历了９个中周期，目前第９个经济周期正进入低谷阶段，预计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将是我国第１０个经济中周期。从短周期看，“十二五”即为新一轮５年的短周期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与潜力依然较大。
从需求来看，“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
一是中国依然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十二五”还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期，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只有４４．９％，距全球平均数５７％尚有１２个百分点的差距，我们还有５５％左右的同胞生活在乡村。根据未来一定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估算，我国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３０年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分别达到４０％、５０％和６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将全面带动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居民消费和农村人口就业等方面的发展。
二是中国人的消费结构也面临着升级。“十二五”期间，中国进入到了新的自主性的经济增长周期，其动力源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和消费主义浪潮的兴起。２００８年我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正是消费升级的起跑线。２００９年中国人均ＧＤＰ预计达到３５００美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０年《社会蓝皮书》中预测，到２０１０年年底，中国人均ＧＤＰ将接近４０００美元。中等收入阶层较集中的沪、京、粤、浙等沿海发达地区，消费结构升级表现尤为明显。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结构性推动力。
三是技术升级潜力巨大，将激活外部需求。危机过后，利用商品首次拥有率提高的机会会逐渐消失，但新兴经济体对消费品需求，会出现一个从低价向高价品牌“升级”的新现象，我国可利用机遇，加大技术升级力度，在满足新兴市场对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需求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从供给来看，“十二五”期间，中国供给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资金面依然相当坚挺。一方面，国内的高储蓄率必然带来高投资率。中国的高储蓄率全球闻名，截至２００８年底中国的储蓄率为５１．３％，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储蓄率达到５５％，预测中国储蓄率到２０２５年左右才开始下降。高储蓄率能够直接改善金融环境，从微观来看，它能够帮助形成低利率环境，从而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从宏观来看，它能够改善国际收支情况，让经济体有能力低估本币，从而借助成本优势扩大出口。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的ＧＤＰ平均增长速度９．７％，这个速度主要是投资带来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将吸引外部资金的不断流入。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做到稳定周边国家和周边市场，那么人民币很可能在周边空间成为一种主导货币。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对外部资金流入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增强。在未来的１０年内，全球的跨国投资将会保持向上的走势，而在所有的投资东道国中，中国毫无疑问地成为大型跨国公司的首选。
二是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的获利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２０２０年前，劳动人口为９．２３亿，预计到２０１７年峰值时达到１０．０１亿人。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仍是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
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出口更具竞争力。危机过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除了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优势，其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完善。在消费品出口上，大部分属于生活必需品或低端产品，具有很强的刚性需求，可以不断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市场份额；在投资品上，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诸多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等也在打入发达市场，提高市场份额。预计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出口增长仍然可以维持１５％左右的年均增速。国内需求提升将会加大进口力度，进口贸易可望保持１５％—２０％的年均增速。按此速度，我国可望在２０１２年成为全球第一商品贸易大国，２０１５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责任编辑： 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