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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时间: 2014-04-22信息来源:柏晶伟 作者:admin 责编:

 

  

      ■对话嘉宾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  迟福林

      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再次提出,意味深长。虽然我们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下避免了经济的大幅度下滑,率先实现复苏,但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向消费大国,寻找新的改革出路。

      终结出口投资主导模式

      迟福林:中国过去30年成功地抓住第三次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到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变化使这一出口导向模式正处于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口。

      中国经济时报:是这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为中国转变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契机。外部市场的变化正左右着中国的出口。显然,外需萎缩对中国十分不利。

      迟福林:后危机时代外部需求的萎缩是中长期的。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正是发达国家。尽管国际金融危机最恐慌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得到控制,但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冲击远未结束。无论从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演进的态势,还是从本国中长期发展的要求看,这种模式都应当终结。

      中国外部市场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例如,2009年1—11月,我们对欧盟出口2118.3亿美元,下降21.8%,对美国出口1986.1亿美元,下降14.8%,对日本出口874.4亿美元,下降17.6%。

      如果我们继续实施出口导向的战略,其成本将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时报:显见的事实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2009年—2010年,我们就连续遭到轮胎、无缝钢管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迟福林:在G20伦敦峰会上,成员国皆承诺不在2010年之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承诺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约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的情况。

      中国出口导向的高成本还在于,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在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第一,受到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欧美发达国家,过去数年金融业发展严重泡沫化,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积累了大量风险,其发展回归实体经济已成定局,进而会替代中国部分出口产品。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特征。但新兴经济体多数采取出口导向模式,一些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中国。第三,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还将伴随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许多产品是在高碳排放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将引起欧美国家的抵制。

      况且,作为一个13亿人的大国,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必然会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使本国经济发展暴露在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之下。这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时报:同样,单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人们常讲的一句话是,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在过去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短缺经济的问题。但这种模式目前开始面临生产过剩的挑战,并不断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

      迟福林:由于前几年出口形式较好,产能过剩的危机被掩盖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再希望通过外部市场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确实不现实。

      投资主导模式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当前,中国已有210种工业品产量全球第一。例如,中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钢产量大国。

      更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低端制造”也一直饱受诟病。由于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严重不利地位。

      所以,出口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必须终结。

      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发展理念。

      迟福林:就是要转变增长主义的发展理念。过去,我们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解决庞大的贫困群体、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采取必要的措施做大经济总量是一条现实的路径。所以,奉行增长主义不可避免。在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得当的情况下,增长主义能够在短时期内带来社会总产品的极大丰富。这是被历史证实了的。

      但增长主义难以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增长主义下形成的经济、社会、行政体制,客观地说是形成发展新阶段矛盾的制度根源。

      第一,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

      第二,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为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中央地方分税的财税体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和稳定的财力。

      第三,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

      第四,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增长主义下形成了政府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一整套政策。上级政府确立一个量化的发展目标,再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各级官员身上,GDP的增长成为官员考核升迁的最主要考量指标。正是在这一理念下,形成了当前以GDP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和干部升迁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又反过来强化了增长主义的理念。这种增长主义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往往倾向于为GDP让路,这不可能不积累许多社会矛盾。   

      改革需要寻求新突破

      中国经济时报: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新阶段的突出矛盾,意味着中国必须找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

      福林:发展对改革出题,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这是中国转型与改革的基本逻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方式转型提出挑战,也使中国改革再次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

      中国30年前开启的第一次转型与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今天,面对发展方式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不得不面临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经济时报:请具体谈谈。

      迟福林:这些年,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增多了。从2003年的SARS危机以来,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改革患上“综合疲劳症”。

      在我看来,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供给与改革需求不相适应。发展方式转型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但改革对新矛盾、新问题的回应能力不够。

      新阶段的改革已不仅仅是就经济体制而论的经济体制,不是简单的完善体制,而是要把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应当看到,人们对改革的不满意,集中体现在对发展方式的不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阶段的改革,主要在于解决发展体制的创新问题。

                                     责任编辑: 万千